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3月3日，民主党总统初选迎来了14个州以及美属萨摩亚同天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共决定了1344位承诺代表的归属。虽然就产生代表数而言，此次“超二”并未刷新2008年2月5日“超二”（22个州以及美属萨摩亚初选并产生1681个代表）的历史记录，但从结果上看，这场“超二”足够“超”，也会让不少人感觉很“二”——至少我是如此感觉——估计也很快会被当作经典案例写进关于政党或者选举政治的书籍。
2月29日在南卡罗莱纳州翻身的拜登可谓席卷“超二”，不但在原本被认为稳拿的南方各州正常乃至超常发挥，而且还在马萨诸塞、明尼苏达以及缅因州收获意外之喜；桑德斯却仅仅在四个州位列首位，不但没有在加州实现压倒性优势，甚至在家乡州佛蒙特的支持率也从四年前的86.1%锐减到51%。有媒体复盘后认为，以县一级来看，桑德斯在多个2016年曾经赢过的县都没有稳住，而且他号称的超高投票率也并未兑现。于是，“超二”之后，拜登奇迹般地回到了一个月之前领跑的局面，桑德斯紧随其后。落在两人组成的第一梯队之后很远的布隆伯格和沃伦分别在一天后和两天后知难而退，史上最拥挤嘈杂的民主党初选瞬间安静了下来。
当桑德斯在艾奥瓦（几乎与布蒂吉格打平）和新罕布什尔搭上“顺风车”之时，甚至是更早几个月布蒂吉格、沃伦、桑德斯在揭幕战州民调中接力式领先之时，抱着对拜登选情惋惜的心态，很多人都会提到1992年克林顿的南方逆袭，将所有希望都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非洲裔选民身上。选情似乎真的如此上演，但给我的感觉是，拜登的逆袭在很多意义上都超过了当年的克林顿，甚至其意义会超过2020年大选。
|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人乔·拜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新华社 资料图
谁还敢说拜登“白等”？
拜登不是“白等”！——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发出了类似评价，深感问题严重了。拜登……“白等”……这种调侃，我自以为是自己先公开说、公开写的，当然也就很容易成为同行们批评时拿来用的“标题党”。
去年4月拜登正式宣布参选之后，民调一路大幅度领先，甚至能达到第二位桑德斯的两倍。这么早就跑出来一个“王牌”或者“正主儿”，很像2016年时的希拉里，大有“准在任总统”谋求连任的意味。相比于前两次的白宫尝试，古稀之年的拜登等来了人生中的最佳机会。好饭不怕晚，但拜登凭什么呢？
试想，这么一个长期以“喜新厌旧”为荣的民主党真的可以接受一个混迹华盛顿44年、最近三年才赋闲的老派政客吗？
基于这些疑问，我的感觉是，拜登超高支持度来自于他八年副总统生涯的高认知度，进一步说是来自民主党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极度反感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对奥巴马时代的恋恋不舍。
或许，当选民在民调问题时说出拜登的名字时，他们头脑中跳出的那句潜台词是：
当初要是他出来选，或者她当选了，该多好……
这是一种幻象，也算是刻板印象。当真的开始选举投票，民主党选民真正去了解更多选项时，如果他们在注视着某位参选人时感受到了奥巴马式的振奋与激动，他们是会转换自己的支持偏好的，届时拜登的绝对优势就一定会出现松动。于是，才有了那句“拜登没准会是‘白等’”的调侃。但现实的情况是，并不是拜登“白等”了，而是选民“白等”了。
现如今，拜登逆袭回归C位，那还算“白等”吗？如果问我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笑而不答。我又没有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的“水晶球”，更没有2016年押宝特朗普的运气；但一定要作答的话，我还是会低声喃喃：没准还是“白等”。
之所以说此次“超二”比1992年更有教科书意义，是因为拜登的逆袭“顺风车”来得太风驰电掣了。2月29日到3月3日，4天时间内，民调从落后桑德斯11个点的18.8%升至领先桑德斯1个多点的27.5%；4天时间内，艾奥瓦胜出者（布蒂吉格）和《纽约时报》背书者（克洛布彻）先后退选并现身卖力力挺，多位民主党建制派的背书都有了下饺子的劲头……
翻回28年前，克林顿的逆袭大概是通过3月3日、10日、17日三个“超二”即两周左右才得以积累达成的，而如今年长克氏四岁的拜登才用了四天，这又如何解释？难道是拜登在短短四天之内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果拜登还是那个拜登的话，到底什么变了？
当然，你可以说是选举结构变了，温和建制派的战场被清理干净了，拜登成为了唯一的“共主”，但是什么驱动了这种分水岭式的变化？我觉得，最为关键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党太想把特朗普赶出白宫了。要务必实现这个目标，民主党就必须找到一个最稳妥的人选。一面是誓言要打碎一切的激进派，一面是在南卡被证明可能稳住非洲裔这一基本盘的稳健派；一面代表着燃烧一切的未知领域，一面是很容易让人回忆起“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的幸福岁月。选择显而易见。
或者说，建制派精英、非洲裔选民以及稍晚作出决定的大量民主党选民，是在两种恐惧之间倒向了拜登。第一个恐惧是特朗普再做四年，第二个恐惧是桑德斯完不成消灭第一个恐惧的任务。与开放式选举相比，第一种恐惧的存在本来就比较特殊。常规的逻辑应该是，谁更可以当选，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瞄准既定目标的任务，即谁能消灭第一种恐惧。当然，特朗普带给民主党的超常规厌恶无时无刻都在加深关于第一种恐惧的迫切。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面对桑德斯时，民主党很快团结到了一个更加务实的逻辑上：为了消灭第一种恐惧，必须先消灭第二种恐惧。在“超二”当中，拜登在马萨诸塞、弗吉尼亚的胜利被认为其完全可以将桑德斯的支持者揽入怀中，拜登的这般“光谱”魅力何来？
面对这样一个从2016年希拉里对桑德斯到如今的佩洛西对AOC（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美国会众议员）等多种分歧性观点相互冲突、至今仍面对道路选择的民主党，怎么会快速出现一个“全光谱”的“通吃者”？拜登通吃的理由只能是因为这些选民的判断不仅仅来自于政策或好恶，而来自于恐惧。
问题是，相比于桑德斯而言，拜登似乎更像是抵御恐惧的良药，或者是慌不择路之间的救命稻草，但实际药效到底会是什么？如果没有优质人选参与，选举很容易成为一种无奈的比较。只有两次比较的标准一致，才能保证初选人选在大选中具有竞争力。但特朗普的存在，降低了比较的标准；而桑德斯的存在，又让首次比较时的标准脱轨了。
奥巴马的“两个分身”
3月3日“超二”之后，拜登和桑德斯步入“双人赛”阶段。未来一段时间，若是桑德斯版的逆袭计划无法在3月剩下的两个“超二”奏效，拜登就完全可以直接进入大选模式；要是两人持续势均力敌、互有胜负的话，在数学统计意义上最快也要到在4月28日（即决出全部承诺代表的86.9%）到5月19日（即决出全部承诺代表的94.4%）之间才会有人提前锁定提名。
|布隆伯格3月4日宣布退出竞选角逐，转而支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获得民主党党内提名。新华社 资料图
当然，由于布隆伯格和沃伦的退选，拜、桑两人的代表票最终无人过半的情况几乎没有可能，进而771位“超级代表”也就失去了在7月中旬的密尔沃基的第二轮投票中粉墨登场的机会。
此外，说句题外话，我不觉得，今天的“超级代表”们会有胆彻底颠覆各州民意的结果：试想，如果桑德斯领先但不过半，他们保送了拜登，那又该如何安放桑德斯派呢？当然，这个几乎不会发生的情况还有一个前提，即在两人确定代表不倒戈的情况下，桑德斯相对于拜登的优势在771个代表之内，这也是小概率叠加的问题了。
抛开技术流不论，从四年前的希拉里对桑德斯到如今的拜登对桑德斯，简直就是奥巴马政府对桑德斯。这是历史巧合，还是当前民主党的某种必然所致？我的答案是后者，或者说是后者造就出的前者。
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从“911”到金融危机，无疑需要变革，而2008年接下重担回到椭圆办公室的是民主党人奥巴马。这位首位非洲裔总统的历史意义绝对不仅仅在于肤色，他更像是一个民主党政党生态历程中的关键汇集点，是一座桥梁，兼具了新民主党人的发展与进步民主党人的普惠，平衡了传统的理性与革命的激情。于是，在这八年中，传统民主党人的议程得以延续，而激进派也在加速生长。
并不像小罗斯福那样幸运，由于任期限制，可盐可甜的奥巴马不得不在任务未完成时离开驾驶位，美国的变革暂时停在了十字路口。民主党这边，希望接下来竞争上岗的两个人选风格迥异，一个坚持大路慢行，一个一会儿说要试试新路、一会儿又要提高车速。其实这些事情在过去八年里奥巴马都试过，他懂得切换模式，但这两位却代表着奥巴马的不同模式。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结果：下一段路的司机成了那位奉行“本土主义”、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
或者说，在2016年以来，希拉里和桑德斯或者如今的拜登和桑德斯，分别代表着奥巴马的“两个面向”或者“两个分身”，他们的分歧在于对奥巴马留下的国家变革方向持有不同的理解，并希望将奥巴马的“一个分身”最大化为唯一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去，无论最终谁获得提名，其实也只是奥巴马某个“分身”的胜出，而要再次握住方向盘或许都需要“分身”的合体。拜登代表着传统与经验，是一种更具“总统相”的存在，但即便他完成了赶走特朗普的既定任务，未来四年又要将美国带向哪里呢？
桑德斯代表着激进与新方案，但目前却同步深陷错位的困境：其支持者对其理念或新方案满意，但对桑德斯本人逐渐建制派化的身份越发难以接受，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桑德斯虽然与四年前相比势头更猛，但却雷声大雨点小的矛盾状态。桑德斯有自己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拜登要拒绝桑德斯方案。按照相关统计数字，正在参与到2020年大选之中的美国选民结构正在持续年轻化，至少40岁以下的选民将占到将近40%，该趋势在民主党中更甚。这样对比起来，拜登需要的是一个新方案，而桑德斯需要的其实是一张新面孔，因而拜登推动整合的空间或许更大。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在告诉大家一个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能够有效整合本党力量的政治人物需要新方案以及与之匹配的身份定位。早在2007年，大西洋彼岸的观察者就送给还在竞选中的奥巴马一个内聚力爆棚的称谓，即“黑色肯尼迪”。这两个标志性意象的完美交织，对于民主党及其选民的吸引力难以想象。同理，同样是富翁，特朗普可以唤醒中下层蓝领的“美国梦”，布隆伯格却不能，差距就在于特朗普的草莽感与布隆伯格的贵族气。
而今，奥巴马可遇不可求，而后奥巴马时代下的拜登与桑德斯却缺少彼此，这是当今民主党的一个巨大困境。所以，无论谁获得提名，现在民主党真正要深思的，不仅仅是如何战胜特朗普，更是如何为民主党设定好应对国家变革诉求的战略议程，而这才是2020年大选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校准航向，只等对手沉没，当然也可以夺回白宫，那未来岂不是会更糟？
| 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6日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