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和战后秩序重建》是约翰·伊肯伯里2001年出版的一本国际关系名著，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并称美国战略研究的两大高峰。在中文本译序中，译者门洪华老师详尽介绍了伊肯伯里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对《大战胜利之后》做出了精彩导读和精辟点评。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现实。我读《大战胜利之后》，最大收获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冷战后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框架，产生的最大思考是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一、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战略

《大战胜利之后》的主题是赢得大战胜利的国际关系主导国在战后如何运用实力建立国际秩序，研究对象是主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伊肯伯里选取了1815拿破仑战争结束、1919年一战结束、1945年二战结束三个历史节点，剖析当时的主导国——1815年英国、1919年和1945年的美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分析影响战略效果的变量。

伊肯伯里概括，在战后关头，主导国有三个战略选项：权力战略，运用超强实力主导弱国和战败国；退出战略，退回本国专注自身发展；制度战略，运用强大的实力地位，构建一套类似于国内宪政的国际制度。从1815至1945年，主导国越来越诉诸制度战略。

除主导国的秩序建构战略外，主导国与次强国的实力对比和战后目标博弈、参与国是否为民主国家及其民主化程度、主导国的国内政治等，是影响主导国制度战略成效和战后秩序走向的重要变量。

1815年，英国试图运用制度战略构建战后秩序，愿意维系反拿破仑战争中形成的同盟，在大国协商程序中行事，以自我约束换取其他大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但由于次强国俄罗斯对战后秩序有不同设想，皈依基督教的沙皇亚历山大更愿意依靠共同宗教信仰维系的神圣同盟维持战后秩序，维也纳和会的参与国大多不是民主国家，英国议会不愿对维护欧洲大陆和平作出条约保证等，维也纳秩序只建立了半永久性的多边制度。

1919年，在威尔逊“十四点”的基础上，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战后秩序目标，包括推动德国宪政改革，向全欧推广民主，在民主国家联盟基础上创建维护普遍和平的国际联盟等。但由于法国、英国与美国的战后目标冲突，法国决心恢复欧洲均势，谋取对德永久性军事优势；英国虽支持国际联盟，但也主张恢复欧洲均势，对推广民主和殖民地自决缺乏兴趣。欧洲国家多为保守派当权而不是自由派执政。威尔逊面对国内孤立主义策略失当，参议员洛奇要求为美国加入国联设置保留条款，除非美国国会同意，否则美国不会自动承担保证其他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义务，而威尔逊坚决反对，结果参议院表决时失败，美国未加入国联。美国不仅错失了建立战后理想国际秩序的机会，凡尔赛体系还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火种。

1945年，虽然此后冷战爆发导致世界秩序未能建立起来，但由于美国采取了正确的制度战略，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秩序得以建立，并在冷战结束后体现出异常的稳固性，没有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重回均势或霸权秩序。

在回顾历史之后，伊肯伯里提出了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逻辑：在构建国际秩序过程中，主导国放弃了利用实力地位对弱国和战败国谋取长久优势的机会，通过对实力自我设限，与他国一样平等接受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约束，给予他国准入和发言机会换取其对制度和规则的接受，从而建立起类似国内宪政的国际秩序。随着时间变迁，秩序日益制度化，产生粘性，打破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昂，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主导国虽然限制了短期权力收益，但将获得长期制度回报，限制了其他国家未来所得，国际制度导致相互依赖的扩大，使得制度变迁更为困难，主导国即使在自身权力下降后依然能够享有权力。弱国短期免除了被强国主导或抛弃的危险后果，有机会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制度，但付出长远被制度约束的代价。伊肯伯里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国际制度使得权力行使更受约束和常规化，但也使之更加持久、具有系统性和合法性的的特征。鉴于权力的低回报和制度的高回报，权力最持久的国家是那些进行制度合作并通过制度使用其实力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伊肯伯里2001年出版这本书，针对的是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伊肯伯里不满小布什政府在处理伊拉克等国际安全和处交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做法，认为如此运用美国冷战后的超强实力并非明智之举。他借古讽今，通过历史研究和理论辨析启示美国决策者，继续留在多边秩序中，开展以美国为中心的“轮辐”式的双边外交，更有利于发挥美国的实力优势。

二、在权力、退出和制度战略之间摇摆的美国国际秩序观

《大战胜利之后》提出的主导国在大战胜利之后面临的三个战略选项：权力战略、退出战略和制度战略，反映了长期影响美国外交的三种传统，即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用伊肯伯里的理论框架分析，可以发现，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国际秩序观在权力战略、退出战略和制度战略之间摇摆。

克林顿政府采取的是制度战略，包括扩大北约，推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转型，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倡议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等。伊肯伯里认为，克林顿政府建立和扩展这些国际制度的目的，在于锁定处在制度转型中的前苏东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成果，引导它们向美国希望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方向转型，用制度化承诺来换取这些国家的持续改革。

不容忽视的是，克林顿政府也频繁使用了权力战略。据统计，“1990至1997年间，美国对外用兵共42次，年均5次，比冷战期间的年均2.8次多了近一倍。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美国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对阿富汗、苏丹、伊拉克和南联盟等国实施空中打击。”[1]  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对外使用武力最频繁的政府。

小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开启“大中东改造计划”，对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过度使用权力战略，受到伊肯伯里批评。

奥巴马政府重视制度战略，推动将 G7扩大到G20峰会，召开全球核安全峰会，发起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牵头达成《巴黎协定》，启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等。

特朗普政府则是退出战略的代表。他领导了美国密集“退群”“退约”，被认为“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慕尼黑安全会议2020年发表名为“西方的缺失”的年度报告，认为与威权主义等外部意识形态挑战相比，欧美统一立场因不同理念和利益取向受到侵蚀，对西方的威胁更大。

同时，特朗普也频繁使用权力战略。他视世界为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竞技场，主张美国作为竞争者中最强大的一个，应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力量打败竞争者，寻求赢者通吃。贸易战可以视为是特朗普企图运用权力战略迫使中国就范的典型。

拜登执政以来，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重新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积极改善跨大西洋关系和与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关系，表现出对制度策略的回归。但仔细观察，拜登回归的是民主国家联盟小圈子，强化是西方秩序，目的是以重振联盟、强化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为手段，与中国竞争。因此，拜登的做法被批评为“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三、对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的思考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一个内在逻辑，是接纳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希望推动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国际秩序，而不是作为挑战者另起炉灶，以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采取了融入、维护和改革的态度，以现行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的姿态，推动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另起炉灶。那些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维护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推动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典型案例是中美共同推动成立G20峰会和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公约》。

特朗普政府根本性调整对华政策，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全面否认接触，改行竞争。美国对待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立场也随之翻转，将中国视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和“修正主义者”。

拜登政府逢特朗普必反，对华政策却呈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特征。拜登政府高官多次表示，要运用“实力地位”与中国打交道，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权力战略；另一方面要求中国遵守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也就是西方规则和西方秩序，否则联合盟友向中国追责，以此作为与中国竞争的手段。

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批评。第一，美方曾在规则不合用的情况下无视、规避或重写国际规则。第二，中国接受甚至捍卫了现有秩序的许多原则，尽管不是所有原则。第三，美方说辞暗含着放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将导致一个没有法律、没有规则约束的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世界，任何规范或原则都不再构成束缚，不符合事实。所有国际秩序都需要有一套规则来管理不同政治实体之间难以避免的各种互动。[2]

在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对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立场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背景下，中美对现行国际制度及其支撑的国际秩序理解的差异更加突出[3]。在美国将西方秩序解释为全球秩序并以此作为对华施压工具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门洪华在译序中介绍，作为《大战胜利之后》的续篇，伊肯伯里在《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未来》一文中，研究了中国崛起与西方秩序的关系，其结论是国际秩序的性质塑造了崛起国家挑战或融入该秩序的抉择。伊肯伯里认为，西方秩序有利于新兴大国的参与和融入。这一结论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后需要重新观察。但有一点对我们思考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是有益的，即崛起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取决于双方。

如果美国政府沿着现行政策继续走下去，几乎违反了伊肯伯里关于成功的制度战略应具备的所有原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警告过的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前景就难以排除。“世界一分为二，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两个相互独立并且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各自主导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拥有各自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各自具有零和性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4]。

综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决定国际秩序的主要包括：行为体的权力分配、行为体之间达成的协议、行为体对国际秩序的认知观念。门洪华概括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5]

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反映国际格局变化，包括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事实。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行政治；主张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国家间的合作应该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而不应以小集团政治谋求世界霸权；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赞同和支持。无论是维护现行国际秩序，还是推动秩序的改革与完善，中国是谁也绕不开的利益攸关方，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很大程度决定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绝非虚言。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国际秩序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条。

[1] 萨本望.尚鸿：《美国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评析》，《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43页。

[2] 斯蒂芬·沃尔特：今天的美国，没有资格要求中国尊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观察者网站，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426379926931312&wfr=spider&for=pc。

[3]关于中国和西方对国际秩序认识存在的差异和重叠，达巍在《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详细解读。

[4]António Guterres.In World of Disquiet,UN Must Deliver for the People

[EB/OL].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9/1047172,2019-09-24.

[5] 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13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