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士臣：中国论坛特约专家，经士智库创始人

编者按：文章最初发表于新加坡商业战略咨询公司思睿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经田士臣老师授权，在此公号刊发未删节版。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很多人都会倾向于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向亚太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21世纪将会成为亚洲世纪。

以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为开端，到拜登政府全面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中美竞争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变量，加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三股力量汇合为全球安全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让很多人对21世纪是否仍会被亚洲世纪所主导打上了问号。

笔者认为，尽管国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亚洲世纪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趋势并未改变。

亚洲世纪发展趋势仍能保持的首要原因是中国的锚定作用没有改变。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亚洲最先引起全球注意始自日本的经济复苏与崛起，随后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再次吸引全球目光。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奇迹造就了两个波次的“亚洲现象”，但真正引发全球对“亚洲世纪”进行讨论的无疑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其发展模式、速度和经济体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并最终成为和维持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使全球对“亚洲现象”的讨论升级到“亚洲世纪”层面。

刚刚结束的党的二十大表明，中国的对外发展政策将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为牵引，中国将以科技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并继续高水平开放为全球复苏提供可持续动力，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对外开放的红利与机遇，这是中国在变局环境下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的最大稳定性和确定性，这种锚定作用是亚洲世纪保持其发展趋势的压舱石。

亚洲世纪发展趋势不会改变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并非亚洲经济和活力的单一增长极。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作为早期发达经济体，印度作为金砖国家重要新兴经济体，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后备梯队，他们优势互补、梯次配置、此起彼伏，共同构成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波澜壮阔画面。

亚洲经济的共同发展得益于亚洲各国共享的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各国之间的文明包容互鉴。亚洲各国社会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水平、宗教文化背景等有很大的差异性。以新加坡为例，其民族、宗教、文化多元，政治制度层面并非典型西方标准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并不妨碍国际社会高度认同新加坡具有很高的国家治理水平，其治理模式为本国人民追求与实现繁荣自由提供了重要保证。

但无论差异性如何，亚洲人民勤劳、善良、智慧，各国普遍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共同的殖民历史使他们普遍反对霸权结盟、崇尚独立自主平等。这些共同的亚洲价值观使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能够独树一帜，为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层面的内生动力。

和平发展机遇  

当前经济全球化受阻，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形势下，实现亚洲世纪仍然面临诸多利好机遇。一是和平发展机遇。除日本以外绝大多数作为二战受害者的亚洲各国热爱和平，饱经磨难后均把发展作为国家首要任务，以此确保本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并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党的二十大也再次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视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亚洲各国发展水平目前确实不均衡，但某种程度这也为亚洲各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上升空间。只要牢牢把握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个大方向，亚洲世纪的到来就有了根本遵循。

  制度型开放机遇  

在区域层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多边贸易协定，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亚洲各国与全球共享国际合作机遇，依法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在国家层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等，作为国际层面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公共产品，为亚洲各国与全球进行国别战略融合对接，推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从制度层面提供了完善全球治理的亚洲方案。

人口红利机遇  

尽管日本、中国等或多或少面临老龄化危机，亚洲国家不乏人口大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等许多国家拥有充足劳动力，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亚洲世纪享有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占据优势，同时还带动消费红利和内需红利，既为人口资源大国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便利，也为亚洲世纪促进全球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陆海联通并重机遇  

自马汉以降，推崇“海权论”成为各海洋国家主流。而随着矿产资源、石油管道、高铁等陆权要素上升，陆权保障国家发展的地位凸显。亚洲各国地缘地理状况多元，包括诸多陆海状况不同的国家，有利于亚洲国家统筹优化各自陆海资源，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各个层面打通陆海互联通道，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亚洲世纪提供基础设施层面的物质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过程中，在许多乡村的土墙上都有“要致富先修路”的宣传标语，在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经济发展层面有过许多有益探索和实践。从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角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借历史符号在国际层面推行这些朴素理念和实践的翻版，并未有任何借此推进地缘政治影响的意涵。

在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上升的背景下，中美竞争为实现亚洲世纪平添更多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避免陷入美国强推中美竞争带来的泛安全陷阱，这不仅适用于亚洲国家也适用于全球层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美竞争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强加给中国的，美国为此采取全政府策略反华遏华敌华，在国际舆论层面推动“中国威胁论”的叙事。一是把正常的经贸合作地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对华采取多轮单边制裁措施，推动诸多出口管制国内立法限制对华投资。二是在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和渲染战争氛围，炮制推动南海、台海等安全议题。三是逼迫亚洲国家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甚至不惜为中美竞争议程设置目的绑架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

尤其在领土问题上，由于客观上存在中国与周边陆海邻国的领土主权与划界争端，这为美国通过设置涉领土安全议题服务中美竞争提供了可乘之机。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媒体叙事中，中国经常被描述为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挑衅性（provocative）”，美国也一直试图通过这些陆海争端加强中国“以大欺小”“破坏规则”的虚假叙事，在台海、南海等区域制造紧张局势。但事实上这些陆海争端久已存在，并非美国渲染强化的”新爆发点（new flashpoints）”，中国与周边邻国也一直对此有着良好的沟通与管控。

中国政府也一直强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并有着丰富的和平实践，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签订了划界条约。但对于这些和平实践美国从不提及，采取了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反而是刻意放大渲染尚未解决的少部分陆地与海上争端所引发的那些偶发紧张情况。

其实从中国军队各军兵种的实力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从古代《孙子兵法》到近代反殖民地、反侵略和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陆战经验和哲学。如果按照美国的强权霸权逻辑思维，中国就应当利用这些优势在解决陆地边界中示强，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绝大部分与陆地邻国的边界问题，这足以证明美国关于中国在对外政策中示强与“以大欺小”的说法纯粹就是谎言，其核心目的还是借安全议题服务对华竞争。

综上，美国推动中美竞争不是通过公平方式或通过发展自己来实现，而是通过不让中国发展或通过设置各种议程破坏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并试图以强迫选边站的方式把所有亚洲国家捆绑到中美竞争的战车上。对此亚洲乃至全球各国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防止落入美国设计的“安全陷阱”，从而被美国设置的各种假安全议题牵着鼻子走，影响亚洲各国人民谋求发展和实现繁荣的既有努力，偏离亚洲各国创造未来亚洲世纪的既定道路。

唯有紧紧抓住和平发展这个大方向，认清和平与发展才是亚洲各国的核心利益和最大公约数，并通过团结合作抵消美国强推中美竞争造成的破坏力和负面影响，才能实现亚洲世纪为亚洲各国和全球带来的繁荣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