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台海关系到气候问题，近日，欧美针对中国的脚步出奇一致，也让被特朗普破坏的美国盟友关系出现修复迹象。拜登领导下的美国真的回来了？欧美加强盟友关系，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会愈演愈烈吗？近日，太和智库邀请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前主席、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稼时博士（Dr. Thomas Fingar) 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专家、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大校（退役）线上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美国外交战略逻辑及联盟体系的现状与发展，以及中美如何防止陷入新冷战等重要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对话由太和国际交流专员康赢月主持。中国论坛获授权，联合观察者网编译对话如下，以飨读者。
主持人：今天太和智库很荣幸邀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冯稼时（Thomas Fingar）博士和周波大校，一同来讨论中美关系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帮助大家理解中美之间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将要发生什么。2021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在此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今天的主题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的中美关系。在深入探讨这一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之前，让我们先谈谈它对美国联盟体系的总体影响。具体而言，撤军对美国盟友有何影响？对美国的软实力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何影响？
联盟越强大，美国也就越“安全”？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从问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问阿富汗对美国与其盟友关系有何影响？的确，上个月撤出阿富汗的方式是不光彩。但是，我不认为这会影响到美国对北约及其他盟友的安全承诺，也不会影响盟友对美国的期盼。
阿富汗不是美国的盟友。盟友与非盟友，甚至盟友与伙伴之间，都有着重要的区别。有些政治评论员认为美国现在以这种方式离开阿富汗，会导致盟友对其失去信任，因此，美国必须有所作为，使其盟友恢复信任。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美军撤军阿富汗。来源：美联社
这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举个例子，美国兵败越南之后，美国盟友要么维持强大的力量，要么变得愈发强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就我看到的其他盟国政府的评论而言，评论主要展现出期望，正因为美国不再深陷阿富汗泥潭，现在它可以更好地应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共同安全挑战。
周波：首先，我得说明，问题不在于阿富汗事件对美国盟友有何直接影响，而在于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联盟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依旧认为，这一事件是影响美国联盟体系的一大关键因素。事实上，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切入点，透过其预测美国联盟体系将如何变化。
在我看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将日渐式微。首先来看欧洲，美国明确要求更多北约成员国执行其GDP 2%的防卫支出标准。截至目前，十个国家达标了，这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朗普总统的粗鲁和无情抨击。我认为，未来随着更多国家达到这一标准，分担美国当前承担的约37%的全球军事支出以及超过70%的北约总体防务支出，以美国为首的欧洲联盟体系（跨大西洋联盟）实际上会变得愈发脆弱。因为北约越自主，美国就越容易转移注意力。
华盛顿已经明确表示，其外交政策将会聚焦在印太地区。当拜登总统向世界宣告“美国回来了”，我不知道这一宣告真正想表达什么。这听起来徒有其声，因为美国总体在往回缩，其重心已经从全球问题转至解决国内问题和聚焦印太地区的中美竞争。欧盟将不得不自谋出路，在未来实现所谓的“战略自主”。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亚太。美国劝服澳大利亚购买英美制造的核潜艇，这事不算是一次真正的成功。的确，美国成功说服了一位半心半意的盟友，使其甘于冒险介入未来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但这是以牺牲法国这位盟友的巨大利益为代价的。
鉴此，我不认为美国打了一次胜仗。再者，对于绝大多数亚太国家而言，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任何强化军事同盟关系的努力都会让第三国陷入“选边站”的境地，这是该地区国家最不愿意做的。综上所述，我认为美国的联盟体系会在未来逐渐衰退。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谈四点看法。
第一是新同盟关系。新同盟的建立相比以往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因为澳大利亚原本就是美国在ANZUS（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中的盟友，现在只不过多了英国的加入。所以，如果要探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美国联盟体系的发展趋势，那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新的三方同盟——一个从未有过的同盟关系。这并不意味（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感降低。
第二是澳大利亚舍弃常规动力潜艇，转而购买核动力潜艇的决定。我认为这并非是美国施压澳大利亚的结果。在我看来，任何有能力购买核潜艇的国家都会这样做。因为核潜艇航程更远，所以各国都会优先拥有核动力潜艇，而非柴油动力潜艇。这对像澳大利亚这样离哪儿都远的国家尤其重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于2018年在悉尼会晤。来源：每日镜报
第三点涉及美国军事同盟的概念。当然，美国大多数同盟关系最初都是军事同盟，而且各同盟关系中军事因素最为突出。但是，不管是北约、澳大利亚、日本，还是其它国家，美国的绝大多数联盟关系都是利益联盟，而非仅限于共同的军事问题。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将这些盟友彼此之间，也与美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远远不止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对手而走到一起的一群国家。发展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其中很多关系源于同盟成功所需要的透明度。
最后，就你刚才所言，我认为占GDP2%这一数字没什么特别的，且早就被提出了。美国盟友的军事预算增长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美国公众接受为保卫盟友而承担过度责任的想法，是二战后的美国政策有意为之，旨在为维系冷战同盟关系而承担高比例的责任和财政负担。
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能够这么做；我们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我们的盟友独自研发核武器；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更集中地投入经济发展建设，让他们得以重建国家，让国家变得繁荣昌盛，进而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壮大自己，成为美国更强有力的伙伴。他们越强大，联盟也就越强大。联盟越强大，美国也就越安全。这就是我们的逻辑，获益的不仅是美国，而是联盟体系中的所有成员。
但是，许多美国公众现在却不愿意继续超额买单。五六十年前，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奄奄一息、穷困潦倒、尚待恢复元气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合情合理，但现在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因此，后冷战环境下的军事需求需要调整，这将反映在军费增长上，或者在你所说的更大的战略自主或战略能力上。老实说，我本人希望这些国家有更大的自主能力，因为这样一旦出现对我们的欧洲伙伴更有利的情形，美国就大可不必被轻易卷入其中。
以利比亚为例，美国和其盟友在利比亚的利益和介入程度不尽相同。它们想有所作为，却力不从心，因为缺乏必要的情报搜集能力和供给能力。同盟关系并非就只是打造美国的影响力。它也是在打造集体行动能力，以追求共同目标，震慑其他国家。它是一种机制，目的在于让享有大量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共享情报信息，进而维持和谐。它是一种在具有高度一致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信息共享的维和机制。
美国盟友关系弱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的分析是对的，即美国联盟关系正在衰退，那么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波：美国一向仰赖自己的同盟体系来确保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未来将更是如此，因为它自身的实力在下降，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的实力而言。拜登总统说美国希望强化其同盟体系，我相信这是真心话。但即便如此，他能做的也不多。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曾经使联盟结构存在合法化的总体框架已经崩塌。冷战结束标志着维持安全平衡的战略框架已经消解。北约延续下来，并且在持续扩张。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敌人，其大体已然失去动能。没错，北约仍在喋喋不休谈论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但俄罗斯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诚然，一些欧洲小国，尤其是曾经处于苏联阵营的小国会害怕俄罗斯，但是俄罗斯不大可能对所有北约成员国构成威胁。如今的俄罗斯经济，基本上和西班牙或意大利处于同一水平。在北约内部，除了主导的美国，还有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外，俄罗斯和一些北约成员国（如土耳其）关系很好，土耳其竟然不顾美国的抗议，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在欧洲，维系北约的动力其实停滞不前很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北约已经“脑死亡”。北约仍然想向世界证明自己有吸引力，因为诸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仍然渴求加入北约。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很快就加入。就乌克兰而言，考虑到它和俄罗斯之间的历史与文化渊源，俄罗斯不可能容忍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警告说，乌克兰申请北约成员国资格将会对乌克兰的国家状态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普京总统警告西方不要踩踏俄罗斯的红线。俄罗斯动用武力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非完全不可能。
沙特阿拉伯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因无人机袭击而减少。来源：BBC
也有说法指北约是一支应对恐怖主义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北约没有了明确的军事对手，所以才不得不将恐怖主义等视作主要威胁，并将其放大，以维持同盟关系。但是，恐怖主义具有突发、无规律的固有属性，而北约摊子过大，并不具有应付恐怖主义的灵活性。恐怖袭击不可能同时发生在所有北约成员国，因此，北约很难采取集体行动。正如我们在2019年所见的，既然区区几架无人机就可以让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减半，那北约要有多灵活才能应付得了这种小规模的突然袭击？
美国联盟体系的削弱对中国有何影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认为美国真心希望北约能加入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中来。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大多数北约成员国也是欧盟成员国，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地理制约”，欧洲离中国太远了。中国与北约有一些“工作关系”，双方没必要死掐。过去，北约的对华政策基于三个“没有”：没有对中国南海政策；没有对台政策；没有对钓鱼岛政策。基本而言，双方希望培养务实的关系，北约也不会过多干涉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
但近年来，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一番言论，他一再声称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北约的一个挑战。这颠覆了他自己前些年的表态，那时候，他更多地是视中国为机遇。我认为背后的逻辑依旧相同，他的一番说辞仍旨在夸大外在威胁，以合理化北约的存续。
只不过这一次是把中国的崛起作为外在威胁。但他最近的语气有所缓和。9月，斯托尔滕贝格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进行视频会议的时候，表态说北约不把中国视为对手。在其他一些场合，他说北约应该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我有点好奇，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为什么，以及要如何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和中国合作？为什么不选择在军事问题上合作？毕竟中国和北约曾在印度洋上有过出色的反海盗合作。
王毅应约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视频会晤。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就你刚才所说的同盟目标问题发表一下看法。在我看来，联盟的建立绝大多数是为了巩固威慑力和集体安全，而不是所谓的扩张。联盟不是为了攫取他国领土；联盟不是为了使用武力胁迫民主的传播。那么现实中联盟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和漏洞呢？答案是肯定的。你提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干涉波斯湾地区冲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获取能源。现在，我们对中东能源的依赖性几乎为零，因为我们不再需要该地区的任何能源。
欧洲现在对该区域的依赖性也有所降低，随着欧洲进一步转型更加绿色的能源体系和经济，依赖性只会更低。过去为了让欧洲能够从这一地区获得石油，美国承担了过高的政治成本。现在可以说，我们负担经济政治成本，是为了保护欧洲盟国的油轮驶往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地区。
欧洲人理解这一点，并且很可能意识到了需要在加强自身防御能力这方面取得更大的能力自主性。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哪个联盟成员国要抛弃现有的联盟关系。我们成员国之间相互高度依存，共享巨大的利益和共有价值观。如果没有北约，难以想象欧盟能成功落地与扩展。
这不仅仅是因为北约留给后者更多的资金用于非军事目的，还因为北约帮助法德这样的宿敌发展出多种合作模式。当北约应对军事冲突的时候，真正的盟友必须要有很高的透明度，要共享情报信息，要有合作和分工。依照这些模式，才能够更容易地推进经济社会合作形式以及推进深度的边境开放。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欧洲伙伴，当然还有美国，有任何的退出意愿。北约惠及每位成员国。如果说北约关注中国的行为，那主要不是指军事关切。实际上，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社会以及诸如社会正义等其他问题。欧洲人通常比我们更关心这一领域。
此外，没有任何军事联盟或国家军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是为了对抗一个抽象的敌人而建设的。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军队建设旨在威慑或打败特定的敌人与军事力量。除非有个近邻威胁要攻击你，否则军事准备就是为了要应对最强大的潜在对手，因为一旦有能力应对最强大的对手，就有能力应对任何一个对手。当前，军事力量前三强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所以美国不为对抗最强大的潜在对手做军事上的准备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调整其军事发展方向，使军队更加现代化，并加强针对美国的军事部署的原因。你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应对马拉维共和国，而是为了应对我们，因为美国才是中国最强大的潜在对手，而向美国购买武器的国家很可能是中国的敌人。这并不意味着有人希望发生战争。但是军队建设旨在防微杜渐，旨在对抗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强大对手。这就是军队存在的意义。
为什么美国总在火上浇油？
周波：我想指出几点。首先，正是因为美国处于拜登总统所称的中美“极限竞争”，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势必会减少对欧洲的关注。随着更多的欧洲国家达到2%的防卫支出标准，美国从欧洲撤离，无论多么平缓，都是不可避免的。欧洲国家为北约分担得越多，美国人就越容易放手欧洲。当下美国同盟关系安然无恙，这一点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认为它会衰弱，因为其在冷战中制衡华约的这一主要使命已经完成，再说，没有哪个联盟可以永远存在。北约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直接原因就是美国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对欧洲国家的吸引力也变弱了。
第二，关于与中国的竞争，我想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标志着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中美之间极限竞争的开始。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想打仗，这一点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问题是，当我们处在极限竞争之中，冲突可能并不遥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开启极限竞争或激烈竞争？当我们谈到合作或竞争的问题时，我们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中国总是呼吁合作，而美国总是鼓励竞争，因为它认为竞争是健康的。
但在中国，很少有人会认为竞争是“健康的”。在我个人看来，军事领域的竞争是危险的，是邪恶的。问题只是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变得不那么邪恶。美国舰机在中国周边的活动频率在上升，而中国很少派遣舰船到美国水域航行。中国变得越强大，就越无法忍受美国在家门口的挑衅行为。因此，事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我知道中美有旨在加强信任措施的定期对话。这固然有用，但却收效甚微。如果美国坚持开展那些侵犯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我实在想不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你口口声声说要扬汤止沸，但行动上为什么总是火上浇油？这实在令人费解。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简单评说一下拜登总统有关竞争的措辞。我不是说拜登的说法本身没有意义。只是我认为，当听到“竞争”的时候，中国人应该从多个方面对其加以思考。
其一，除非我们主动放弃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脑海里必须有些假想敌。经过二十年的战争，我们必须更新和重造许多军事装备。我们过去和现在拥有的大部分军事装备，都是为欧洲量身定制的。在二十一世纪，这些武器早已无济于事。
我们需要建造更远射程的装备，也就是能够得着亚洲的距离。我们要有做这些事情的合理性，即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类型的设备，这样的飞行距离，那样的通信能力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么做是为了未来某个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对手，所以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短期内的潜在对手来证明军事开支的合理性。无论如何，这个对手就是中国。
其二就是竞争的主要目的。在我看来，拜登总统聚焦战略紧缩和重建外交方针的做法是恰当的。美国社会内部存在很多问题急需解决。目前，美国外交上实施战略紧缩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弥补前些年国内医疗保健、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正义和研发上投入的不足。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且代价高昂的挑战。
要如何说服美国人民为此花钱呢？这些原本是各州、各地方政府的责任，现在我们要如何将其分配给华盛顿？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要有大变动就必须有能说服别人这么做的理由。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年龄超过65岁或70岁的人都知道，当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拿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发射说事，来佐证自己主要政策举措的正当性。
他证明了这些大刀阔斧的计划是打败苏联的必经之路。以这种方式阐释问题，有助于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推动议案。将这些问题定位为国家安全挑战，实际上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希望大可不必这么做，但是我也认知到，这样做确实很有效。
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人造卫星会议备忘录。来源：美国国家档案
第三，还是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分析拜登的言论。换句话说，国会哪些监督委员会，政府哪些部门和分支，将处理哪些问题，以及哪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对哪些问题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等等，是华盛顿将许多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的另一个原因。
宣布与中国竞争的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可以影响美国决策过程中提案的走向。这并不意味着中美竞争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的，但是不应将其理解为美国必须不择手段，在各个领域将中国击败的那种为所欲为的决斗。我相信，拜登总统并不是这个意思。
周波：我觉得你说的美国紧缩政策很有意思。我记得，几年前我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当时英国未能达到北约防卫支出标准，英国给出的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因为没有迫在眉睫的外在威胁，你无法说服自己的人民，为防卫支出花钱比投资教育和公民健康更重要。同理，对美国而言，我认为如何平衡美国的国内振兴和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这两大目标，这确实是个挑战。我明白新兴大国确实会让守成大国感到忧虑。
但是，细看中国的国际表现，我想说，中国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内崛起的，现有国际秩序让中国受益良多。中国从西方学到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仍然在继续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送了许多学生到美国学习。
2020年底，我们有382500名学生在美国深造。因此，我们不希望挑战现有国际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中国已经将“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旧说法进行了修改，因为这本身默认了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现在我们不再羞于承认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说自己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刚才你提到“民主”一词。我不是政治学家，但是我也禁不住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于世界来说有多重要？我想它对你举足轻重，因为你选择了走这条路。这一概念最早源自欧洲启蒙运动，接着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它距今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并且我对它的未来并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来自于一个不同的社会体系国家
据全球民主监督机构“自由之家”称，自2006年以来，全球民主一直在衰退，即便像美国和印度等“老牌民主国家”也无法幸免。2021年1月6日令举世震惊，在美国总统的煽动下，美国民主最神圣的象征——国会山被暴乱分子所攻陷。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这真是大开眼界。
纵观历史，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掌管整个世界。世界总是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宗教的共存之地。作为一种体制，西方式民主或许适用于西方，但它不是普适的，不应该被拔高到放之四海皆准的最高统治形式。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但是我们并不出口意识形态，我们无意改变别人的价值观和文化。
一山不容二虎，中美会陷入新冷战吗？
周波：中国呼吁多边主义，并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以抗击疫情。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在美国看来是错的。为什么美国会认为与中国竞争是好的，中美竞争可能升级为对抗，这真的令人费解。当前，美国原则上与中国达成共识的唯一领域是气候变化。但是，如果仅靠一两个像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来维系我们的关系，那么我无法对我们的未来保持高度乐观。我想请问冯稼时先生，你认为我们之间会有一场新冷战吗？
冯稼时（Thomas Fingar）：不。我是冷战的过来人。我们现在并非身处新冷战之中，我们也不会走向一场新的冷战。冷战被战争双方视为生死存亡之争，涉及意识形态、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军事实力竞争，当时的世界也与现在大为不同。当下我没有看到任何向相同方向发展的趋势。
就你所说的，我想讲三点。第一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问题。关于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看法，我与学界观点不同。我在华盛顿任高级职务的时间够长了，所以我有信心表明，几乎没有人那么看问题。中美竞争跟那抽象的新兴挑战力量没有关系，而是有关美国、中国，以及第三方国家具体的分歧和行为。
这不是说，“一山不容二虎”，所以美国必须抵抗中国的崛起。如果回顾二战后的历史，会发现美国的政策一向不是“我是山中之王，我不许任何人在此崛起”，而是“我崛起了，我有更强大的力量，我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我也真的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崛起”。2%的防卫支出数字或许就是这一政策的例证之一。
我们希望别人繁荣，因为他们繁荣了，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卖更多的东西。如果其他人更多地参与进来，并且发展更多形式的公民社会和民间团体，那么我们之间就有更多的互动方式。如果他们更加强大，他们就可以分担一些我们肩负的责任。我想这就是美国对外交往的要义。
1988-2020年按地区分列的世界防卫支出数字。来源：SIPRI
美国和谁寻求合作，这与抽象的、防卫性质的现实主义约束遏制理论压根无关。要赢得竞争，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让对方变得更差。体育运动是如此，经济竞争是如此，科技竞争亦是如此。我们现在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原本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已经迟到了，因为我们关注别的东西去了，但我们现在这种迟到的关注，其目的是希望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和繁荣，美国人民应该乐意为之买单。
我想，除了气候变化，我们应该在更多领域展开合作。但是，在我看来，合作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建立信任或强化双边关系。我们不是通过减碳，或者降低碳使用，来使双方开心。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双方都理解它对地球上生命的威胁，是因为我们双方都希望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
我们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以说服第三方国家更加积极地对抗气候变化。但考虑到我们两国国家利益的广泛性，如果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难以合作，我们可以在另一个领域推进，这样才不会使合作陷入困境。我想华盛顿现在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你刚才所说的民主的渊源及未来。对于你的预测我不敢苟同，而且我也很惊讶，你对民主概念的阐述竟然是如此的“非马克思主义”。根据个人对马克思的研究，我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按照他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民主不是启蒙运动中抽象思维的产物，它也无法通过强力强加给另一个国家。
他所说的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其政治制度就会发生变化，而其中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其发生进一步转变之前，可以长期存在。我认为，你忽略了这一动态变化的描述，甚至背弃了我所理解的相当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周波：我完全赞同你说的我们应该在具体、特定的问题上合作，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概念。但是我认为，在双方关系本质上是合作还是竞争这一问题上，如果未能达成指导方针上的一致，具体问题上的合作将变得很困难。特朗普上台之后，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出现了180度大转弯。
这主要是出于感性层面，而非理性层面，对中国的怨恨仅仅是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却没有变成美国期待的样子。简单来讲，中国没有变成“你们中的一员”——西方式的民主国家。2018年，前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表示，过去美国认为“一个自由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前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关于“一个自由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来源：YouTube截图
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一些国家的选择，但不是整个世界的愿景。世界不属于西方。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世界人民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所以，你根本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民主推销或人道主义干预将自己的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
我很想知道对于西方民主来说，未来是什么样的。恐怕并没有那么令你们欣喜。一个世纪前，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在书中，他预言西方文明即将衰落并最终没落。
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主题只有一个词，“西方缺失”。报告的结论是，不仅世界没那么“西方化”了，西方自身也正变得不那么“西方化”了。随着反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回归，西方内部危机四起。这是对西方文明的根本威胁，也是对其自由民主共同体的集体身份的威胁。
中国从未说过希望成为西方式民主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从未对美国撒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表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想，在美国眼中，中国唯一的“错误”在于它没有变成美国预期的样子。几十年来，华盛顿信誓旦旦地说它希望中国变得强大繁荣。
但是，由于我们强大繁荣的同时却没有改变我们的体制，所以美国丧失了耐心，开始感到沮丧和恐慌。这就是我们对近些年中美态势改变的基本论点，这也是我们对美国在几乎每个战线上都要与中国竞争的解读。
我很宽慰你说不会有另一场新冷战。但是我还不敢确定，因为“新”这个词包含太多的不确定性。新冷战意味着它可能与过去的不一样。在中国，至少在政府层面，我们不谈新冷战，因为我们同样希望避免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止一次讲过中美冷战将导致世界撕裂。所以，我真正的关切是，考虑到正如拜登所言，中美竞争已经激烈和极端，如果中美竞争最终变得越来越激烈，那么我们将如何避免陷入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对抗？究竟要怎么做才能防止中美陷入新冷战？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谈两点看法。第一，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因为中国没有变成我们（西方式民主）的样子，所以美国很失望的这一点。你说美国追求将中国转型成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不管彭斯和一些美国政客怎么说，将中国变成一个西方民主制国家从来就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二十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外交机构中最年轻的一员，我见证了中美开始推动双边关系并建立友好关系的全过程。帮助中国推动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变革效应既是华盛顿对华政策的一个目标，也是一种期望。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会改变。但是，希望中国效仿美国实行民主制度，这是我30年以来在所有有关美国政策制定的会议上从未听到过的。
出于各种原因，那些对中美交往不满的人宣称“民主化”才应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他们声称40年前的对华政策是幼稚且适得其反的。但是，区分部分美国人的言论和真正的美国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自从70年代初期，我开始参与中美关系事务以来，中国似乎一直相信那一部分人的言论，并常说政权更迭或政治体制转型是美国的目标。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事实都并非如此。
编译：中国论坛 汤卓筠
校译：中国论坛 韩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