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阳：中国论坛特约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系主任
导语：中国与非洲对发展共同的迫切渴望，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需求，双方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开放性多维度的合作方式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增长动力和创新源泉
●结构性转型之路
●目标共识引导合作创新
2000年以来，中国与非洲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持续快速增长，一是体现在合作伙伴与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展，几乎覆盖了所有非洲国家和外交战略、社会文化、商贸投资、基建工业等各个方面；二是合作手段方式日益多样，从政治互动机制、开放性金融到经贸合作区不断推陈出新；三是合作效果显著，长盛不衰，即使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双方依然能保持良好的联系，共渡难关，并能再上新台阶。例如中国自2009年以来一直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自2016年来每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都超过了非洲与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四国的贸易额之和。我国工程承包企业2019年约占非洲建筑市场61.9%的份额。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则吸引了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积极参与。
结构性转型之路
这一持续增长的动力源于何处？国际学界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无论是资源、比较优势还是政治推动或援助的解释都无法解释这一合作关系的多样性、广泛性以及可持续性。笔者认为中非合作的可持续动力的根源在于以目标为导向，注重交互协同，在实践试验中达成工业市场经济所需的系统性转变。笔者在2020年底出版的《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中非经济合作的方式和影响》（Coevolutionary Pragmatism: Approaches and Impacts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一书中将中国发展经验与中非合作的精神提炼为“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认为其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发展学说从原则标准、框架、作用机理到执行方式形成了一系列鲜明对比。（见下表）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具体而言，中国在改革和国家发展合作中并未局限于制度模式之争，而形成了以是否有利于综合生产力持续增长为标准的社会共识，在不断追求发展的目标下来衡量取舍相应的制度和模式。这一坚定的目标导向并非简单地偏重经济，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在数百年间面临资本主义强国的威胁与挑战所得出的切身体会和回应之道。卡尔·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的本质即是不断地追求价值增殖，货币（G）投资于生产商品（W），销售后可以换取更多的货币（G'），如此循环以至无穷，也即G-W-G'-W -G”-...... 对价值增长的追求刺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张，因此，其他国家要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也必须将生产力发展作为国家的中心任务。
研究者早就观察到，劳动分工是“生产力最显著改善” 的原因。仅靠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生产率就可以呈指数级增长。机械和先进技术的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将生产过程先分为简单的步骤。同时，专业化带来的产能提升必须要相应的消费流通机制配合。只有建立了大规模市场，大规模分工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持续增长需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应转型。劳动生产环节要日益专业化、分工更细致、协同更广泛、并同时应用更多的机械和技术，流通消费环节则不断促进消费需求、扩大贸易范围。这些变化进而会推动社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可持续生产力增长的需要，诸如保护私有财产、促进人口流动、打破出身等级制、强调监管技术与效率、建设基础设施、施行标准化教育等等。如涂尔干所说，复杂的劳动分工在现代社会导致新的凝聚形式，从严格控制和统一信仰的机械凝聚会逐渐转向个人更自主，差异化更强，互动更频繁的有机凝聚。这一转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诺贝尔奖得主贡纳尔·迈尔达尔发现社会经济制度有自我强化的特性。由于社会的惯性，非工业化国家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继续工业化。中国与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向现代工业市场经济的转型，需要市场秩序、政府监管、工人技能、基础设施等诸多要素配合。此外，企业家精神，职业化规范，消费文化和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进而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环境资源的持续与再生能力等诸多因素都在工业化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一个要素的实现需要其它要素的配合，但其它要素的发展也需要这个要素的支持，要改变就会存在“鸡与蛋谁先”一样的悖论。社会体系是否能成功转型取决于各相关因素间是否能建立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避免形成相互阻碍的恶性循环。
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鼓励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企业和个人全面广泛地开展面向市场化的变革。过程之初无疑有诸多的掣肘牵制，从资金到设施，从技术到制度，几近一无所有。然而多方在改革中通过长时间的探索与协调，逐渐从无到有，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高效经济体系。这一转变没有按给定的模式条件进行设计与实施，而一是各方面基于自身情况坚持努力，做出改变，二是各方之间不断互动磨合以达成新的平衡。因为具体的人和事的改变和调节都有各自独特的方式，整个过程多样灵活而且耗时长久，并非一蹴而就。如此广泛纷繁的共进式转型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成功，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全国上下在70年代末期以来思想上形成了高度的一致，将实践作为解决争议的唯一标准，也即有利于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试验和创新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推广。中国发展经验是全社会向着共同的目标各展所长，因地制宜，灵活务实，同时又齐头共进、兼容并蓄的结构性转型。
可这也恰恰是中非合作的主要挑战，不少中方人员在与非洲国家合作时，往往发现最困难之处在于和当地人思想的隔阂。这不单是语言文化的不同，而更多是价值追求方向的差异。当中方关注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发展时，非洲伙伴却可能因追求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目标而导致合作产生偏差，无法实现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不过，中国自身工业化的成功起到了显著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多的非洲官员与民众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给予重视，他们积极探询中国经验的诀窍，思考如何借鉴中国经验，不再迷信西方制定的模式，而愿意与中方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这一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能日益形成以经济持续发展为中心目标的共识。
目标共识引导合作创新
当然，由于非洲国家有多元复杂的文化传统和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共识的形成还是生产方式与机构组织的实际改变都必定会面临无数困难，耗费长久时间。中非合作既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勇于应对挑战和挫折，也要看到这一合作在促进非洲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全面优势和重大的历史机遇，对发展前景具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强大持续的动力，无论是贸易、投资、农业加工、生产制造还是基础建设和数字经济，都有众多的中国企业有需求有能力参与到国际合作中，他们的经营不但在各自领域中对非洲的经济社会转变产生重要影响，更能互相协调产生合力，促进结构转型的良性循环。而且中方人员大多亲身经历了国内过去四十年的巨变，了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与机遇，他们对非洲的落后不是嗤之以鼻、避而远之，也不是好为人师、指手画脚，而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合作与言传身授的交流，逐渐使非洲伙伴理解认同发展目标，并切实投入相关工作中，推进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例子，自世纪之交以来中非开展了一系列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与之前不同，中国很少再对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纯粹的对外援助，而是转而以商业融资为主。与安哥拉、苏丹、赤道几内亚、刚果（布）等国签署的“资源换项目”协议，将资源担保贷款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联，建筑合同的设置与利润可以抵消信贷的一部分风险和折扣，所以能显著降低贷款利率并延长还款期限。对非洲国家来说，这样的协议则可使未来远期的收入迅速转化为当前对国家重建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效果得到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方积极评价。
然而，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提供的融资经过一段时期快速增长之后，面临新的挑战。不少非洲国家外债总额高企、出现债务违约迹象，而中非合作的一些大型项目的争议问题不断涌现，经济社会效益也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更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针对这些问题，中方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与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国家重新谈判了贷款的还款期限，延缓了还款时间，减轻这些国家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主动缩减了一些大型项目的规模，例如推迟蒙内铁路延伸段的建设。不过，中方控制对非贷款规模只是应对变化的权宜之计，而非政策方针的根本改变。根据自身发展经验，中国没有简单地认为贷款过多是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亚洲和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每年还需要几百亿美元的投入。关键问题在于建成的基础设施能否产生预期的收益，是否给财政造成压力。
2019年，中国财政部发布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明确了以生产力增长来解决基建债务压力的思路。文件指出，"重大生产性投资虽在短期内提高负债率，但可带来更高的增长、收入和出口，从而降低未来负债率。……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债务变动的影响至关重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制定了提高基础设施的效用和收益的方案。中国政府引导企业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同产业园区、经济特区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建成沿线产业带，形成大型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虽然通过产业联动来改善基础设施经济效果的尝试仍在摸索阶段，其具体方式将随着时间不断丰富完善，其效果也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但目标方向明确而又灵活务实、协同联动的应对策略延续了中国发展经验的鲜明特点，有望在中非合作中进一步推动双方工业化进程。
除了基础建设-商业收益这一矛盾外，笔者在书中还对中非合作其它领域的循环因果机制和互动共进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包括产品质量-市场监管、现代农业-乡村社会、加工制造-配套产业、经济特区-国家转型、工作伦理-职业实践、生态环保-工业发展等相联动的挑战。基于田野考察的实际案例，揭示了中非各方如何在实践中探索试验，突破相互牵制的限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综上所述，中非合作融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但绝不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模仿与重复，这恰恰是中国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根本区别。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认识到现代化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机械的规则，更没有强加的条件，工业化转型的要义在于社会各方将生产力持续增长视为共同目标后能相应改变生活与生产方式，形成高度专业化和广泛合作关联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没有模式，反而更能根据不同的时代与地区灵活调整具体做法；由于不加限定条件，反而更有利于各方就共同的目标全面交流，协作共进。无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还是在后疫情新时代的合作中，中非双方都有广阔的空间就各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探讨与实践，在交流中寻找战略共识，在行动中创新解决方案，即使遭遇暂时困难双方也能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做法继续努力。中国与非洲对发展共同的迫切渴望，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需求，双方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开放性多维度的合作方式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增长动力和创新源泉。
最后值得指出，当前的中非合作虽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忽视了政治领域。相反，这一南南合作关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视正反映了他们反对外来强权、追求独立自主的共同政治立场。中国通过自己的近现代历史起伏深刻认识到，只有建设好经济、发展生产力，后发国家才能真正抵御发达国家霸权的欺凌。中国与非洲近年来的合作秉承了这一务实精神，看似聚焦经贸，但却蕴含了中国对过去一两百年面对现代化挑战成败得失的全面总结和思考，延续了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平等自强的传统。中国在实践中与非洲伙伴分享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加强了双方在世界政治舞台共同抵御霸权的共识与能力，为建设平等包容、繁荣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文刊于《中国投资》2021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