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茜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者按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保持两国战略界和学界之间的持续沟通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和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致力于推动中美新生代学者对话，为两国青年学者搭建二轨对话平台。基于此前的持续交流和对话，中美多位学者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参与联合组稿，围绕战略安全、经贸合作、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议题撰文并发布在NCAFP官网。CISS副主任肖茜、副研究员孙成昊参与撰文，现发布其中文版，‌以飨读者。

近年来，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曾几何时，人工智能主要被视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但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战略竞争的视角下加以审视。围绕“竞赛”的话语，无化是打造更强大的模型、确保算力优势，还是主导未来的智能领域，都已成为双边对话中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叙事框架正在深刻重塑中美两国决策层、产业界和公众对双边关系的认知。这一趋势有可能将中美关系进一步推向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恰恰在当前这个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时代，中美之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人工智能竞赛”这一提法看似直观且颇具吸引力。它将一个本来极其复杂的技术生态简化为人们熟悉的地缘政治叙事，即两个大国围绕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展开领导权之争。然而，这一叙事极具误导性，甚至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

首先，它掩盖了人工智能发展在本质上高度相互依存的现实。尽管当前“技术脱钩”的趋势不断加剧，但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仍然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从供应链、人才流动、科研合作到开源社区，跨国联系仍然广泛存在。即便是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往往是跨国创新长期积累的产物。将人工智能简单定义为一场零和竞赛，无视了这一现实，还有可能削弱创新本身赖以存在的基础。

其次，“竞赛”叙事催生的激励机制与安全治理目标背道而驰。当技术发展被塑造成一场必须要赢的竞争时，“速度”便成为优先事项。在这样的环境下，透明度会下降，信息共享变得政治敏感，围绕风险缓释的合作则被边缘化。其结果不仅是研究资源的重复投入，更可能导致在应对新兴风险时出现严重盲区。

第三，或许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点，这一叙事正在放大中美之间本已脆弱的互不信任。在敏感而复杂的双边关系背景下，如果一方的技术进步被默认视为另一方的损失，那么猜疑与戒备便会不断加深。政策制定者也更容易将对方原本出于防御或审慎考虑的举措，解读为具有进攻性或战略性的行动。长此以往，这种逻辑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不断压缩双边对话与合作的空间。

当有关人工智能的话语日趋走向竞争化时，人工智能相关风险的性质却朝着相反方向演变，即走向更深层次的相互依赖。

当今最紧迫的人工智能挑战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国界，它们具有系统性的、跨领域的，且其影响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人工智能与其他高风险领域的交汇，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网络安全领域，人工智能正同时推动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一方面，它降低了实施复杂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另一方面，也大幅提高了攻击的速度、规模与自动化程度。又比如，在生物科学领域，生成式模型的突破使得人们开始担忧“军民两用属性知识”更容易被获取。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工具的广泛扩散也正在增强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能力，其应用范围涵盖大规模虚假信息传播到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潜在恶意使用。

在人工智能时代，源自技术错误、模型幻觉、数据偏见抑或系统间意外交互的“系统失灵”，将很不再容易与“蓄意行为”区分开来。一个运行异常的系统可能被误判为一次协同攻击，一个无意生成的输出可能被视为某种战略信号，一次技术故障也迅速演变为政治层面的猜疑。在缺乏互信的环境下，人工智能系统本身具有的模糊性正在制造一种危险的可能：原本只是失误的事件可能被误认为是“蓄意行为”。

这种“事故”与“意图”之间边界的模糊化将显著增加误判和升级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与传统领域不同，人工智能系统往往高速运行，大幅压缩了决策者判断、评估与响应的时间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互信不再只是一个理想目标，而是维护稳定的根本保障。

如果说合作的必要性已经十分明确，那么阻碍合作的最大障碍也同样显而已见，那就是严重的互信赤字。当前的中美关系，正被战略猜疑、相互竞争的威胁认知以及在敏感领域中有限的沟通渠道所定义。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出于善意的合作倡议，也往往会被置于战略竞争的视角下加以审视。

“人工智能竞赛”的叙事则加剧了这一问题。它以对抗性的方式定义双边关系，使得推动合作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任何合作举措都可能被解决为“让步”或“高放弃优势”。其结果就是，双方的互信已经十分脆弱，而且正在变得更加难以重建。

在此背景下，呼吁建立全面的合作框架或许不切实际。相反，需要采取一种更为适度但可能更有效的做法：通过务实的、渐进式的合作来逐步建立互信。

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即便在冷战期间地缘政治对抗最为激烈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仍然能够建立用于管控共同风险的机制，包括沟通热线、军控协议，以及旨在降低误判风险的信任建立措施。

人工智能治理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安全领域，但同样可以借鉴这一逻辑。中美两国可以从一些范围较窄、但利益重叠且风险共担的具体议题领域着手合作。例如，双方可以就人工智能安全评估进行技术交流；针对人工智能相关风险，特别是涉及系统故障与误判情景的风险开展联合或并行的情景推演；围绕术语定义与风险框架展开对话，以减少因概念分歧而导致的误解；探索建立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的沟通机制，尤其是在归因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加强危机沟通与信息交换。

这些步骤看似有限，但为双方创造了持续交流互动的机会，能促进双方专家相互了解，并逐步减少不确定性猜疑，长远来看，这些努力有望重建起一种最低限度的互信，即便双方在不同政治层面仍存在分歧，也足以帮助双方共同管控风险，避免危机升级。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构中美关系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竞争。但竞争并不一世枭雄排斥合作，尤其是在管控共同风险方面。关键在于将“风险治理”与“能力竞争”适度区分开来。这并非易事。它需要政治意愿、制度创新，以及即便在互信不足的情况下也愿意保持接触与沟通的态度。

然而，反观另一种选择，即持续滑向技术割裂与相互猜忌，代价之大，难以估量。一个分裂的技术生态不仅降低效率，拖慢创新速度，还会使全球风险治理变得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系统故障可能被误认为蓄意行动的时代，这种分裂将进一步增加战略误判的风险。

人工智能的兴起无疑深刻改变了中美关系。但我们如何理解和定义这种变化同样至关重要。若将两国关系主要塑造为一场“竞赛”，那么它只会进一步强化对立与互不信任。而我们如将其视为一种“共同挑战”，一种竞争与相互依存并存的复杂关系，那么双方进行建设性互动的空间依然存在。

超越“对抗”与“竞争”的修辞，转向一种更加务实、以风险治理为导向的思路也许无法立即解决所有矛盾，但它是迈向更加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