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编者按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保持两国战略界和学界之间的持续沟通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和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致力于推动中美新生代学者对话，为两国青年学者搭建二轨对话平台。基于此前的持续交流和对话，中美多位学者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参与联合组稿，围绕战略安全、经贸合作、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议题撰文并发布在NCAFP官网。CISS副主任肖茜、副研究员孙成昊参与撰文，现发布其中文版，‌以飨读者。

未来一年或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关键期。伴随双方可能将举行多场元首会晤，中美都有机会推动双边关系趋于稳定。目前中美间的大多数讨论仍集中于贸易争端、技术管控与地区危机等问题，但全球治理是“暂时缺席”却至关重要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美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要的。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此类合作已不再显现。当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更多采取单边主义或交易式思维，因此中美间不存在能持续开展全球治理协调的空间。这一判断虽并非毫无根据，但仅反映了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仍在持续加剧，推动双方必须通力合作的结构性力量并未消失。

事实上，支持合作的现实基础远比当前讨论所呈现的更坚韧。当前全球性挑战并未减弱，反而正变得更加复杂且深度交织。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风险、食品安全以及新兴技术治理问题均具有跨国属性，且彼此之间正深度互联。近期中东局势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受阻等危机，也进一步凸显国际体系的脆弱性。无论国家有多么强大，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解决上述问题。

中美仍是有效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力量。两国在经济规模、技术能力与政治影响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决定了许多全球倡议若缺少中美参与，便难以取得真正成效。这一点在人工智能领域尤为明显。中美两国均处于技术发展前沿，并且在塑造全球发展方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包括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仍期待中美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国际公共产品与稳定性，且期望能够尽量规避在两国间“选边站队”。

还有一种更为微妙的动态正在发挥作用。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互不信任，但双方事实上仍对彼此抱有某种若隐若现的期待。美国方面偶尔提及的“G2”观念即使缺乏清晰定义，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承认中美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负有共同责任。中方则始终反对任何暗含“势力范围”划分的框架，但也持续强调大国应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责任。中美分歧并不像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不可调和。分歧的核心更多在于应以何种方式界定合作，而非合作本身是否必要。

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功能性而非意识形态性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并不要求双方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也不要求双方必须恢复全面接触。相反，此类合作以更为有限稳固的基础为前提：特定全球风险若缺乏中美至少一定程度上的协调行动，将难以得到有效管控。

但更为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合作起点。

一个颇具潜力但尚未取得建设性进展的领域是人工智能与核问题的交叉领域。这一领域既集中反映了新兴风险的规模，也为开展渐进式合作创设了空间。人工智能与核威慑体系融合，一方面显著加快决策进程，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对自动化系统的依赖，可能造成新的误判风险和意外升级的路径。

在此背景下，即便是有限共识也具有更重要意义。中美已经共同确认了一项基本原则：核武器相关决策必须始终由人类掌控。这一共识虽然有限，但在当前战略环境下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下一步，双方可以考虑如何将此初步共识拓展至双边关系之外，将更多有核国家纳入其中。中美可推动与其他核国家开展协调，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核问题交叉领域中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涉及人类控制与升级风险等问题。尽管中美双方都不太可能正式接受所谓“G2”框架，但此类“双边协调”在实践中仍将使中美在全球治理较为碎片化的领域中发挥共同议程设定者的作用。

这种路径亦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中国长期强调大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而当前美国政府也有动力将自身塑造为强调克制与和平而非无止境对抗的一方。因此，在此关键领域的合作不仅反映了双方所面临的共同风险，也体现出彼此虽表述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趋同的战略目标。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与核问题之外的其他领域。气候治理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过去中美之间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已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在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疫情防范与应对问题，也为双方提供了必要且可行的合作空间。即便是在数字治理等竞争更为激烈的领域，伴随全球技术体系碎片化趋势加剧，双方在风险管理与技术标准等问题上，仍存在展开对话的空间。

诚然，上述合作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回到过去全面接触的阶段。当前双边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竞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也仍将持续存在。即便中美双方能够展开合作，也将是有限且有选择的。并非只有“全面化”合作才有意义，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国际体系中，即便是狭义、有限的协调，也能对稳定局势产生积极效果。

但这却是在当前讨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竞争与相互依存并非彼此排斥，它们往往会在同一段关系中同时存在，尽管这种共存并不轻松。

当前，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竞争性更强的阶段，但两国仍然是全球体系运转中的关键行为体，双方行动与否都将持续影响全球发展走向。从此意义上讲，全球治理并非某种次级考量，而是结构性需求。

中美元首会晤即将展开，虽然本次对话不会从根本上化解两国之间的更深层次矛盾，但外界也本不该期待两国能“毕其功于一役”。元首外交仍有可能为两国更富建设性的互动创造空间，且这种互动并非建立在宏大协议之上，而是依托于在具体议题、有限范围内的务实合作。

在大国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这种路径或许显得相对有限。但在一个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时代，这种有限而务实的合作，或许恰恰既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维系全球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