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奚千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战略认知展现出显著变化，两国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2025年10月30日，在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在我们共同引领下, 保持总体稳定。”中美关系在元首外交的关键战略引领下被注入新动力、明确了新方向，有助于打造“中美两国积极互动新范式”。经过近一年的良性互动，中美两国在2025年年末相继发布了涉及对外战略与政策的重要文本。2025年11月28日，《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 年版）》正式出版发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指导思想与关键实践路径做出全面且权威的阐释。其第73条聚焦于中美关系，系统阐述了推动中美关系寻求“正确相处之道”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025年12月4日，美国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集中阐述了凸显特朗普风格与偏好的对外战略，其在对华战略与政策上的论述也呈现出较大变化。由此可见，两个重要文本分别反映出关于中美关系新的“战略认知”。本文的“战略认知”主要是作为决策层面的官方战略表达，并非主观认知或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观念结构，而是制度化、高层次、共识性的政策性表达，体现为国家在特定语境下对外部环境、身份定位乃至利益目标的官方共识。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战略认知”，主要指中美两国在重要文本中所呈现的，对双边关系中国家利益关键关切、国家优先事项及战略目标等事项的界定。那么，中美先后发布的重要文本分别传达出各自对中美关系怎样的新的战略认知？基于新的战略认知，在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分歧依旧存在的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中美关系何以保持总体稳定？从彼此战略认知的异同及当前总体稳定的现实出发，又该如何预判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对中美两国重要文本梳理，尝试比较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各自对两国关系的新的战略认知，并结合现实互动分析中美关系当前总体稳定态势，从而做出关于其现实与前景的理解与判断。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认知
2025年年末公布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两份重要文本，分别就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最新战略认知做出系统阐释。其涉及的战略认知包括中美关系的地位与核心任务、关键起点、指导原则、重要议题及前景与可能性等维度。
（一）地位与核心任务
“地位”即战略排序，旨在界定双边关系在国家对外战略全局的“优先级”，反映出轻重缓急。“核心任务”则是基于两国关系的地位，国家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被视为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既关乎两国人民切身利益，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美两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亚太地区安全的共同建设者、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共同推动者。因此，两国关系能否稳定是直接影响亚太乃至全球格局的总体趋势的关键问题。
当前中美的核心任务即找到“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但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更是谁都无法承受的”。大国竞争绝非时代底色，“脱钩断链” “小院高墙”等举措既背离大国担当，也无法有效化解双边分歧, 更难以应对全球挑战。因而，找到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既是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经验教训的深刻提炼，也是对世界局势变乱交织下大国交往规律的精确把握。
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同样被视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未直接界定中美关系在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未以单独章节表述对华认知，但全文涉及亚太地区的核心章节中共计32次提及中国，其中八次提及中国台湾地区。与此同时，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国家主导的补贴”“大规模知识产权盗窃”及“威胁关键矿产供应链”，或军事领域的“通过威慑阻止印太地区的战争”，还是地区战略上的所谓“非西半球竞争者”（non-Hemispheric competitors）或“敌对外部影响”，这些负面表述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仍被美国视为在经济、产业、军事以及地缘政治等领域对其构成现实压力的关键力量。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赢得经济未来”与“防止军事冲突”作为推进亚太地区事务，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任务。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否定了冷战结束以来对华战略的核心假设，即通过开放市场、投资与产业外包推动中国融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明确判定“这一设想并未实现”；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转向以“对等”（reciprocity）与“公平”（fairness）为优先考虑，强调通过“再平衡”对华经济关系来实现“恢复美国经济独立性”等目标，将对华政策更直接地锚定自身的产业能力与供应链安全。与此同时，报告强调，必须以持续且强韧的“威慑”阻止印太地区滑向战争。由此，美国试图从旧有互动模式中抽身，将对华政策系统性地纳入“经济安全与军事威慑”并行的亚太整体布局。
（二）关键起点
“关键起点”是指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各自持有的首要分析框架或根本出发点。尽管中美均认识到两国关系的重要地位，但双方在核心任务上的差异直接引发了在关键起点上的较大分歧。
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的关键起点即作为“第一粒纽扣”的“战略认知”。正确的战略认知可以回答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历史证明，只有中美彼此视为伙伴、求同存异，两国关系才有可能长足发展。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历过多次起伏变动。1997年，中美曾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冷战后中美首次对双边关系形成的共识性定位。进入21世纪，不论是“9·11”事件背景下所确立的“建设性合作关系”、2005年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还是2009年“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曾对两国关系的积极战略定位做出探索并达成过多个共识性定位。但2011年之后，相对积极的战略认知开始松动，共识性定位逐渐“漂流”。美方于2010年与中方共提“积极全面合作关系”后，在2011年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的全球战略调整。对此，2012年，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倡议，并于次年的两国元首会晤中进一步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阐释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并未正式对“新型大国关系”及其内涵做出过任何明确的可载入官方文件的肯定性回应，但也并未予以否认。2017年，特朗普首次执政时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修正型力量”（revisionist power）和“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其后，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了对华竞争战略定位，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升级为“唯一具有能力与意愿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下的“竞争者”定位构成了2017年以来两国关系紧张的认知根源。因而，中美双方只有在承认分歧长期存在的前提下，重构针对彼此的正确战略认知，才能够真正推进和平共处。
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的关键起点在于两国的实力地位差距。换言之，两国国力的差距及相应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与角色被美方视为塑造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对中国的重新定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经济体量、产业能力为参照，承认中国已从所谓“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演变成为“富有而强大”（richand powerful）、与美国“近乎比肩”（near-peer）的经济体，并强调中国是一个能够利用自身的财富与实力为自身谋求实现优势的重要行为体。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起点已转为以“硬实力”为支点的现实主义。在此框架下，中国不再被视为处于“单向追赶”（catch-up）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或是弱势经济体，而被界定为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更是美国认知中的所谓“颠覆性竞争者”（disruptive competitor）。另一方面是对中美关系的再审视。基于上述认知，美国倾向于将中美关系理解为在根本上“不平衡”的大国关系。这里所谓的“不平衡”被具象为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关键供应链与关键矿产等经济领域存在的风险。可见，美国当前倾向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以经济关系失衡为核心张力来源的大国关系，而其对华政策的关键是确保美国在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三）指导原则
“指导原则”是指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行动准则，为具体的对外决策选择提供更具统领性与一致性的总体框架。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被高度凝练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在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应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互动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更有助于实现全球共赢。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对外政策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指导原则。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地将“美国优先”奉为圭臬。在该理念引领下，美国对亚太秩序乃至处理中美关系的做法展现出鲜明的务实性与逐利性。一是“从强势地位出发”（leading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新版报告将亚太地区界定为未来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键战场，主张以实力塑造地区秩序、巩固自身地位。二是将经济领域界定为“终极赌注”（ultimate stakes）。美国将经贸关系、供应链重组与全球市场竞争全面“安全化”，主张“再平衡”中美经贸关系以维持优势地位，并要求盟友协同配合以达成长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明确提出巩固美元体系与制度性杠杆，强调维护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巩固其对全球金融的控制权。三是加强军事威慑。报告提出有序的经济行动与军事威慑力之间存在所谓“良性循环”，确保实现再工业化、能源主导、金融主导等经济目标成为其军事优势的基础。此外，美国敦促日韩等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分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成本。可见，美国试图以自身成本最小化、对手成本最大化来维持自身优势。尽管中美在“防止冲突”方面存在一定共识，但在实现路径上分歧显著：中国倾向于以规范性原则设定边界、以合作共赢的预期稳定两国关系；美国则深植于现实主义逻辑，以维护自身利益与相对优势为核心，力求以经济实力与军事威慑的战略耦合来塑形对华政策。
（四）重要议题
“重要议题”是两国持续关注、且对双边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的常在议题。此类议题往往触及核心或重大利益，深刻塑造双边互动议程。
第一，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高度不对称。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决定中美关系整体走向的主导性变量；台湾问题一旦被触碰，不仅意味着地区安全风险的上升，更将直接触发中美关系的波动。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台湾地区同样被给予高度关注。经济上，台湾地区在全球半导体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周边航道也与美国经济利益直接相关。地缘上，台湾地区是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其战略地位直接影响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整体布局。基于上述考量，美国将“遏制台湾地区冲突”置于优先议程，并以“通过维持军事优势以实现威慑”的防御型威慑作为其理想政策路径。一方面，美方强调巩固并强化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增强对潜在对手的威慑；另一方面，美方持续敦促台湾地区承担更多防务开支。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以“不支持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作为政策目标。这种通过释放相对克制的“模糊信号”来阻止冲突、但避免做出明确承诺的做法延续了“战略模糊”，为美国未来在台湾地区的行动预留空间，其走向则取决于总统及其决策团队的意志与选择。由此可见，台湾问题既是美国塑造地区威慑的关键部分，也是推动联盟整合的重要抓手。因而，台湾议题已成为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具外溢风险且最可能一触即发的关键议题。
第二，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立场取向不一。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经贸议题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非“绊脚石”和“冲突点”。中方主张以平等、尊重、互惠原则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推进经贸互动。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经贸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呈现两面性。一方面，经贸议题被高度“安全化”，更可能加剧摩擦常态化。美国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础，进而强调通过“再平衡”中美经贸关系来“恢复美国经济独立性”，并提出以“聚焦非敏感变量”来构筑“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使美国经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增长；另一方面，相互依存的现实需求倒逼美方与中国维持谈判窗口。鉴于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并未发生改变，美国倾向继续与中国维持贸易与谈判窗口，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关键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倾向体现了美国在该议题上务实的“去风险” 策略而非彻底“脱钩”。对比而言，经贸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具张力且最具可塑性的领域：既是竞争的焦点，也是防止关系滑向全面对抗的缓冲地带。
第三，中美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立场展现出存在共处共存的可能空间。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两国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具有客观性与长期性。中国强调各国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受到历史路径与现实条件的双重塑造，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并主张人权问题不应被工具化或政治化，更不应成为冲击中美关系稳定的因素。中方进而认为，中美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并不妨碍两国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和平共存。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双方要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不同。美国的战略认知中关于中美两国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表述则相对有限。与拜登政府等以往政府强调价值观差异乃至对抗不同，新版报告在措辞上弱化了双方在该议题上的直接对立。一方面，强调国家主权与各国利益优先。美国称其将始终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在与他国交往时鼓励对方同样以自身利益为先；另一方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制度差异性。不仅言明了“与治理体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功能性取向，还表达了“尊重各国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治理体系”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层面一定程度的收敛，未必意味着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外特别是对华政策议程中的彻底“退场”。一方面，新版报告仍强调欧洲所谓“西方文明消亡”的前景，认为美国有必要予以纠正。这意味着美国仍希望塑造符合保守倾向、拒绝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文明，即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捍卫；另一方面，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作为美国凝聚国内共识、实现动员的重要工具，总体上还是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全过程。因此，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颇具弹性的关键议题：既可能在双方保持克制时被淡化甚至达成有限共识，也完全有可能在大国博弈与国内政治周期的催化下再次成为引发摩擦的潜在“导火索”。
（五）中美关系的前景与可能性
“前景”是指一国对双边关系总体走向的判断，“可能性”则是指一国对双边关系未来演进路径与选项的判断，两者共同构成一国对双边关系的总体预期。
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前景上展现出不同期待。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具可塑性。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浇筑“五根支柱”，中美最终完全可以实现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目标。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仍未偏离竞争主线。新版报告并未实际勾勒一个以中美关系改善甚至以战略互信为目标的路线图，反而仍将“赢得经济竞争”与“避免军事冲突”作为优先目标。以此为基础，中美关系的前景被预期为一种长期存在竞争但需防止失控升级的大国关系。双方未必是“生死之争”或“胜负之争”，而更可能是在推动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合作时完全确保风险可控和美国自身绝对优势的“高下之争”。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可能性方面也存在差异。在中国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的可能性有着双重逻辑。一方面，从大国责任出发，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时代发展。因而，双方都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并“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另一方面，从现实利益出发,中美双方在经济发展、地缘安全及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利益深度交织，应该秉持务实合作、积极、负责任的态度，不停留于“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的基础目标，而是要努力向“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的“同舟共济”方向迈进。相比而言，虽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几次提及所谓“中美共治”（G2），但这一说法的代表性、方向性及战略内涵等仍模糊或存疑。在新版报告所体现的战略认知中，美国倾向在不触及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有条件、有限度且有选择地与中国开展经贸互动，从而实现“美国优先”。与之相呼应，2025年12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两日后出席“里根防务论坛”（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正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stable peace）、公平贸易（fair trade）及相互尊重的关系（respectful relations）”。这一关于两国关系可能性的重要表述在新版《国防战略》报告中被再次提及。该报告还明确提出“以实力遏制而非对抗中国”，强调追求一种“对美方有利、中方也能接受”的“体面和平”（decent peace）。这预示着在美方的战略认知中，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并非对抗选项，而是强调遏制冲突、避免危机失控，但与中方的互动边界更可能由“安全化”的经济议程所界定。换言之，双边关系的可能性取决于美方对其自身“成本—收益”的风险评估。
表1、中美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认知比较
总体而言，如上表所示，中美在不同维度上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认知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这是当前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分歧依然存在下的必然情形。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中美双方的战略认知仍为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创造了足够的空间与可能性。其一，中美双方从不同角度出发都强调了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极为重视处理好中美关系。这一基本共识整体上会增加两国考虑中美关系时的审慎度，进而更有可能增加两国关系的稳定度；第二，中美双方在关键起点、指导原则等维度，以及重要议题的认知存在着不同差异甚至分歧，但总体上并非势如水火或迎头相撞，各方均从本国立场出发加以阐释，具有一定的弹性、韧性乃至灵活性。这就在客观上为双方在某些议题上继续“边打边谈”，在另外一些议题上保持有效管控创造了一定可能性；第三，中美双方在两国关系的前景与可能性上也都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建设性倾向，这些皆可能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提供一个具有稳定上下限界定的“稳定区间”或“新范式”。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的现状
正是基于中美双方对于两国关系的新战略认知，中美才得以展现出总体稳定的积极态势。区别于“危机稳定”“战略稳定”或者“现状稳定”等概念，“总体稳定”是中方领导人对当前中美关系现实的精准概括。作为经验性判断，总体稳定旨在描述在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分歧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维持基本可控、良性互动的积极状态。事实上，自2025年以来，中美元首通过一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通信，“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穿越急流险滩、保持正确航向”。可以说，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总体稳定，是中美两国相应的战略认知与策略调整相向互动、彼此影响与塑造的结果。
（一）如何理解总体稳定
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并不意味着两国分歧的彻底消弭，更不是大国竞争的骤然退潮；而是在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分歧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从新的战略认知出发、在不同议题上采取差异化策略，并且更注重管控分歧甚至管理竞争，从而确保双边关系呈现出有限的动态稳定，避免继续“自由落体式”的下滑乃至“失控”恶化。
第一，中美在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议题上某种程度的继续“脱钩”，主要体现在科技领域。在战略认知上，美方将关键技术领域明确界定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方“十四五”规划顺利收官、“中国制造2025”规划期届满，中美在科技领域的互动正从高度不对称的等级关系演变为能力与规模更趋对等、竞争更具体系性的新局面。其一，中美的科技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一产业。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半导体、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相对领先；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多体现在先进电池、先进制造、商用无人机、5G网络及互联网平台等领域。不同赛道上的高下分化彰显了中美科技竞争正在演变为多维度与全领域的竞逐，两国很可能在不同领域各自成为领导者而非“唯一赢家”；其二，中美在科技领域的遏制与反遏制愈演愈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商务部通过“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科技实体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人工智能、芯片、量子科技等领域。相应地，中国针对涉军工与高科技链条的美国实体采取“出口管控名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措施、实现对美反制；其三，中美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收紧。有评估称，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在2025年或已降至过去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其四，中美科技竞争正加速外溢至全球。以“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与网络建设为例，中国侧重于硬件落地与“底层建网”，美国及盟友则倾向于规则制定以及标准与高端数字服务供给。如此模式差异完全可能重塑相关地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剧全球技术的阵营化趋势。
第二，中美在涉及双方具体切实利益的议题上博弈与磋商并行，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在战略认知上，中国强调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作用，美国则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强调“再平衡”与“去风险”；经贸也因此成为中美之间最具张力也最具可塑性的领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在经贸领域频繁交锋，通过元首外交引领与高级别磋商等方式最终形成了重要共识与成果。一方面，关税仍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自2025年2月起，美方以所谓“芬太尼问题”为由对华加征关税，并在4月初又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华实施所谓“对等关税”；中方则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权益。在此背景下，双边关税在4月一度被推至不现实的水平：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累计达到145%，中国则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提高至125%。随后，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在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及吉隆坡等地举行多次高级别经贸磋商，达成了阶段性协议、有效缓和了经贸摩擦。另一方面，双方使用非关税工具扩展了博弈维度。美方采取了扩大出口管制规则适用范围、推进港口费用与相关产业调查等方式，从而形成关税与规则工具叠加的施压模式。中方则以包括对稀土及相关物项强化必要的出口管制要求、将特定美国主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措施，以及加强海关检验检疫、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等规则化手段予以回应。总体而言，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互动仍“以高强度博弈促阶段性妥协”为主线，将分歧控制在可谈且可控的范围之内，进而呈现出“以打促谈”“边打边谈”的相对稳定局面。
第三，中美在涉及双方都不希望卷入不可控冲突的议题上保持“基本不外溢”，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地缘政治及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议题。其一，台湾问题。在战略认知上，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底线，美国则延续了“战略模糊”立场。在现实互动中，台湾问题也因此实现“基本不外溢”，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曾计划的“过境”美国被特朗普政府叫停，反映了后者不愿让台湾问题影响中美稳定互动的总体倾向。不过，2025年年末美方的两轮对台军售，存在回馈军工利益的明显动机，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最负面动作。尽管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随之有所强化，但总体上并未肆意操纵台湾问题，并未让此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其二，地缘政治。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南海地区相对稳定的总体态势得以延续。中美双方分别于2025年4月和11月先后举行了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有助于避免误判、管控分歧。这也符合美国将“防止军事冲突”作为其核心任务的战略认知。其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议题。尽管中美在文本上存在差异性表达，但在实际互动中并未因相关议题产生公开分歧或冲突。虽然白宫层面仍时而发布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件或言论，但特朗普本人在对华表述中具有“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使此类议题被提及的频率与强度有所下降并可控。
由此可见，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意味着中美在重要议题的互动过程中虽仍有摩擦，但并未演变为全面对抗。所谓总体稳定是在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分歧存在的背景下，双方共同维持双边关系在新战略认知所框定的“稳定区间”内运行。
（二）何以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
与八年前相比，中美两国各自对自身、对彼此及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认知及其相关策略都发生了明显发展与变化。正是这些转变，构成了支撑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两国各自的稳定因素。
（1）中方稳定因素
在新的战略认知下，中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为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提供了关键支撑。
第一，中方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战略与政策议程展现出准确“判断力”。基于2017年以来与特朗普政府互动的经验，中方战略界对其“美国优先”并充斥着交易风格的对外政策形成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对其对外政策团队的政策倾向及决策生态也有相对充分的预判。基于较为精准的战略研判，针对潜在的关税升级、科技遏制强化与供应链压力抬升等风险，中方未雨绸缪，确保了自身以更从容的姿态及更强的议程主导能力应对外部冲击。
第二，中方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总体走向展现出强大“适应性”。相较于2017年前后首次面对特朗普及贸易战冲击时的不确定感，中方对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明确立场、对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坚定信念更趋笃定。2025年，中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更为明确地强调“以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彰显强大的战略定力。正是依托这种“确定性”，中国得以摆脱短期得失的束缚、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从而在对外议程选择中赢得了更大战略空间与政策灵活性。
第三，中方为应对外部冲击准备了充分的政策储备，展现出有效“回应性”。相较于早期更多以“跟进”美方节奏来“回应”冲击，中方已有足够的韧性和结构优势主动塑造博弈，推动大国博弈走向“相互制衡”的相持态势。尤其在经贸领域，秉持“算大账，看长远”的战略认知，中国展现出了极强韧性。面对美方的关税施压，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极少数甚至唯一坚持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国家。一方面，中国企业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布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凭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有效缓释关税壁垒冲击。截至2025年11月底，中国贸易顺差历史性地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同时，中方更为突出地发挥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结构性优势，尤其是在关键矿产等上游环节占据的重要地位。作为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关键上游原料，稀土等材料在高科技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2024年中国产量为27万吨，约占全球稀土产量的69%。2020—2023年，美国至少从中国进口了29种矿产商品，其中，对稀土、锑、石墨及部分半导体相关材料的依赖程度尤为突出。在此意义上，稀土等关键矿产已成为大国博弈中供应链安全与产业政策比拼的关键所在。由此，中美经贸博弈正在相互依赖与彼此约束之间形成新的动态平衡，展现出在涉及产业链与供应链等关键领域上某种意义上的所谓“确保相互妨碍”。
（2）美方稳定因素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内外表现，与其第一任期呈现出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在不同程度上为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提供了条件。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认知更为明确。一方面，这种明确认知反映为对“何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更清晰理解。特朗普在再次就职演说中表达了对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的欣赏，称其“通过关税和才智使我们的国家变得非常富裕”，以此为其热衷的关税工具寻求“背书”。事实上，特朗普对“镀金时代”的怀旧，不仅是对19世纪末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并超越英国后逐步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的追忆，更隐含对在特定国际格局下美国拒绝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认同。在特朗普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秩序已在反噬美国。反而，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已开始强调所谓的“多极世界”。2025年1月30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在其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中，坦言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是“不正常的”，并强调“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中”。2025年5月17日，特朗普本人访问沙特期间公开批评所谓“国家建设者”和“干涉主义者”，称他们“摧毁的国家远远多于他们建设的国家”，而外部干预往往发生在“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复杂社会”。这些表态足见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议题上的转向，预示着美国在对外政策上至少不再强调冷战式的对抗叙事。在与中国互动中，特朗普也曾强调，“我们将共同解决许多问题，而且立即开始”。这表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颇有从“大国竞争”逐渐走向“大国协调”的某种可能。也正是基于所谓“多极世界”，特朗普政府才展现出选择性霸权的战略调整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区别于以往的全球扩张，特朗普展现出一种维持霸权的实用主义特征：凡利益所在，即霸权所在。在涉及美国切实利益的区域或领域，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构建一个美国处于顶端位置的等级秩序。在此秩序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再受制于价值观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完全服务于切实利益最大化。在与美国切实利益无关的区域或领域，美国则倾向于拒绝主动参与或介入，转而任由其他相关国家自行推进，甚至放任形成各自势力范围的“丛林秩序”。美国对其国际角色认知的变化，展现出美国已意识到难以维持全球霸权体系，转而通过战略调整来试图继续领先，这也在整体上减缓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全面升级。
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明确认知也体现在对“如何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解更为清晰。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继续对外挥舞“关税大棒”的同时，也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国自身的国内问题，认为只有“刀刃向内”才能真正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从其执政首年的情况看，特朗普政府所聚焦的国内问题主要涉及人口结构和财政结构。人口结构的非白人化或者“无多数族裔结构化”的态势显然是特朗普及保守派无法接受的，而近年来联邦债务激增的财政结构也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困境。这种更多聚焦于美国自身的议程侧重，不但弱化了必须通过对华战略竞争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执念，而且增强了确保中美关系稳定进而确保外部环境稳定更可能有助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认知。
第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具有关键影响的特有导向。其一是遗产导向。由于制度限制，再无连任压力的特朗普反而具有追求所谓“遗产”或历史定位的更强动力。这一导向可以表现为“避免重大决策失误”即避险求稳的心理：即出于对其个人政治遗产的保护而避免其任内大国关系出现“不可控”的问题；也可能展现出铤而走险、铸就“遗产”的特殊倾向，体现为其多次公开表达的“吞并”格陵兰岛等极端诉求。其二是偏好导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偏好继续聚焦于经贸议题，并倾向于将关税作为重要乃至首选的对外工具。相比之下，在台湾问题、地缘政治及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议题上，特朗普并未表现出同等强度的关切。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并非典型“鹰派”，更接近于仅关切经贸议题的“交易派”或“选择性鹰派”。其三是热点导向。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对外政策上展现出“热点”超越“重点”的态势。俄乌冲突与加沙局势的延宕成为特朗普竞选期间乃至再次就任后需要回应的关键热点。对于热点的关注挤压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于原本作为重点的印太战略或大国竞争的关注与资源投入。这一特殊的议程侧重导致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对华政策上的重心发生转移。
第三，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对外政策上形成了高度忠诚于特朗普个人的“助手型团队”。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外决策团队总体上是“合伙人型团队”，团队成员为自身利益而从不同角度试图塑造乃至影响特朗普的决策，这也最终招致了特朗普的极大不满。出于所谓“选错人”的反思，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忠诚至上”作为组建团队的最基本考量，进而导致其第二任期的对外决策团队初步呈现“助手型团队”状态。其团队的几乎所有人都服从于特朗普包括对华在内的外支政策议程倾向，总体上并未擅自推动对华负面的政策议程。换言之，特朗普比较有效地控制住了其对外决策团队成员的负面涉华倾向，进而没有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且不可逆的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任政府在对外政策方向上的铺陈逐步完成，总统对既定方向下具体政策选项的控制完全可能“鞭长莫及”，从而使具体主管官员更易以自由裁量权来做出带有个人偏好的政策选择。比如，国务卿鲁比奥在2025年5月宣布要“积极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签证，但特朗普却在6月公开表示“中国留学生是受欢迎的”。这显然是鲁比奥在借助特朗普与哈佛大学等高校爆发冲突而主动设置负面涉华议程的做法。又如，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为提升自身影响力而对华实施负面经贸措施，给中美经贸关系平添波折。通常认为，特朗普本人对此类“自作主张”的举措未必知情，或并不充分认识这些政策选项的实际效果。即便如此, 特朗普也未必能全然控制各部门的具体政策不进入实施程序。这种决策过程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也在客观上增加了评估特朗普政府各领域对华政策真实意图的难度。
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2026年，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起跑，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又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基于中美对双边关系新的战略认知，在同样面对重要国内外议程的关键年份，中美关系也正处于新的关键节点。能否延续总体稳定，显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中美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认知如何发展并落实
中美关系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是中美对彼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认知如何发展并如何落地为现实政策。一方面，中方的战略认知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对美认知、战略与政策的集中反映，也是基于中美互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过去八年多来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斗争经验的高度总结与提炼，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运筹、塑造、引领中美关系的明确且清晰的既定路线图；另一方面，美方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展现出的对华认知在实施过程中如何演化，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报告并未否认对华竞争，只是将战略侧重转向西半球、维持关注亚太地区并聚焦于确保涉及美国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军事、科技创新等国家硬实力议题。这种侧重的调整可能影响到中方与拉美等相关国家既有合作的正常推进。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保持存在，也将继续给中美关系带来涉及第三方的分歧乃至冲突隐患。报告对台湾问题的强调以及现实中特朗普政府出于各种特殊利益等考虑做出的对台军售等动作，也在客观上增加着中美关系“外溢”的风险。此外，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下在科技领域等国家核心竞争力上某种程度的继续“脱钩”，事实上也给中美关系持续制造着分歧与矛盾的隐忧。其二，报告虽然展现了特朗普个人战略偏好与美国国内保守派战略界乃至某些特定群体利益偏好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但总体上还是以特朗普个人偏好为主导。这意味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满于特朗普个人政策议程的执行者或者国内利益相关群体，完全有可能从自身利益或机构预算最大化等复杂动机出发，采取各种方式制造出某些突发问题乃至危机事件，甚至通过操纵舆论民意加以炒作，导致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做出未必符合其战略认知的负面回应，进而给中美关系带来预期外的更大挑战。
（二）中美关系得以总体稳定的双方因素是否延续
中美关系能否保持稳定的另一个关键是支撑2025年总体稳定的双方各自的因素能否延续。对中方而言，前述稳定因素具有一定延续性。第一，对于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华偏好与政策选择需要更强“判断力”。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的对华偏好与相关政策基本验证了中方此前的判断。而其第二任期以来在内外政策上更为极端且更具不确定性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为中方对其对华政策走向，以及相关政策对中美关系潜在影响的进一步准确判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第二，中方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具有更强“适应性”与“能动性”。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步入“十五五”期间，面对世界多极化的曲折发展，中国具备着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这种能动性不仅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抓手与优势，更通过深化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贸联系，为中美关系的稳定运行构筑更深层次的“缓冲带”。第三，中方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储备更为充足，在对美斗争中凸显更强“回应性”。只要持续保持自身经济的稳健发展以及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位置，中方就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拥有足够且充分的政策工具箱来保持对美的“确保相互妨碍”，从而继续保持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总体稳定且平衡的互动。
对美方而言，相关稳定因素则存在着变数与不确定性。第一，关于“让美国再次伟大”更为明确且清晰的认识所驱动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正在给世界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可能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进而为彼此留下了必要空间，的确有助于保持两国关系稳定；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原则、激进地谋求扩张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势力范围，不惜以介入别国内政、挑战别国主权来推进“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极端做法不但给中方与拉美国家的正常合作带来了新变数，而且增加了中美未来可能互动中谈及国际秩序等重大议题时的分歧点与复杂性。
第二，遗产导向、偏好导向与热点导向的微妙变化，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关于遗产导向，特朗普总体上有避战避险的求稳需求、不愿陷入新的泥潭。但在可能一蹴而就地铸就遗产时，特朗普也完全可能铤而走险、追求短期可见的回报、呈现某种掠夺性且急功近利的霸权冲动。2026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伊朗等国的军事行动足见这种“两面性”。在中美关系意义上，特朗普避险求稳的总体偏好得以维持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与中美关系有关的议题直接上升为其可能冒险铸就遗产的聚焦点。关于偏好导向，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展现出对经济利益与经贸议题的偏好，总体上确保了中美互动仍聚焦于经贸领域。但随着中美经贸领域更多共识乃至协定的达成，特朗普对相关议题偏好的兴趣点和关注度完全可能有所下降，进而就有可能导致其相关偏好不再主导对华政策、为对外决策团队其他成员负面驱动对华政策提供空间。关于热点导向，特朗普在2026年极可能将继续聚焦于俄乌冲突等热点问题的所谓解决；美国政府对委、伊等国的军事行动也可能为其制造出长期延宕的需要回应的热点议题。这些动态变化都有较大可能延续其热点强于重点、热点挤压重点的战略资源分配现状。
第三，“助手型团队”的决策生态有可能导致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乃至负面转向。一方面，鉴于特朗普与其团队成员在议题偏好、执行节奏等环节的可能“错位”，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方向可以由总统控制，但各部门具体政策选择与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完全可能促成一些与总统意图不一致的政策产出，进而对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个人明显的主导地位，其“助手型团队”中较多存在的对华鹰派成员主观上存在动机、客观上具有凭借专业领域信息不对称优势，来对特朗普个人反复进行各种游说、劝说等塑造的能力，试图最终影响其对华政策选择。特别是在经历对委内瑞拉动武、打击伊朗等重大议题的对外决策后，鹰派团队成员的作用呈现出上升态势，特朗普完全有可能转而更为依赖这些团队成员的意见。在这种情形下，一旦特朗普需要进一步对华施加极限压力时，很难排除其更易接受来自这些人提出的某些负面政策议程，进而拖累中美关系。
当然，若2026年中美元首外交得以顺利推进，必将会继续发挥定向把舵领航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对上述美方稳定因素的可能变化发挥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
本文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