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岁末年初，众多学者在中外媒体和学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中美关系新态势的看法，充满真知灼见。

仔细阅读，感觉阐述基本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什么样的“大修”，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是中美关系是否正在发生某种意义上的“转折”，中国应如何更好地塑造中美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在的风向是：说“特朗普正在推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是“误判”，他所实施的其实是“扩张”，旨在控制一切。个人认为，说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不是收缩”与说“是收缩”一样绝对，且不论是否符合基本事实，至少与一些同样得到追捧的见解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比如“中国应积极填补美国退出形成的全球治理空位”。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旗号下推动的战略调整，是对美国全球利益的系统性重置，似乎可以用“缩”“盘”“进”三个字来概括。

所谓“缩”，是在全球层面上摒弃过去以“国际秩序缔造者、维护者”自居的叙事框架，将过度伸张的触角收回来，特别是在欧洲、中东、非洲方向上，重新配置战略资源。

所谓“盘”，是把本土安全和西半球利益置于首位，推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借口整治非法移民、打击贩毒网络，重新盘整与美洲国家的利益关系，系统性压缩、排斥战略对手在拉美的活动空间，从而实现盘踞西半球、巩固美国霸权根基的目标。

所谓“进”，是在整体收缩中有局部进击和扩张。这包括在西半球的进击——地区军事部署实际是在重新扩张，对拉美政治生态实际是在主动重塑；也包括继续将“印太”视作美国全球利益布局和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支点——战略布局更具对华竞争的针对性，更倾向于在地区前沿灵活运用军事存在、产业链重构与规则协调等手段。

要实现既“缩”又“盘”且“进”，特朗普政府需要钱，为此频繁动用关税、出口管制、贸易与投资审查、金融制裁乃至军事威慑手段，到处开源节流，同时要将年度军费扩张到1.5万亿美元。需要牢控大宗商品定价权，为此在美洲、非洲和极地如饥似渴地攫取石油、关键矿产资源和关键航道、港口，重构供应链安全。需要盟伴集体配合，为此强压欧盟和日韩澳等“中等强国”承担更多成本并在价值观上向美保守主义靠拢，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需要摆脱国际制度束缚，为此以气变国际合作和联合国为重点扩大“退群”范围，同时筹建“和平委员会”，准备架空联合国。需要大国关系阶段性稳定，为此对俄主动“重启”关系，对华释放“G2”信号，在关税战中知难而退，闭口不谈台湾问题，并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

与其纠结美国全球战略是否正在“收缩”，不如看到特朗普采取的种种措施是霸权续命“急就章”，尽管底层逻辑相对连贯、清晰，手段大刀阔斧，但偏好单边工具，追求短期效果，在不同方向和结点之间缺乏统筹衔接，必然导致顾此失彼、左支右绌。

这种混乱让美国付出长远战略代价，也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进行着一场对美国的祛魅和“去风险”，在大国战略竞争夹缝中存在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开始发生大面积位移，被美国视为洪水猛兽的世界多极化明显提速，这对中国而言才是真正的机会所在，其重要意义远胜于美国从一些地方收缩留下真空。

对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基本赞同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某种形式的“转折”与“临界”，不存在明显分歧。

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出于对中国能力的忌惮，迟迟不明确对华政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表现出反复多变、摇摆不定的一面，但战略竞争的内核没有变，主要在关税强加、科技封堵、“印太一体化威慑”三条线上集中发力。中国则凭借实力的提升和经验的累积，多次以跨域组合拳进行回击并总能取得主动，促使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重点从“极限施压”回敛，转向“谈判交易”。同时，中方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与美国保持对话接触与有限合作，并加强风险管控，有效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

斗争态势的改变激发了胜利主义氛围。不少言论指出，经过数年交手，中美博弈正从“美攻中守”转入“战略相持”。也有观点认为，中美综合实力对比迅速接近大体对等，事实上已经确立军事、科技、贸易三重MAD（“确保相互摧毁”），新的战略平衡正在生成，使得双方对全面对抗、脱钩乃至冲突可能造成的冲击有更清醒的认知，从而以更理性态度处理彼此关系。

如果“转折”之说成立，那必然意味着中美关系正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美分别进入“以时间换空间”和“以空间换时间”的状态。两国尽量避免激烈碰撞，高层交往与各领域各层级磋商不会断，军事对话、人文交流低水平开展，双方也能在关乎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有限合作，为的是全力推进自身改革发展和战略布局调整，为迎接博弈“终局”的到来蓄力聚能。但双方互信十分脆弱，经济、科技、军事及软实力竞争继续进行，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仍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升级甚至飞出“黑天鹅”来。

在这个阶段，国际社会众多成员已在心理上接受世界正处于实现多极化之前过渡阶段的现实，中国越来越多地被外力借重为制衡美国霸权的建设性力量，全球场域正式成为中美开展战略博弈的大舞台。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更多交手将超越双边，在现实地理空间、网络虚拟空间和经济金融、战略安全、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乃至太空安全等领域全面展开。另一方面，在大国战略竞争博弈场上存在着的广阔“中间地带”——主要由全球南方国家构成，以“中等强国”自居的美以外西方国家也在其中，都在根据不同阶段不同问题上的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调整天平砝码，决定对主要力量的亲疏。

遗憾在于，对“终局”的讨论似乎被有意无意地绕开了，人们回避谈论“转折”的两端到底连接着什么。背后固然有着多重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避讳，但更多是对中美各自和对方战略目标的认知模糊以及交流困境。

中方反复重申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搞霸权，无意在世界上取代美国，然而这套话语很难对美国战略界形成触动。特朗普政府也在对“印太战略”的目标进行“再廓清”，由坚决制衡中国弱化为避免“印太”区被任何力量主导以及防止大的冲突，然而中方仍坚信美国就是要遏制中国，对这个“再廓清”也不怎么带感。

即便是战略博弈，也需要在关键问题上始信于自己、取信于对方。中美双方需要继续对话沟通，并且避免坠入权力转移、大国争霸的叙事。

成熟的大国相处之道不在于谁输谁赢，而在于即使在对抗中也能守住不冲突的底线，在竞争中依然寻求和平共处的可能。构建对等、稳定的中美关系，理应成为新阶段中国政策目标所在。

本文刊载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6年1月 总第七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