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青青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引用格式 申青青、孙成昊：《“硅幕”已至：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与中国应对》,《国际经济合作》2026年第1期，第1—13页。
Shen Qingqing and Sun Chenghao, “ ‘Silicon Curtain’ Descends: US AI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 and China’s Respon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Vol. 42, No. 1, 2026, pp. 1-13.
一引言
近年来，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成为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议题，美国在该领域对华打压不断加码，对全球产业链和科技创新生态产生深远影响。从政策演进路径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出口管制政策工具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清单”扩容，二是强化投资审查。拜登政府继承并发展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出口管制措施，通过投资国内、协同盟友实现“去中国化”的人工智能供应链战略。出口管制依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重中之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华出口管制战略已逐步成型。本文从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这一关键切口出发，阐释其路径特征、封锁逻辑、管制趋势与多方影响，分析美国打造“硅幕”、对华封锁的政策，研究美国如何运用出口管制这一工具，超越其常规的全球规制范畴，专门构建针对中国创新链、供应链和数据链的阻断截流体系。
二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特征
美国正通过限制创新链上的研发合作、管制供应链上的硬件出口、阻断数据链上的算法流通，构建一个覆盖技术演进全过程的三链协同的复合管制体系。在创新链阻断方面主要表现为限制研发合作与技术扩散。具体包括审查学术交流，颁布技术合作禁令，管控人才流动。
管制供应链主要表现为封锁芯片制造与算力硬件。一是切断获取芯片设计软件的途径，限制全球半导体制造企业为中国芯片设计企业提供代工服务。二是禁运半导体设备。特朗普第一任期首次启动美国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拜登政府不仅扩展了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还加强与荷兰和日本的协调。三是对图形处理器（GPU）和高带宽存储器（HBM）实施出口管制，直指中国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企业及本土代工能力在技术生态链中的薄弱环节。
阻断数据链主要表现为管制算法模型与数据流动。一是限制模型权重出口，试图阻断人工智能训练这一关键环节中的算力、算法优化和数据流通，构建起更完整的出口管制链条。二是限制数据跨境，禁止美国云服务商向中国提供训练大模型所需的公共数据集。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政策随着技术发展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呈现动态演进的特征。首先，技术覆盖面持续扩展。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呈现逐步收紧态势，体现其从硬件向软件及服务的纵深发展。其次，动态调整性能阈值。2022年，半导体出口管制初始政策框架基于总处理性能与互连速度的双阈值模型构建，美国政府于2023年对出口管制进行了三重升级，强化对分布式人工智能算力的全链条管控。最后，强化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管制。管制不仅针对产品本身，还强调对最终用途用户的限制，防止技术被用于军事或敏感领域。
美国构建双多边联动的执行机制，从地缘技术角度对华实施外部制衡。从双边层面看，美国与日本在“日美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JUCIP）框架下通过出口管制合作；宣布美韩同盟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联盟”；美国与荷兰签署《关于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QIST），强调在新兴技术领域稳固双边关系。从多边层面看，美国除了在已有框架内嵌入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条例，还通过组建平台推动多边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日益重视与富裕南方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通过芯片出口松绑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合作，构建起技术输出与资本回流的战略绑定。
图源：作者提供
三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动因
维护技术霸权是美国实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根本目标。美国试图通过维持代差确保其在人工智能创新链的顶端地位。通过出口管制阻断关键技术的国际流动，美国力图构建中心—边缘的技术秩序，在确保美国企业占据全球创新链制高点的同时，迫使他国依附于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系统。美国对华实施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深层逻辑在于建立并维持技术代差。美国试图通过控制基础层技术（如芯片制造、算法框架）建立非对称依赖，使中国被迫在应用层（如基于基础层开发的终端技术产品和服务）追赶，难以突破底层技术壁垒，形成一种倒三角的不稳定结构。
经济安全是直接动因。美国试图通过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化能力，保护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和定价权。本质上，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体现出美国从自由主义向新重商主义的范式转变。从产业压制层面看，技术民族主义的价值链治理是其重要手段。出于对中国可能占领技术高地的战略担忧，美国以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实施对华技术遏制。从维持领先优势层面看，垄断租金的制度化红利是其重要考量。一是垄断技术标准，形成生态锁死局面。二是供应链断点操控，控制供给使中国企业不得不接受高价或性能降级的替代品最大化获取租金。三是专利壁垒变现，直击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薄弱环节，攫取高额开发专利许可费。
美国的国内政治是政策推手。一方面，两党共识推动对华强硬政策的出台。尽管在诸多政策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国国内治理困境促使两党在对华出口管制层面保持高度一致。人工智能出口管制逐渐演化为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成为政客迎合选民、展示强硬立场的工具。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选民情绪推动政策加码。人工智能技术管制被赋予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含义，不仅是迎合选民的制胜法宝，也是弥合两党分歧的关键议题，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
四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趋势和影响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在短期内的发展趋势并非基于其新的战略目标，而是源于对现有管制体系在执行层面所暴露出的内在矛盾和制约的迅速弥补。鉴于算力芯片降规版“绕道”、云服务算力溢出以及盟友协调滞后，管制效能未达预期将使美国政府在短期内或采取领域弥合和手段升级的应对措施。在领域弥合方面，管制从硬件向模型和数据环节延伸。在手段升级方面，以经济杠杆强制技术联盟固化。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偏好高关税和全面经济制裁，这使出口管制不再是孤立的法律工具，而是与贸易谈判、金融限制及更广泛的“实体清单”扩容一同使用的“组合拳”。
从长期看，管制措施将加速中国供应链的国产化和自主化替代进程，最终形成一个与美国技术体系相对独立的生态。从管制引发的反噬与内生性增长来看，美国企业的退场为中国本土供应链提供了非市场性的保护和发展空间，中国企业被迫以国家意志驱动，用短期成本压力换取长期技术路线的自主可控。这种资源倾斜和投入形成了强大的技术内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使中国企业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封闭市场”窗口期，国外高端产品被排除出局后，本土替代方案获得更多试错机会，形成生态自洽的正向效应。然而，这种平行发展并非美国主动选择的理想路径，而是美国被中国反制后反噬效应的最终体现。平行发展的结果将引发全球供应链重塑和技术标准体系分裂，令全球供应链出现重构。
长期以来，技术主导地位一直是全球权力斗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科技博弈正在重塑技术流动的物理路径、形塑双方的认知框架。通过阻断截流的方式，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措施已由一项经济措施演变为一种战略框架，其目的不仅在于维持技术领先优势，更旨在固化中美战略竞争，重塑全球数字秩序。
五美国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中国应对
对中国而言，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深层博弈已不仅是一域一业的竞争，更是关乎全球科技权力格局重塑与未来治理秩序的选择。中国不能停留在受制者地位，而应结合管制体系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多方施策。从政府层面看，面对美国以国家力量推行的全栈式封锁策略，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在战略高度上进行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主权与流通框架，加强中美对话、迟滞“脱钩”。从企业层面看，对于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企业而言，出口管制已成为需要长期应对的确定性环境，其战略思维应从被动适配的追赶模式转向积极构建自主可控的替代路径。一方面，提升供应链风险预警能力，建立详细的管制风险识别机制。另一方面，加速推进垂直技术栈的国产化替代。同时，持续调整“出海”战略，加大对非美国盟友国家的市场投入，以化解美国管制的外溢效应。申青青、孙成昊：《“硅幕”已至：美国对华人工智能出口管制与中国应对》,《国际经济合作》2026年第1期，第1—13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
本文刊载于《国际经济合作》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