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内容提要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落幕。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的八年间，国际安全环境、中美关系、美国政经态势以及特朗普个人状态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并进入历史转折点；中美关系因美方对华战略竞争而陷入历史低谷；美国自身政治与社会持续撕裂且经济状况存在隐忧；美国国内期待“特朗普2.0”明确回应国内诉求；特朗普个人则在偏好商人思维的同时也凸显强势与遗产导向。比较而言，“特朗普2.0”的对华安全战略将突出延续性，将延续拜登政府的相关政策，体现为延续对华战略竞争、推进“拜登+特朗普”复合议程并继续将经贸议题置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位。在延续战略之下，“特朗普2.0”的对华政策也有可能呈现出一些变化，表现为对外事务聚焦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而非中国、经贸作为个人偏好成为主线后的不可控性、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对其经贸政策制造的更大压力以及陷入历史低谷的中美关系面对新“特朗普冲击”的自限性。
关键词
特朗普2.0；战略竞争；对华安全战略；对华政策；中美关系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再次当选而落下帷幕。相比八年前，特朗普的此次回归并未引发巨大震动，但其席卷全部摇摆州并赢得选民票、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的结果还是引起了较多讨论，甚至被认为这预示着西方主要国家政治保守化趋势的开始。基于此，相对于“特朗普1.0”而言，“特朗普2.0”被认为或将具有更多权势与更大影响力，更可能将其个人内外政策立场与偏好付诸实施，会极大地影响美国乃至整个世界。
事实上，自特朗普2022年11月15日即中期选举后一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全世界就已经开始认真讨论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乃至后果。作为美国主要盟友的欧洲国家还反复表现出针对特朗普回归对地区安全乃至跨大西洋关系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深度忧虑。客观而言，按照“特朗普1.0”期间的过往做法以及此次竞选期间的各种论调，“特朗普2.0”虽然在对外安全战略方向上会有一定延续性，但在对外政策上还是会进行某些大幅度调整，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面对“特朗普2.0”及其引发的不确定性，全世界都在关心：中美关系将遭遇哪些挑战？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将迎来何种变数？全球政经态势乃至全球治理走向又将面临怎么样的前景？这些问题在选后一段时间已引起了诸多讨论与预判，但随着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的正式任职，世界将很快得到足以验证目前所有猜测准确度的标准答案。
同理，对于我们最为关注的议题即“特朗普2.0”的对华安全战略与政策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与其在不同政策维度上必须进行平衡颗粒度与风险性的短周期预测，或许我们更需要将视角转回过往，关注“特朗普2.0”所面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国内政经环境与“特朗普1.0”时期的异同，进而为尝试判断“特朗普2.0”在对华政策维度上的延续与变化提供足够的空间与可能性。在此逻辑驱动下，本文将从国际安全环境、中美关系、美国政经态势以及特朗普个人状态等四个由外而内的不同维度出发，尽可能对“特朗普1.0”和“特朗普2.0”作出对比，并尝试对“特朗普2.0”的可能态势进行一些初步预估。
一、美国外部安全环境的延续与变化
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国际局势已经历八年时间的演进与变化。对于国际安全环境而言，国际社会在这八年中先后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等诸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重大挑战。这八年也是美国开启对华战略竞争、持续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历史时段，进而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一）持续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
2016年到2024年的八年间，国际社会所处的总体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且加速的变化，国际战略格局已进入关键历史转折点。
一是世界变局加速。八年前，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社会的时代主题，全世界仍然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进而，全球发展总体上还是展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文化多样化等特征。但同时，限于地区的冲突与动荡的偶发抬头，全世界要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较为突出。时至今日，全世界面对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已经站到了在“前途终归光明”还是“前所未有挑战”之间作出重大抉择的历史十字路口。或者可以说，“特朗普2.0”所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可谓是多重旧秩序叠加催生新变局，明确展现出具有“后冷战时代结束”等重要新标签的动荡变革重组已进入关键历史节点。
二是经济发展放缓。八年前，全球经济总体态势相对趋稳，新兴经济体地位持续提升，但也存在着下行压力加大、增长动能不足以及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等常在问题。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下复苏艰难乏力、任重道远。主要经济体都面对各自问题，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脆弱且不均衡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提升，但围绕“全球南方”展开的相关博弈也随之加剧。在“特朗普1.0”挑起贸易摩擦、推动“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续并提出“去风险”这一变相议程的背景之下，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一定退潮态势，转而进入新一轮并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调整期。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各国经济发展相关合作中的“安全化”倾向日益突出，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三是安全挑战严峻。八年前，世界安全局势已呈现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复杂态势。一方面，热点地区的冲突与对抗激烈，地区局势动荡，大国博弈日渐加剧提速。在美国地区安全战略加快调整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安全的“危”与“机”共存。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潜在威胁不断蔓延，全人类不得不面对着众多共同挑战。时至今日，世界安全局势继续恶化，地缘冲突的时代已经悄然回归，全球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失控般地叠加扩大。大国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上升，全球战略中的稳定性因素下降。被“泛安全化”了的新技术对全球政治和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成为大国战略安全博弈的新战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关键地缘政治问题延宕难解、演变出升级扩散等重大风险。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标志着权力政治的回归以及在更大范围出现全球性安全风险态势的可能性。
四是美国国际声誉总体下降。21世纪以来，由于受小布什开启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国际声誉与形象逐步下降；虽然奥巴马政府期间有所回升，但仍未摆脱负面发展态势。据2017年6月皮尤研究机构针对37个国家的民调数据，美国当时已面临国际地位下降、好感度（49%）只略高于不好感度（39%）的情形。相应地，特朗普当时在这37个国家获得的信任度相较奥巴马的64%快速下降到22%，不信任度则从23%飙升至74%。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被期待改变“特朗普1.0”时期的颓势，但其不考虑盟友而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的行为却继续拖累着美国的国际声誉与形象。根据盖洛普公司2024年的最新调查，对美国国际形象有好感者已降至42%，而无好感者则高达57%。相比而言，拜登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信任度为43%，不信任度则为46%，虽然略好于1.0时期的特朗普，但仍处于负面状况。这意味着过去八年中，美国的国际声誉一直处于下降通道，而从特朗普到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所能获得的国际信任度也处于较低水平。
（二）对华战略竞争下的中美关系
从2016年到2024年，由于美方开启对华战略竞争并在各领域推进一系列打压、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持续下滑并已陷入建交以来的历史低谷。
一是对华战略竞争定型。八年前，中美关系虽然已混杂着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但积极因素显然仍是主流。从积极因素看，两国利益高度相关，有理由继续互利共赢的合作；从消极因素看，美国已将中国认定为主要“挑战”，开始推动对华安全战略调整。两国互动尚可保持稳定，高层以及各级别交往依旧密切，并在各领域取得不同程度的新进展。其时，面对着“特朗普1.0”的到来，中美双方都认为要继续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彻底开启以及拜登政府接续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将对华定位先后明确为竞争者、修正型力量以及唯一一个具有能力与意愿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美国两党对华战略竞争及其对华战略定位已形成共识，区别可能仅仅在于执行的节奏，即是将中国锁定在“竞争区间”内以通过“长期博弈”实现“不战而胜”，还是要实现“速胜”而快速将中美关系推入所谓“终局”。在这种执行节奏有所区别的严峻战略竞争面前，中美关系事实上就面对着能否或如何继续保持基本稳定这一极为严峻的挑战。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高层及各层次的互动得以恢复、保持着一些对话沟通乃至合作，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稳定，但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接续执行还是同步导致了两国关系的跌宕起伏。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似乎自认为实现了有效的对华战略竞争，正如其在2024年3月发表《国情咨文》时所言，“我们（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地位来赢得21世纪与中国的竞争”，完全是一种能够“把握”中美关系、正在“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架势。在拜登看来，美方在过去四年中已将中方锁定在以确保无法实现超越为上限、以确保避免发生冲突为下限的竞争区间之中，进而可以推动对华“点菜式”合作。可以说，虽然中方反复强调美方要树立对华正确认知，要尊重历史经验、国家和人民利益，从国际社会福祉与普遍期待出发来稳定发展两国关系，但美方对华战略竞争基本定型并已成为美国两党精英对外安全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明确方向。
二是经贸科技合作受阻。八年前，中美经贸关系虽已存在分歧摩擦，但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重要性仍同步延续，中国长期占据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随后，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加关税等制裁，挑起贸易摩擦，并在高科技领域推进“脱钩”“断链”。拜登政府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1.0”的政策，并作出更加精准且针对性更强的“小院高墙”措施，形成了既维持对美有利的对华合作、又在相关领域以“去风险”为由对华“脱钩”的总体态势。近来，拜登政府更是以“过剩产能”等论调打压中国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时至今日，中美贸易虽然仍在数量上保持增长，但在结构上已呈现出极为深刻的变化。美对华贸易差逐步收窄，对华贸易在美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逐步下降。中国已从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下降为继墨西哥、加拿大后的第三位，美国也取代了中国成为德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必须看到的是，“特朗普1.0”时期和拜登政府强行推进制造业回流、发展自身产业的目标都并未完全实现，中美在经贸关系、产业发展和高科技竞争等方面也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三是地缘政治压力激增。八年前，虽然奥巴马政府已开启所谓“亚太战略”调整，将中国视为“威胁”并提出“再平衡”，但总体上还是存在着两国在亚太地区“共同进化”，共同做地区和平、稳定的维护者，亚太繁荣的促进者的可能性。但是，随着“特朗普1.0”开启大国竞争和提出“印太战略”，并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等之后，美国陆续将战略资源回调到亚太地区，渲染“中国威胁”，以此动员盟友，维持其在地区的霸权。拜登政府延续了“印太战略”，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挑战”，以“自由开放”为名推行美国秩序理念、维护美国霸权。同时，拜登政府更为强调盟友、伙伴等小集团网络，在外交、经济、军事乃至地区治理等议题上多管齐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持续推动着“小多边”机制，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韩三边协作等。这些“议题联盟”展现出突出的针对性、跨域性和延展性，实现了多层次、网络化和嵌套式的盟伴架构，对华实施阵营性对抗与复合性遏压，以成本可控的方式对华实施全方位战略竞争。
四是台湾问题风险的凸显。八年前，为牵制与平衡中国，美国已然时常炒作台湾问题，多次打“台湾牌”。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加大对台军售、通过多项涉台负面“立法”、强化“美台”军事互动，推动“以台制华”、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有些人主张处理台湾问题需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并渲染“2027年前大陆武统论”，准备应对中美在台海地区的直接武装冲突。在打造遏华盟伴体系的过程中，拜登政府持续推进“印太”与欧洲地缘层面的联动，将台湾问题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多边化”与“国际化”。在“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期间，在任内阁部长和在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等美国高级别政治人物先后窜访台湾。在“特朗普2.0”即将到来、岛内民进党持续掌权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已成为当前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具风险、最有可能一触即发的核心关键问题。
五是其他各领域互动经历波折。八年前，中美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并在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等议题上展开了合作。同时，两国人文交流稳步推进，发挥着正能量和暖力量的作用。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中美在共同应对全球与地区问题上的合作被搁置，人文交流也遭遇了极大干扰。特朗普推动了“全政府”与“全社会”负面对华议程，并在疫情期间大肆抹黑中国，直接导致了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下滑，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特朗普1.0”期间还推动了所谓“中国行动计划”，极大地干扰了中美两国科学界的正常交流。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话部分得以恢复，中方积极欢迎美方各界人士来华交流，但两国人文交流仍不得不面对来自美方各种因素的干扰与限制。同时，自“特朗普1.0”以来，美方提出了芬太尼等相关议题，中方从稳定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予以妥善回应、希望增加中美两国的对话与合作。但即便如此，美方某些人仍炒作芬太尼等议题、攻击中国。时至今日，中美两国仍存在着较大对话、沟通与合作的空间，两国民众仍具有互动的需求，但这些都很容易被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及其极端对华政策所牵动乃至被中断。
二、美国内部政经态势的延续与变化
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美国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两党政府虽然在对外安全战略上有所趋同，但其执行层面的相关政策却仍存在一定差异，从而交叉形成了时间性意义上的相互塑造。相应地，特朗普个人在八年沉浮历练后的回归后也更具个人色彩与遗产导向。
（一）剧烈变动的美国政经态势
从2016年到2024年，美国经历了四年共和党执政和四年民主党执政时期，经历了政治与社会意义上的加剧撕裂以及经济上因疫情等因素冲击而产生的震荡与停滞，正处于政经剧烈变化并步入保守派主导周期的关键时段。
一是美国国内政经状况持续复杂。八年前，美国政治早已呈现出加速极化乃至极端化的趋向。在奥巴马政府期间，茶党、“占领华尔街”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先后爆发，反建制派等政治力量登堂入室，撕裂着美国精英与社会。特朗普的当选事实上就代表着反建制派力量的崛起乃至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共和党持续加剧的“特朗普化”同步刺激着两党党争极化甚至所谓的“部落化”。就经济状况而言，美国在八年中经历了疫情波动，近年来的某些数据才恢复到甚至超越了2016年的水平。比如，202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2.54%，超过了2016年的1.82%；2016年的中位家庭收入水平为7.35万美元，而2023年已达8.06万；2016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为4.9%，2024年10月的数字约为4.1%。同时，其他一些财经指标仍可显现出“特朗普2.0”所面对的较大挑战：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为0.58万亿美元，2024年的数字预计将升至1.86万亿；2016年联邦债务为25.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GDP并达到GDP总量的105%，2024年为35.5万亿，已达GDP总量的123%；2016年通胀率（IR）为2.1，2024年则估计为2.6；2016年12月价格指数（CPI）为240.007，而截止到2024年10月的数据已增至315.493。这些数据至少说明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对解决通胀带来的价格问题及其民生隐患的强烈且迫切的诉求。
二是美国国内或仍将特朗普视为少数总统。八年前，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身份驾驭共和党建制派，推动共和党“特朗普化”。而在进入2.0时期，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已占主导，在政策理念上推进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经济民粹化与社会价值观保守化，在精英构成上持续吸纳支持特朗普及其立场的忠诚者。与强化对本党控制同步，特朗普在2016年（6298万）、2020年（7422万）以及2024年（约7727万）三次总统大选中所获得的选民票实现了缓慢却稳步的增长。这也意味着，其选民基本盘在过去八年逐步扩大。但与此同时，与“特朗普1.0”期间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的负满意度状态类似，“特朗普2.0”极可能在全美范围内仍处于负满意度状态，即继续保持未必对更多乃至全美选民负责、仅需回应自身基本盘的“少数总统”状态。此外，特朗普的回归事实上也并不意味着在其2.0时期就具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实际上，“特朗普2.0”所面对的国会两院多数比1.0时期更为微弱：共和党在“特朗普1.0”上台后面对的是第115届国会参众两院中分别以52席比48席以及241席比194席的占据多数，而共和党在“特朗普2.0”上台后马上要面对的是第119届国会参众两院中的席位分别为53席比47席以及220席比215席。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所倡导的政策议程（特别是不涉及财政预算相关议题者）在立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更大的变数。
三是美国国内要求特朗普回应的内外首要议程更为明确。在2016年大选中，按照出口民调数据，美国民众视为最为关键的政策议题依次为经济（52%）、反恐（18%）、移民（13%）和对外事务（13%）。这就意味着，“特朗普1.0”上台后要着手回应的国内首要议程就是美国经济议题。相比而言，2024年大选期间经济与通胀、移民与边境管控、堕胎权以及对外事务等四大议题被认为是最关键的政策议题。从2024年大选的出口民调看，自由派阵营的数据依次为所谓“民主”（34%）、经济（32%）、堕胎权（14%）、移民（12%）以及对外事务（4%），而保守派阵营的则为经济与就业（39%）、移民（21%）、堕胎权（11%）以及对外事务（3%）。这些数据虽然存在差异，但却共同决定着“特朗普2.0”的国内政策首要议程就是要聚焦于解决经济通胀和边境管控议题。与国内事务的明确议题与目标相同，“特朗普2.0”必须要尽快回应的对外事务无疑就是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
（二）突出个人色彩与遗产导向的特朗普
时隔八年再次当选，78岁的“特朗普2.0”在延续乃至强化“特朗普1.0”期间个人色彩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某种遗产导向。
一是持续聚焦的个人偏好。在“特朗普1.0”期间，出于自身商人背景以及对蓝领中下层群体经济民粹倾向的回应，特朗普在对华事务上最为强调的无疑是经贸议题，更为关注的是通过对华加征关税等经贸制裁来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实现美国产业回流，甚至是填补因其国内减税政策导致的财政缺口。相比而言，在其他对华议题上，特朗普并没有明显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乃至兴趣。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在对华事务上更多强调的仍是经贸议题，并叫嚣对华加征更大幅度的关税。此外，由于对2020年大选失败原因的极端错误认知，特朗普还曾提及所谓“溯源”议题，其可能引发的“索赔”等情形最终还是会回落到经贸轨道上来。在对华事务上如此聚焦的个人偏好也说明特朗普并非“超级鹰派”，而更可能属于具有一定空间的“交易派”或“选择性鹰派”。
二是更为专业的商人思维。在“特朗普1.0”期间，长期混迹商界且以自己的商业技巧为卖点参与媒体乃至娱乐节目的特朗普被普遍认为是将商人思维或商业逻辑引入美国政治的内外决策中。事实上，特朗普在贸易摩擦、盟友关系、中东事务等诸多对外决策中的确展现出明显的商人思维，而这种思维不仅只是所谓交易，还广泛涉及回应并稳固自身基本盘、在不违背制度框架下充分利用其漏洞、讨价还价、主动设置议程以及软硬兼施迫使对手让步等其他更为丰富的商业逻辑内涵。经历了四年总统任期的历练，相对于“特朗普1.0”刚开始时的商人身份，“特朗普2.0”的确会更具专业性即对相关政治事务或政策议题更为清楚、了解与熟悉，但这种专业性应该说并不会彻底改变已伴随特朗普成年以来数十年的商人思维，而是会增加其目标感与战略感，呈现出在政治与内外政策上可能更为专业、更为精准的商人思维的应用。
三是更为强势的掌控心态。在“特朗普1.0”期间，由于内外政策经验有限，特朗普启用了大量自己青睐的商人和军人，在对外事务领域尤甚。不过，这些人事实上与特朗普不具有太多过往交集，也并未分享太多共同利益，这就直接导致了一种“合伙人”式的团队互动，最终并未让特朗普本人的立场与理念完全转化为实际政策。虽然这也成了其为个人1.0期间失败决策的借口，但特朗普还是倾向于在2.0期间更为强调本人在内外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从本次大选后其遴选团队的情况看，特朗普在对外事务领域提出的人选往往多为资历较浅的绝对忠诚者，而在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等相关领域的人选却多为具有不同特殊利益的“金主”及其代表，颇有在对外事务上自身绝对主导、在对内事务上以回应“金主”、甚至与“金主”共治来实现个人执政稳定的意味，展现出一种更为强势的掌控倾向与心理状态。
四是更为迫切的遗产导向。相对于“特朗普1.0”时刚刚当选并期待谋求连任的预期，“特朗普2.0”的最大区别可能就是特朗普在2028年无法连任，因此不具备任何再次竞选的压力。但事物的另一面即是，第一任期卸任后声望和历史评价均较低的特朗普再次获得了四年任期的机会，因此其遗产导向必然会极为突出。在这些复杂倾向的影响下，在“特朗普2.0”时期，特朗普一方面完全有可能不顾民意乃至政治精英的反对去推进一些将产生关键长期影响的重大事件，甚至存在一定冒险性，从而铸就本人作为总统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特朗普也会存在更明显的“避战”倾向，不希望在这次机会中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尽可能避免导致不可逆转的重大负面后果。此外，特朗普也完全有可能更为明显地考虑家族利益，做一些能够让自身家族长期获利的事情。
三、“特朗普2.0”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
时隔四年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在对华安全战略上会凸显延续性。这种延续事实上不仅是对“特朗普1.0”的延续，而且也包括对拜登政府相关议程的延续。
第一，延续对华战略竞争方向。必须看到，“特朗普1.0”时期正式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是美国过去一段时间集中对华战略或政策辩论之后最终形成的一个具有一定共识的总体方向。从更长期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后冷战时期小布什政府原本要在2001年开启但却被九一一事件打断、最终导致战略失焦15年之后的一次“再聚焦”。从“特朗普1.0”以确定目标的方式开启对华战略竞争，到拜登政府更为系统性地执行对华战略竞争，再到如今“特朗普2.0”的回归，美国两党在先后推动对华竞争的同时，也从战略方向上形成并再次确认了较为固化且明确的战略共识。可以说，对华战略竞争的起点是美国两党政治人物针对中国持续发展的错误认知，但其背后也隐含着美国政治精英无法应对国内空前危机而进行的“外部归因”，以及美国政治精英在内顾倾向的同时又要维持霸权地位的“威胁渲染”。这是美国面对自身内外矛盾作出的扭曲式反应，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发生任何本质改变。
必须看到，美国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从“特朗普1.0”的“竞争”到拜登政府的“竞赢”（out-compete），其战略概念的内涵都更加接近生态学意义上的“竞争”。这种“竞争”实质上就是不同物种之间或同物种内部不同个体之间一方妨害其他方的行为。妨害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使自身资源最大化而确保生存与发展，其他方资源最小化而最终无法发展乃至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党的对华“竞争”强调实现中国的“无法发展”、但不排除“无法生存”；而共和党的对华“竞争”则越发希望实现“无法生存”的终极目标。从这个区别出发，共和党的“特朗普2.0”虽然延续了民主党拜登政府期间的对华战略竞争，但其战略侧重点与战略目标也会发生一些明显变化。
第二，推进“拜登+特朗普”的复合议程。“特朗普2.0”所面对的中美关系，事实上是“特朗普1.0”开启对华战略竞争和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战略竞争共同塑造的结果。面对被美国国内认为有助于实现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拜登政府的相关政策，未来只有一个任期的特朗普没有理由也不具备足够时间和空间再次进行大幅度调整。事实上，尽管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不遗余力地攻击特朗普，但其就任后仍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乃至“印太战略”，且并未对相关负面涉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应该将当前美国对外政策中日益凸显的极化态势过多延续到对华事务上。两党在对华战略上仍然是共识更多，而只在具体政策或手段选择上存在一定细节分歧。
从这个角度出发，“特朗普2.0”更有可能延续拜登政府的较多对华议程。一是延续“小多边机制”的议题联盟，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相比于拜登，特朗普虽然不关注维持盟友关系甚至对某些盟友关系不屑一顾，但并不反对能够实现对华竞争战略的“小多边机制”，甚至其在1.0期间就重新激活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因此在“特朗普2.0”时期，特朗普应该会对拜登政府“小多边机制”的议题联盟进行筛选式保留，以继续使用某些对华打压遏制围堵的战略工具。如此举动显然并不是对拜登政府系统性议程的重大颠覆而是总体延续。
二是在高科技等产业或领域的“选择性脱钩”。“特朗普1.0”开启的“脱钩”在拜登政府期间被更为精细化地推进，具体表现为“小院高墙”“去风险”以及针对“产能过剩”的一系列政策，试图实现在确保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又保证美国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或自主性。在这一被认为关乎美国创新能力与国家竞争力的维度，“特朗普2.0”大概率会延续拜登政府的路线。
三是其他涉华议题，比如“人权”、涉港、涉疆、涉藏等特朗普个人并不关注的议题或者芬太尼、边境执法等对美自身有利的合作议题，“特朗普2.0”极可能选择无格外表态地予以延续。前者对特朗普而言毫无理由停止，甚至可以作为对华施压工具随时被再次启动；后者因对“特朗普2.0”执政有利而存在单方面意愿保留的动机。此外，在延续拜登政府议程的同时，“特朗普2.0”在具体操作上也完全有可能加入明显的商人思维，进而形成在对华维度上的系统性压力与突发性冲击的复合联动。
此外，有一个关键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即“特朗普2.0”在实际操作中能否真正有效延续拜登政府的议程？客观而言，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各种议程设置可以说是基于丰富冷战经验的战略设计，虽然存在“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等平衡国内诉求的因素，但本质上仍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主义议程的体现。对于“特朗普2.0”而言，其更为内顾、在其他非涉华议题上与盟友争利、广泛采取关税等单边极端做法当然会与拜登政府的议程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特朗普2.0”延续拜登政府议程中的不协调乃至严重脱节的可能性及其不可预期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
第三，“特朗普2.0”最为关键的对华诉求仍是经贸议题。相对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的多议题推进以及对新机制与规则构建的格外重视，如前文所述，“特朗普2.0”还是会延续1.0时期将经贸议题置于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乃至核心地位。“特朗普2.0”极可能将包括拜登政府延续下来的议程在内的所有对华政策议题作为施压工具，旨在推动经贸领域的对华目标，实现最大化的切实获利。经贸议题的诉求不仅源自特朗普个人的商人背景，也直接与其在政治上崛起背后的民粹主义力量密切相关。从长期规划而言，“特朗普2.0”极可能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增加极限施压式的关税制裁，比拜登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推进“更大院、更高墙”，甚至还会推动对华取消“最惠国待遇”（PNTR）等极端措施。通过这些做法，“特朗普2.0”显然将以完成所谓“战略脱钩”作为铸就政治遗产的终极目标，至少要进一步推动减少对华经贸上的所谓依赖，继续强化过去八年中正在发生的国际贸易结构与各国地位的相关变化，至少要加速“选择性脱钩”乃至“战略性去风险”，实现中美经贸意义上的“对等”与“平衡”。
四、“特朗普2.0”对华政策的可能变化
面对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陷入低谷的中美关系以及微妙且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即便对华安全战略方向与议程得以延续，“特朗普2.0”的具体对华政策还是会存在某些变化空间。
第一，“特朗普2.0”上台后的首要对外事务议题焦点将是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对华有所需求。与其1.0治下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不同，“特朗普2.0”所面对的是持续延宕且存在不可控升级风险的两场重大地缘冲突，涉及当今的主要大国和主要地缘板块，也涉及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具有重大关键意义的资源供给。在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同时，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也比较明显地牵动着美国国内的某些关键利益或群体诉求，备受美国关注。这就意味着，“特朗普2.0”上台后必然要率先回应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甚至关于这两场危机的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塑造“特朗普2.0”的对欧政策和中东政策乃至其整体对外政策。
面对着国内外的迫切性，“特朗普2.0”要推进其多次标榜的相关政策方案，这需要相关主要国家的配合、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2.0”上台后有比较明确的动机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展开相关对话沟通，甚至希望中方予以帮助。虽然这种有所需求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方向，但完全有可能导致“特朗普2.0”的对华政策未必是最负面开局，即低开但避免最低、最差，从而为后续的对话沟通并保持最基本稳定提供一定的可能空间。
第二，“特朗普2.0”在对华政策上将明显强调个人偏好的彻底落实，可能导致不可控情形的发生。如前所述，相对于1.0期间所面对的对其决策施以较大影响的“合伙人团队”，“特朗普2.0”所希望的状态更像是一个由其个人完全主导的“助手团队”。这就意味着与1.0时期相比较，特朗普更为偏好和更具影响的政策议题即经贸议题将在2.0期间更多成为其在对华互动中的最关键主线，其他部门及其相关涉华议题将更为明显地成为服务于总统偏好主线的工具性议题。
在这种决策生态下，“特朗普2.0”对华政策上有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在经贸领域开始互动并让“特朗普2.0”认为正向实现其目标的方向稳步发展的情况下，他完全有可能要求其他部门在操作其他工具性涉华议题时相对谨慎，在总统需要时才可以制造一定压力，但绝对不要打乱总统偏好主线的议程与节奏，更不能反客为主地替代成为驱动中美关系的主线议题。这种可能的情形实际上反而增加了“特朗普2.0”对华政策走向的可预见性。另一种情形是，受到遗产导向的极大驱动乃至刺激，特朗普在认定其诉求并未得到有效回应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其偏好的经贸领域继续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以实现个人诉求，甚至完全可能放任其“助手团队”极限操作其他工具性涉华议题。事实上，按照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之所以选择更年轻、资历较浅的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出任贸易代表而非让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官复原职，很大程度是因为后者曾持有与特朗普不同的政策倾向而被认为可能不会执行“特朗普2.0”的偏好，前者则更易满足“特朗普2.0”持续冒险甚至癫狂决策与行动的需要。如此用人逻辑，凸显了“特朗普2.0”在个人偏好政策议题上展现出不可控状态的可能性。
第三，“特朗普2.0”的经贸政策可能更为明显地受制于美国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抛出了将在2.0期间加征关税的论调，具体针对中国加征至少60%、针对其他贸易伙伴加征10%—20%。在当选后，特朗普又提出将在上台后就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10%关税，随后又宣称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关税。这就意味着，“特朗普2.0”似乎要推动比“特朗普1.0”更为极端的经贸政策。
但必须看到的另一个事实是，“特朗普2.0”比“特朗普1.0”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状况。就外部而言，国际安全局势严峻、全球经济复苏任重道远、美国主要盟友的经济状况乃至国内政治稳定状况都面临着不小挑战，地缘危机也在拖累着全球以及相关国家的发展前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继续对相关国家加征关税、挑起贸易摩擦，必然招致比八年前更为激烈的反应，以及来自盟友和国际社会更大的压力。近年来特别是拜登政府系统性推进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由于美国对华强硬立场、对盟友明确信号以及盟友内部压力等新风险，某些国家呈现出放弃至少是开始松动在中美之间对冲的战略选择。但是面对“特朗普2.0”回归继续减少对盟友投入并采取关税等方式施压盟友、与盟友争利，其效果完全有可能是再次强化某些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选择，这对美国显然并非有利态势。
就美国国内而言，2024年大选是一场民主党执政遭遇否定的选举，选民将经济与通胀列为最关键问题、并且期待能够得到快速解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2.0”最关键的任务是要回应美国国内自身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如果“特朗普2.0”上台后大幅度针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其效果必然具有极大的国内风险。虽然仍有争论，但越来越多的观点推测，对外大幅度加征关税的做法不但不利于解决其国内通胀问题，反而很可能导致通胀上行、利息压力增加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负面效果。按照美国税收基金会的推算，加征10%关税将有可能导致美国GDP规模缩水0.7%，并导致失去50.5万个工作岗位；如果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进行同等报复，美国GDP规模将继续缩水0.4%并进一步失去32.2万个工作岗位。再加上美国其他财经数据已显现隐忧，也为“特朗普2.0”加征关税等经贸政策造成比八年前更大的压力与难度。
第四，“特朗普2.0”所面对的中美关系已陷入历史低谷、风险累积叠加，凸显自限性。比较而言，“特朗普1.0”面对的中美关系总体相对稳定、问题与分歧得以有效管控。然而，“特朗普1.0”对华的极端行径导致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一些政策进行了有利于美方的调整，实现了有所修复的效果，但在很多维度特别是某些关键议题上对华负面态势仍渐进式加剧。也正是在如此背景下，中方才在元首外交层次明确提出了作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的“四条红线”的重要表述，即“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不容挑战”。如此表述，也是对过去八年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导致的中美关系现实发出的直接且关键的警示信号、明确了中方的红线与底线。
在“特朗普2.0”期间延续和保留拜登政府某些有效做法的同时，特朗普也会在一些领域回到1.0期间的轨道，继续采取极端做法，制造所谓“特朗普冲击”。但必须看到的是，这些极端“冲击”在“特朗普1.0”时还会因为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而具有一定的关系韧性与运筹空间，双方互动沟通、推进系列对话等尚有可能性。不过在“特朗普2.0”期间，要继续这些极端的“特朗普冲击”甚至变本加厉的话，其所面对的中美关系已不再具备足够的韧性与空间，反而几乎将极快触及中方的红线与底线。甚至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特朗普2.0”如果肆意“打牌”的话，极易引发接近不可控的严重地缘政治危机，这显然也是坚持“避战”的特朗普个人不希望发生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说“特朗普2.0”在对华政策上虽然总体上趋于负面的可能性更大，但由于中美关系本身的自限性，“特朗普2.0”也不得不因更易一触即发的风险乃至摊牌而有所顾忌。至少在某些领域保持中美之间的沟通甚至保持中美关系的最基本稳定，反而可能有望成为“特朗普2.0”期间中美两国新的利益交汇点。
五、结语
本文刊载于《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