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内容提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地缘政治对抗相互叠加的背景下，技术因素对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塑造作用越发突出，科技界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科技冷战”，与美国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对华施压相互关联。美国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社会性力量和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日益密切，涵盖商界、政界和学界精英的技术鹰派势力逐步成形。技术鹰派认为，美国须牢固捍卫自身技术领导地位，推进对华技术“脱钩”，甚至设法令中国的技术水平倒退，进而以强大的美国技术实力实现对华“竞而胜之”的目标。美国政府着眼对华战略竞争，加快推动构建国家安全创新网络，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更趋深化，美国创新生态的国家安全导向更为突出。加大对华科技竞争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考虑到美国科技界精英对特朗普的支持，以及副总统万斯、特朗普家族等与硅谷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科技施压力度或将增强，技术鹰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将更为突出。
关键词
技术鹰派；国家安全；中美关系；技术—安全复合体；国家创新生态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其与美国科技界精英之间的密切关系成为此次大选的重要看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帕兰蒂尔（Palantir）公司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硅谷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sen）等人为特朗普竞选募集大量资金，其中一些人士还直接参与竞选活动。当选副总统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与硅谷科技界也有极为深厚的联系，此前他在蒂尔等人的支持下成功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并逐步进入特朗普的政治核心圈。万斯在竞选期间多次就中国问题表态，展现出对华强硬姿态。此外，特朗普提名曾供职于谷歌公司的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出任负责经济、环境和能源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长期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委员，是一位典型的来自科技界的对华鹰派。
科技竞争已然成为中美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精英对美国政治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深度介入，必然对未来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现象的深层动因在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地缘政治对抗相互叠加的背景下，技术因素对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塑造作用越发突出，科技界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看，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与大国竞争密不可分，硅谷的崛起得益于美苏冷战，美国军事、外交、情报等国家安全部门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关键支持。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明确以战略竞争框架处理中美关系以来，美国科技界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沟通协作持续强化。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就发动针对中国的“技术战”。将于2025年1月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新政府“预计将扩大和深化阻碍中国技术发展的措施”，技术鹰派势力料将发挥更大作用，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视。本文试图对“技术鹰派”这一概念进行阐析，探究技术因素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中美博弈日益突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华科技竞争走向。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技术鹰派”的崛起
室（OTA）、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等机构任职，并曾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中美创新政策专家组共同主席。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既包括多位国会议员和国防部防务创新小组前主任，也有亚马逊、台积电等企业的高级副总裁。该机构近年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中美科技竞争的报告，其专家频繁参与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为如何加大对华科技施压出谋划策。此外，一些组织架构相对松散、任务驱动型的研究咨询平台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有重要影响。例如，源于冷战时期、名为杰森（JASON）的国防科技顾问团队由多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院士组成，其中一些成员还获得过诺贝尔奖。杰森团队得到美国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侦察局等机构的资助，但其运作又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在美国推动对华“科技冷战”的背景下这一咨询平台越发活跃，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相关改革建言，主张从“研究安全”等角度限制中美科技关系。
三是美国科技界精英。他们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推动美国政府在创新领域加大投入，针对中美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强化美国的技术优势。蒂尔除参与创立帕兰蒂尔公司，还是安杜里尔（Anduril）公司等国防承包商的早期投资人。2019年，蒂尔在参加美国全国保守主义大会时表示，谷歌公司已被中国情报部门渗透，呼吁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对此展开联合调查。2021年4月，在尼克松基金会的一场活动上，蒂尔声称，比特币可以成为“中国攻击美国的金融武器”。蒂尔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合作是危险的。帕兰蒂尔公司高度依赖从美国政府获得的人工智能项目合同，其高级管理人员多次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强调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将会使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帕兰蒂尔公司首席运营官希亚姆·桑卡尔（Shyam Sankar）称，该公司研发活动的主要着眼点就是中国，相关软件产品可以监测中国在南海区域的行动。安杜里尔公司的高管也多次渲染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宣称该公司研发的武器可以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该公司创立于2017年，以研发软件起家，但很快发展为生产智能武器系统的公司，包括攻击型无人机、无人潜航器、高超音速导弹等，并在俄乌冲突中名声大噪。安杜里尔公司创始人帕尔默·勒基（Palmer Luckey）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以及（美国国防部）正在做的，就是为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太平洋爆发冲突而做准备”。美国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防务工业问题专家比尔·哈通（Bill Hartung）认为，对于这些技术鹰派而言，“中国是一个致命的对手，击败中国的唯一路径就是进一步为技术行业提供补贴”，以便快速生产可以在未来冲突中压制中国的新一代武器系统，而这会让帕兰蒂尔公司及其硅谷盟友获利颇丰。
上述三类技术鹰派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厚联系，借助“旋转门”、政治献金、决策咨询等路径，技术鹰派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发紧密，这为美国技术—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例如，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推动者，其鼓吹废除《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加大打击中国军民融合等政策。他从国会卸任后加入帕兰蒂尔公司，担任防务项目主管，并持续炒作“中国日益增强的技术主导力”。加拉格尔援引以色列利用传呼机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的例子，称在日益互联的（interconnected）的世界，美国需要加大防范中国利用对半导体、蜂窝网络模块等的控制，对美国发动袭击。加拉格尔还指责拜登政府与中国围绕“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展开的谈判是徒劳的。此外，安杜里尔公司首席战略官克里斯蒂安·布罗斯（Christian Brose）曾在2014年至2018年担任参议院武装委员会的幕僚长。他多次宣扬中国大陆在2027年前对台湾地区动武的言论。他在2020年出版的专著中提出，美国需要大幅重塑军事体系以应对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前沿基金”（Frontier Fund）则是一个基于公私合作、旨在促进国家安全技术研发的投资基金，它的投资者包括彼得·蒂尔和谷歌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前沿基金”首席执行官雷富伦（Gilman Louie）曾是中央情报局下设的伊丘泰尔（In-Q-Tel）公司的首任负责人。
彼得·蒂尔等人通过扶持詹姆斯·万斯当选国会参议员、为特朗普竞选总统筹款、推动出台封禁TikTok的法案等，在硅谷与国会、联邦政府之间构建日益紧密的关系。作为“山谷论坛”机制的创始人，赫尔伯格“推动打造跨党派的、跨东西两岸（bicoastal）的对华鹰派联盟”。赫尔伯格是蒂尔等人主导的反华小圈子的重要成员。赫尔伯格的丈夫、风险投资家基思·拉布瓦（Keith Rabois）是蒂尔的长期商业合作伙伴，两人曾合作建立“创业者基金”（Founders Fund）。赫尔伯格目前担任帕兰蒂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的政策顾问，蒂尔则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赫尔伯格称，山谷论坛将国会山的立法者与硅谷的科技精英聚合起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联盟，旨在赢得与中国的第二次冷战”。在分析科技界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时，“审查政府项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的首席法律官斯科特·埃米（Scott Amey）强调了利益驱动因素。他认为，“产业界对中国持鹰派态度，其在行政部门或国会所作出的决策中可获得金钱利益”。
二、科技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融合
技术鹰派的崛起是美国推动大国战略竞争这一深刻变局的反映，同时也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地缘技术时代的变体。从历史上看，科技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美苏之间的冷战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在微电子、卫星、核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在国防部创设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机构在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始终使美国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被视为“五角大楼的大脑”和“军工复合体的心脏”。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等防务承包商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军费开支的主要受益者，它们研发的军事技术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央情报局于1963年设立科学技术处，致力于以“科学手段穿透铁幕”，其广泛使用间谍卫星、U-2高空侦察机等高技术手段强化针对苏联等国家的情报收集。中央情报局高度重视监测和分析对手国家在弹道导弹、化学和生物武器、微电子等技术领域的进展情况。通过“科罗娜计划”等机制，中央情报局直接推动了太空和地理空间、通信、医学、储能电池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活动。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与科技界的合作持续扩展，这些合作对于巩固美国的技术霸权地位至关重要。例如，中央情报局在1999年出资成立伊丘泰尔这个高科技风险投资机构。伊丘泰尔为大量的高技术领域初创企业提供了关键支持，包括研发长途侦察无人机的赛飞（Cyphy）公司、研发智能穿戴设备的阿特拉斯（Atlas Wearables）公司、致力于三维地理空间和物体成像技术开发的菲尔3D（Fuel3D）公司、专注无线通信技术的索尼塔斯（Sonitus）公司，等等。2003年，伊丘泰尔为一家在旧金山成立的小型地图技术公司“钥匙孔”（Keyhole）注入种子基金，这家公司后被谷歌收购，创立了“谷歌地球”这款核心产品，相关技术被用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搜集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伊丘泰尔的投资具有“光晕效应”（halo effect），其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带动私营部门28美元的投资，它和美国的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
美国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思维实际上早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后期就得以酝酿，它直接催生了美国政府构建“国家安全创新网络”的努力。过去十余年，美国军事、外交和情报部门不断强化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运用，与很多高技术企业、创新领域的投资机构等形成日益紧密的协作关系，科技力量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相互融合不断深化。
（一）军事领域
2015年8月，在时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的亲自推动下，“防务创新小组”（Defense Innovation Unit-Experimental）正式设立，主要职能是促进新兴技术的研发及其军事化应用。卡特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他的这一背景对于其推动国防科技生态的更新具有重要意义。卡特试图将“防务创新小组”打造为美国国防部在硅谷的“前哨”，更好、更快地利用商用技术和私营部门特别是优秀的初创企业为美军服务。这一机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不仅得以保留，还获得了更多的预算支持。“防务创新小组”为人工智能、自动化、太空等领域的技术企业提供了大量融资支持，其中的主要受益者就包括人工智能方面的独角兽企业安杜里尔公司。
拜登政府更为重视军事技术领域的大国竞争。2022年10月，美国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尤其是中国军队在太空、网络、电子信息等新兴领域提升战略能力、推进核能力现代化等问题成为美方炒作的重点。该报告强调，需通过加快新兴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深化与盟友的创新合作等，改造美国的“防务生态”（defense ecosystem），强化美国的“非对称优势”。此外，美国国防工业在技术能力、供应链韧性等方面面临挑战，美方认为这将损害美军在常规军力方面的对华优势，而这需要增加对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系统等方面的投入加以应对。2023年8月，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发表演讲称，美军将打造“数据驱动、人工智能赋能的军队”，通过“复制器”（Replicator）项目部署“低成本、可消耗的自主系统”。希克斯强调，将利用“低成本海陆空无人机群”对抗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挑战，抵消中国在大量生产武器平台等方面的优势。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北约前最高军事长官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称，鉴于中国正在以美国难以企及的速度发展军舰、飞机、传感器和导弹等军事能力，美国需要大力打造适合自身的高科技体系，通过“复制器”项目部署“小型、智能、廉价、量大的平台”，将无人载具、网络武器、太空技术等与传统作战平台相结合。2024年1月，美国发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报告，提出将打造现代化的、更具韧性的国防工业生态系统，尤其是加强与防务初创企业的合作，加快培养防务技术人才。
此外，俄乌冲突标志着世界军事加快进入智能化作战的新阶段，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军加快新兴技术运用的紧迫感。乌克兰成为无人机、自主系统等武器平台的试验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球实验室（Planet Labs）公司等美国高技术企业在乌克兰战场也是大显身手。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商用技术在乌克兰的迅速运用，推动了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2023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科技战略》报告提出，美军将大力应对新兴技术研发、原型制作和量产之间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难题，避免官僚主义程序阻滞美军与技术企业间的合作，用好防务创新小组、“海军探索”（NavalX）、陆军“敏捷能力和关键技术办公室”（Rapid Capabilities and Critical Technologies Office）等机制和项目，加快以新兴技术为支撑的非对称战力的应用部署。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Project Maven）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战力，相关成果已经用于实战，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打击目标。美军还借助该计划在俄乌冲突中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
（二）外交领域
在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方面，外交部门扮演了核心角色，其也愈加重视大国在科技领域的博弈，并力图利用新兴技术提升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2021年3月，布林肯发表题为《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演讲，强调全球技术革命加快演进，主要强国竞相部署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保卫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对我们的技术能力进行投资，并在我们的外交和国防中提升这一问题的地位”。布林肯称，美国需要和盟友共同“塑造与新兴技术有关的行为，构建防范不当使用（新兴技术）的护栏”。2023年9月，布林肯在阐述新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时指出，拜登政府力图建立议题驱动、切实符合需要、如同“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的新型联盟，并利用这一联盟引导新兴技术的使用方式，如与盟友合作“为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的私营部门行为者和政府制定国际行为准则以及共同监管原则”。
为推动技术外交，拜登政府在国务院设立“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曾供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思·森特（Seth Center）担任该机构的负责人，他曾经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顾问。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国务院相关工作的应用日益深化。德勤政府人工智能研究所（The Deloitte AI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和谷歌云（Google Cloud）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考虑到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因素，美国国务院需要加快人工智能在多边谈判、对外援助、领事服务等方面的运用。布林肯任命拥有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前国土安全部官员马修·格拉维（Matthew Graviss）担任国务院首席数据和人工智能官。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人工智能资源中心，加大运用北极星（Northstar）平台等人工智能工具。美国还注重扩大驻外使领馆的技术能力，目标是在每个使馆安排“一位熟练有素的数字官员”。
（三）情报领域
2023年8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国家情报战略》提出，需加大招募具有高技术能力的人才，在情报界培养“拥抱创新”的文化。以中央情报局为例，该机构近年来从体制变革入手，加快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研发和运用进程。2022年4月，中央情报局任命南德·穆尔查丹尼（Nand Mulchandani）为该局第一任首席技术官。拥有计算机和数学专业教育背景的穆尔查丹尼曾在硅谷工作25年，出任多家技术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这位印度裔人士还曾担任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代理主任，被认为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专家。除了科技处之外，中央情报局还设立了数字创新处以及中央情报局实验室（CIA Labs）机制。为吸引更多技术人才为情报工作服务，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推动实施“技术研究员项目”，招募相关技术领域的精英人士在中央情报局工作1—2年，旨在深化情报界和科技界之间的交流协作。
在军事情报领域，美国高技术企业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4年3月，帕兰蒂尔公司获得美国陆军价值1.78亿美元的合同，为后者开发名为“战术情报目标获取节点”（Tactical Intelligence Targeting Access Node）的战场情报系统，以整合来自太空、高空和地面的感应器数据，为美军的战场指挥和远程精确打击提供情报支持。此外，卫星在美国国家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可以追踪导弹发射和提供保密通信，带有摄像头和传感器的卫星可以对地面活动进行监视。利用太空技术获取高质量情报是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美国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等机构力图借助商业公司的力量强化情报收集。美国国家侦察局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重要客户，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利用卫星数据开发情报产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国家侦察局持续推进“星盾”项目，加快美国军事和间谍卫星的发射部署，这是美国情报部门利用商业卫星能力的代表性举措。除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亚马逊公司推动的商业卫星项目“柯伊伯计划”（Project Kuiper）、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项目、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火神半人马座”火箭项目等也具有为美国情报界、军方提供支持的重要潜力。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美国技术—安全复合体保持活力与韧性的基石。
三、特朗普新政府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方面对华发起“科技战”，不仅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施压，还通过美国司法部主导的“中国行动专项”（The China Initiative）阻碍中美科技领域的人文交流。美方重视打造对华科技竞争的“全社会”模式，力图调动美国科技企业等社会性力量参与对华施压。2020年1月，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Pompeo）在“硅谷领袖集团”举办的活动上发表题为《技术与中国构成的安全挑战》演讲，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进行歪曲抹黑，渲染中国的技术进步“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强调美国须借助硅谷的“创新技能和创新精神”应对中国的“挑战”。此外，蓬佩奥在国务院设立“全球技术办公室”，任命电子和计算机工程领域的知名学者蒋濛（Mung Chiang）为该办公室的主管以及国务卿科技顾问。蓬佩奥还曾提出在国务院设立网络空间安全与新兴技术局的构想。在实际行动层面，时任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奇专责推动实施“清洁网络倡议”，利用“布拉格5G安全会议”等平台炒作中国电信企业带来的“风险”，借此打造针对中国的多边技术联盟，施压其他国家与美国合力推进对华协同“脱钩”。特朗普政府还要求荷兰限制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
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力度不减反增，其不仅注重以“小院高墙”策略强化对华“防御性”举措，还借助《芯片科学法》《通胀削减法》等加大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图通过“进攻性”举措提升美国对华技术优势。拜登政府更新了特朗普发布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将高超音速能力、定向能、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存、核能和金融技术等纳入其中。拜登政府将数百家中国企业和研发机构纳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尤为重视人工智能等领域先进芯片的出口管制。拜登政府还推动建立海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中国大陆境内为高科技产业进行投资。此外，拜登政府构建了多层次的科技联盟，设立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等双边机制，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等小多边机制框架下促进与盟友的科技政策协调，还打造了“芯片四方”机制。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国防部负责人工智能事务的前官员格雷戈里·艾伦（Gregory Allen）认为，拜登政府的意图不是“减缓中国技术增长和进步的步伐”，而是“试图让中国的技术水平倒退”。
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继续展现强硬立场，而且强调要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高官充斥着对华鹰派人士，他们普遍主张要在科技领域增强对华施压。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马克·卢比奥在国会推动多个带有“科技冷战”意味的涉华法案，并于2024年9月发表报告，支持在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对华施压。特朗普提名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tz）出身“绿色贝雷帽”陆军特种部队，曾是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长期深耕国防、反恐领域，其金主包括多家美国大型防务和科技公司。沃尔兹被认为是国会中对华立场最为强硬的议员之一，他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宣扬中美处于冷战之中。2024年11月，沃尔兹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副主席、乔治城大学教授马修·克勒尼希（Matthew Kroenig）共同撰文称，美国应迅速结束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聚焦来自中国的更大“威胁”。除了这些高官，在国务院、国防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可能担任要职的美国人士也持对华强硬立场，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黄之瀚（Alex Wong）以及前文提及的赫尔伯格。
考虑到美国科技界精英对特朗普的支持，以及副总统万斯、特朗普家族等与硅谷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科技竞争或将拥有更为坚实的支撑，技术鹰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预计将大幅增强。在“攻”的一面，特朗普将采取“轻监管”的执政路径，放宽在人工智能安全与透明等方面的政府管制，支持美国企业加快研发的步伐。此外，特朗普将更多依靠关税而非政府补贴的方式复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在“防”的一面，特朗普新政府或将通过扩大“实体清单”等方式强化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阻碍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产品。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的娜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表示，特朗普新政府对华将出台出口管制新规，限制范围从人工智能芯片扩展至量子计算、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其他新兴技术领域。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战略贸易和防扩散事务高级主任的托马斯·克鲁格（Thomas Krueger）认为，相较于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还有一堵非常高的墙”。
此外，特朗普新政府预计将会进一步强化涉及技术产业的投资审查机制，如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严格审查与中国政府、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门有关联的实体以“研究资助”等形式在美国境内实施的投资性活动，包括对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赠款和科技合作合同。特朗普新政府还将推进主要针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审查，相关限制领域或会从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向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扩展。限制中美科技领域的人文交流也将成为特朗普新政府的着力点。在共和党鹰派势力的极力推动下，特朗普新政府或将重启“中国行动计划”，要求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配合政府，打击所谓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窃取”“学术间谍”等活动。特朗普新政府还会推动美国盟友共同参与对华“科技冷战”，或推出升级版的“清洁网络计划”等机制，要求日本、德国、以色列等国加大对华技术封控，包括共同对相关中国企业和机构进行限制、在投资审查方面完善信息共享、促进涉及技术竞争的情报和执法力量建设、共同推进相关立法等。特朗普新政府也将不断强化“瓦森纳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等机制安排，加大对军民两用物项和高端技术民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其还将注重与西方盟友联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等领域争夺全球技术高地和标准制定的主导权。
结 语
当今时代，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国际权力格局，大国围绕“创新力”（innovation power）的竞争越发激烈，各国更加重视技术因素对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获胜，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硅谷的欢歌”，美国科技界精英对特朗普日益深化的支持值得高度关注。彼得·蒂尔、雅各布·赫尔伯格等在中国议题上持严重负面看法的硅谷人士，将对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华战略发挥重要影响。借助“山谷论坛”等机制，这类技术鹰派与美国国会议员中的经贸鹰派、人权鹰派等势力之间的互动协作也将越发增强。帕兰蒂尔公司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从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机构获取巨额承包合同，一个以炒作“中国威胁论”为基础、重视多元主体协作的技术—安全复合体正在加快演进。在大国竞争的驱动力之下，美国国内的创新生态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其国家安全导向越发增强，技术鹰派对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博弈的塑造作用将会更为突出。
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