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拜登首任后期，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特别是拜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所赐，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逐步走出持续动荡和激烈对抗的漩涡，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两国外交安全高官不定期在第三国会面，军方高层保持沟通和工作会晤，经贸、金融工作组密切接触，人文交流明显复苏，有理性认知和专业知识的人不再对中美高层稳定两国关系的意愿感到怀疑。
不过，无论在两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稳定彼此关系只是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需求。拜登政府对华摆出缓和姿态，大搞“围栏”建设，实因对外忙于同时处理乌克兰、以巴两场危机，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战略部署被打乱，对内则需要优先处理改善民生、动员民主党基层选民等事项，尽快进入2024年大选竞选状态。拜登政府也需要中国在经济和一些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有所配合，至少不站到对立面上去。
▲当地时间11月15日，中美领导人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举行元首会晤。
随着大选进程的推进和“特朗普归来”信号的强势传递，乌克兰战场局势因美欧援助陆续到位而再临关键节点，以及台海局势在赖清德接过台当局权力之棒后步入更加复杂的阶段，对中美关系趋稳的预期更加不能支撑两国关系将逐步改善的展望。人们看到，拜登政府不仅无意利用当前稳定状态采取实际措施解决困扰中美关系的难点问题，反而出于国内选举政治和稳住全球战略的需要，对华绕开为减轻“战略过载”而进行的技术性调整，密集出台新的遏制性举措，包括批准新的对台军售计划，针对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等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实施更严密的芯片封锁和精准脱钩，以及以更大声势抹黑中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逼中方选边站。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美学界不少人认为，从现在起到选出下届总统，两国关系正在进入“垃圾时间”。所谓“垃圾时间”，原本用在体育赛事解说中，指场上比分悬殊、赛局已定，对阵双方队员在剩余时间里往往进入消极比赛状态，教练也会指派替补队员上场积累经验。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大致是指双方虽有动力稳定、管控彼此关系，但各层次对话虚与委蛇，对问题小修小补，在开展有效合作方面难有作为，国内政治因素对双边关系改善和发展的羁绊也越来越重，导致落实“旧金山愿景”的努力空转。
如果只是这样，还不算太坏，问题在于“垃圾时间”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如果民主党选情持续吃紧，为显示政治正确，争取中间选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摇摆州、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好处、反因全球竞争激烈陷入更深窘境的蓝领阶层选民，完全有可能在竞选冲刺阶段放手一博，刻意显得“比特朗普还特朗普”，更加肆无忌惮地脏水外泼、内病外治，在贸易、科技领域和台湾、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使中美关系受到新的不可逆损害，两国关系舆论环境更加恶劣。
最坏的情况是，半年后特朗普重新上台，中美之间的稳定共识和仅存的对话合作机制被“归零”重置，进而，因美国奉行更加极端、疯狂的保守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对华强脱钩政策，中美关系遭受严重的“特朗普冲击波”。
▲7月15日，特朗普在共和党党代会上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迄今为止，对拜登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的有损中国利益和尊严的行为，中方对一些美国企业和个人实施了反制措施，尚未就加征关税宣布反制措施。而对赖清德的“台独”言论，则通过在台岛周边多方向展开围岛演习，发出清晰、严厉信号。这说明，中方当前的对美斗争留有余地，一方面尽量维系稳定的因素，争取可争取的对象，另一方面为后续应对更大风浪预留施展空间。
然而，时间的流淌不会凝固，问题的发展不会冻结。从现在起到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中美关系的风险点主要有三类：一是涉及台湾、南海、东海的海上安全冲撞风险，直接牵涉两国军事和海警力量，处理不当酿成危机；二是在外空、网络等领域发生类似于2023年“气球事件”的意外突发事件，这类技术性问题或因双方互信的缺失和美国内政治气氛的不断恶化而被炒作升级为重大事端；三是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因素恶化，使双方恢复交流合作的努力变得更加艰难。
深层次看，中美关系真正的危险在于继续相互深化彼此为敌的判断，带动双方所有内外政策以这样的判断为基轴调整、转动。美国在军事、科技、经济、安全等领域按部就班地实施对华战略竞争部署，加紧“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不仅“印太战略”、芯片封锁、地区阵营化步步进逼，而且在中国周边更加有的放矢地挑拨离间，利用矛盾制造危机，企图以此迫使中方不断做出反应、投入精力，持续抬高中国发展和周边政策的成本代价，最终将中国彻底拖入美国设计的战略竞争轨道，偏离自身和平发展的政策重心。这样的战略规划并不以谁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为转移，是中国必须长期应对的基本态势。
如果对中美之间的问题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同时停下修复积极面的努力，“垃圾时间”所酝酿的将是两国关系敌化的大提速。过去十几年，中美对对方的认知经历了信任瓦解、互疑堆叠的阶段，已经明确彼此互为首要对手，而互为对手与互为敌手之间只有一墙之隔，墙还是纸糊的。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大的政治是稳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上则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需要认真落实旧金山会晤成果，稳住中美关系，稳住周边环境，为国内改革发展和促进民生创造有利外部条件。美方处理对华关系越有可能进入“垃圾时间”，中方越应更多调动自身主观能动性和美方从联邦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客观友好力量的积极性，通过扎实努力，推动恢复、增强中美对话交流与合作的韧性、黏性和制度化水平。同时，争分夺秒推进国内改革、科创攻坚，进一步提高国家的对外抗风险和斗争反制能力。
▲当地时间5月31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于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需看到，即使美国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规划未见也不可能松动，两国间的结构性紧张无从缓解，在美国内部仍有不小的力量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要过于偏激，中美关系不要失去稳定的边界，也不能彻底脱钩。他们同样担心两国关系在国内政治因素裹挟之下彻底坠入新冷战深渊，甚至引发热战灾难，建议双方充分利用当前有限时间，采取尽可能多的措施，全力恢复和增强对话、沟通与交流，积极管控可能引发两国重陷对立和动荡的风险点，并争取使这些措施机制化，具备跨政府效力，产生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公认的良好效果，从而无论美国政局发生什么变化，都不能被轻易废除。持这种看法的人在美国政界、工商界、民间、地方甚至军界都有，并不孤独，相信也存在于中国各界。
对中美关系的规划者、操作者来说，负责任的办法不是只做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而是也能把足够多的精力用于争取相对不坏的结果。这个“相对不坏的结果”就是，中美能够适当超越彼此矛盾和分歧，总体和平共处，在一些领域良性竞争，同时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开展必要合作。
在此方面，中美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并非不存在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保持高层交往对双边关系引领作用是必须的，可凭此进一步丰富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相互战略保证的基本内涵和架构。有必要围绕经贸、金融这两大当下最关乎两国民生国计的功能性领域继续开展工作，达成一些有利于再平衡的双向安排。可抓住时机，建立与中美博弈形新势相匹配的军事热线、对话和应急管理网络。宜增加激励手段，尽快把人文交往恢复到与疫情前大致相当的水平。也有必要继续推动在管控芬太尼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深化人工智能政府间和二轨对话，取得更多可视成果，为加强或实现相关领域全球治理提供先导力量。中国的机构和企业可以在清洁能源领域同美国地方州和公司企业稳定开展对话与合作，因为无论将来美国的政策如有何变化，这些层面的发展需求和对外合作管道都不会断绝。
本文首发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4年6月 总第五十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