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张学玉：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

无论最终谁赢得大选，或许都只会在策略层面调整对华竞争，并不会改变竞争本质，也无法在对华大战略上做出任何创新。美国这种近乎冷战式的战略框架，只会扭曲其在具体领域的对华政策，让双边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尚有数月，其选情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近期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更将美国大选推上舆论焦点。大选结果不仅将决定美国下一阶段内外政策走向，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中国议题虽不是美国大选两党聚焦的最高优先级，但重要性不断上升，而大选结果也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在两党初选阶段，中国议题就已浮现，成为两党竞相比拼强硬的议题之一。双方更多的焦点仍然放在国内，两党竞争谁能为美国蓝领工人带来更多岗位并重振制造业，在对外政策上则争论谁能更好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保护美国在经济、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安全。许多美国选民并非直接在对外政策上关注中国，而是关心两党将中国议题与国内议题挂钩后的叙事。例如，特朗普曾多次强调中国造成美国社会财富与工作岗位流失，拜登政府也表示中国技术给美国带来了安全风险。

▲7月15日，拜登就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

整体看，本次大选期间两党对“中国问题”的渲染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挑战，而中美两国之间战略关系也会对两国民众产生影响。随着两党在竞选期间炒作中国议题，美国民众对华认知出现扭曲，而中国民众也会对美方言行感到失望。尤其是，当前美国国内仍有人炒作所谓“中国干预选举论”，这损害了中国形象，也会削弱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造成社会层面人文交流更加困难，破坏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

从更长远的时间段看，无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通过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执政确定的对华战略竞争主线不会改变，只是在具体的对华竞争方式、程度上会出现不同调整。

如果拜登成功连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将继续推动“印太战略”，并持续推进北约的亚太转向，逐步落实其打通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战略构想。拜登政府意图在印太地区构建更缜密、更复杂的网格状盟伴体系，以塑造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在安全层面，拜登政府将着重推进与印太地区国家的防务合作，更深地介入地区事务。美国将重点发展四方安全伙伴关系（QUAD）、美英澳联盟（AUKUS）与美日韩、美日菲三边关系，并将印太安全问题持续纳入北约的议程之中。在经济层面，拜登政府将续推“印太经济框架”（IPEF），加大对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加快打造地区排除中国的关键供应链体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空间将面临挑战，地区合作机制与国家关系将更复杂，阵营化趋势更明显。

▲当地时间2024年4月11日，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历史性的首次峰会，并于会后发表《日菲美领导人共同愿景声明》。

在经贸领域，拜登政府将利用盟友力量对中国进行更系统性的打压。民主党并不谋求与中国在经贸上完全脱钩，而更强调所谓的“去风险”，但会在关键领域对华“精准脱钩”，例如可再生能源、半导体、芯片以及医疗产品等。

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倾向于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策略压制中国，“小院高墙”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包括对更多的关键技术实施出口限制。同时，拜登政府希望组建“技术价值观同盟”以塑造其对华竞争“合理性”，试图用民主、人权与自由等高度主观标准将中国孤立于技术发展与标准制定的进程之外。

一旦拜登胜选，中美两国现有的沟通渠道大体上将得以保留，能够就一些敏感和重要议题保持沟通。当前中美已围绕经贸、地区热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开展对话，这有助于两国及时沟通、管控分歧，这一态势有望在拜登的下一任期得到延续。

倘若特朗普胜选，美国同盟体系将受到一定冲击，间接影响美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将不愿在联盟上投入过多经济成本，希望盟友承担更多自身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大幅度摧毁对盟友的安全和经济承诺。

在印太地区，特朗普仍将致力于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友的关系，通过在地区增强军事存在的方式“以实力求和平”，维护美国在地区的威慑力与影响力。在北约问题上，特朗普将要求北约盟友提升自身军费开支，不愿继续对乌提供大量援助，并对乌克兰和欧洲施加压力推动危机尽快结束，俄乌局势可能出现新变化。

▲当地时间7月18日晚，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2024年总统候选人提名，并进行演讲。

在经贸领域，特朗普明确表示要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希望以此换来对美国更有利的经贸条件。与拜登更有针对性的经贸政策相比，特朗普对华“脱钩断链”的冲动更强烈，甚至有共和党智囊提议特朗普政府应寻求在经贸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但也应看到特朗普在经贸政策上“交易性”的一面，其极限施压的背后仍抱有与中国谈成对美有利协议的企图。这预示着，“脱钩”与“交易”两股力量可能在特朗普任内主导对华经贸政策。

在两国沟通渠道问题上，由于共和党整体对华沟通意愿较低，中美现存沟通渠道将面临一定风险。在本次竞选中，特朗普曾批评拜登在对华问题上过于软弱，认为中国在与美国的对话上“缺乏诚意”。由于特朗普任用官员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目前难以确定其内阁班底人选，其核心幕僚能否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交接和过渡存在疑问。此外，由于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政策，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全球治理议题不感兴趣，中美交流合作的议题空间可能受到挤压。

总体而言，美国大选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度，但不会在本质上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而这恰恰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问题根源所在。美国如果坚持以“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营造出“要么输要么赢”的零和竞争，并将这种紧张情绪扩展到其他地区。如果美国可以在“竞争并不必然走向对抗或者冲突”的表述后再加上半句话，比如“无论竞争结果如何，美国都可以欣然接受”，那么这才是对竞争不会带来灾难的完整说法。但在当前的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政客可以做出如此表态。

同时，中美两个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并没有明确规则，各方对什么是公平的竞争也没有共识，这也是造成中美两国互相指责对方“不公平”竞争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加剧了双方竞争烈度。规则的缺乏、裁判的缺位让所谓的大国竞争极易滑向大国冲突，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会倾向于认为只有权力才能代替规则。

因此，无论最终谁赢得大选，或许都只会在策略层面调整对华竞争，并不会改变竞争本质，也无法在对华大战略上做出任何创新。美国这种近乎冷战式的战略框架，只会扭曲其在具体领域的对华政策，让双边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本文2024年7月19日首发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