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美国财长耶伦的北京之行，推进了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再接触”进程。虽然此访期间，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出口管制等问题达成具体成果，但展现出增强两国经贸政策团队常态化沟通的良好意愿。这不仅对中美处理各自的经济挑战至关重要，也有助于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耶伦向中方高级官员重申，美国无意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寻求“脱钩”，而是实施“去风险”和“多元化”政策，美国希望在应对债务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与中国加深合作。相较于“脱钩”，“去风险”这一表述确实更为温和，它体现了拜登政府试图安抚美国的商业界和盟友。“去风险”源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欧洲政治人士的说法，他们明确表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7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美欧等西方国家到底会采取何种具体行动，以体现“去风险”和“脱钩”的不同，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点。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主任葛维宝(Paul Gewirtz)教授认为，“去风险”这一概念听上去模棱两可，缺乏精确的定义。他担心围绕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风险而制定的对华“去风险”政策可能接近于“脱钩”。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称，对“风险”的定义并不明晰，风险是指中国的 “政治胁迫”还是可能爆发的战争，西方国家政府语焉不详；在“去风险”策略下，西方国家可能不再支持国内企业对华出口，并计划进一步收紧对华投资限制。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去风险”和“脱钩”这两者之间可能并无太大区别。路透社对一些西方国家企业高管的采访结果显示，为应对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多数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西方公司忙于制定应急计划，将在华业务与企业的全球业务进行剥离，推动供应链从中国移出。一些西方企业尝试建立平行供应链，即在华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在墨西哥等地生产面向美国市场的产品。然而，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巴斯夫集团全球副总裁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为美中市场分别建立两条供应链成本过高，规模较小的企业根本无法承受。

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风险资本投资者对向中国投资也变得越来越谨慎。标准普尔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2022年对华投资70.2亿美元，较2021年的289.2亿美元减少76%，为近三年来最低水平。为应对中美日益紧张的对抗关系，硅谷的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采取分拆策略，将中国子公司剥离为一家独立公司。拜登政府很可能在近期发布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这一做法与去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芯片禁令”是相互联系与配合的，目标是所谓“去风险”，即防范中国利用高技术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华投资限制的领域聚焦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未来或会扩大。美国希望日本、德国等盟友也在对华投资限制方面步步跟进。

虽然耶伦强调美国需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公平的经济关系，但拜登政府的很多做法却并不符合这一表态。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还在不断加码，这对中国民用技术产品的研发以及众多私营企业的发展带来沉重打击。此前，为了满足拜登政府“芯片禁令”的要求，英伟达等美国芯片企业调降了相关产品的技术性能，以获取对华出口的许可，比如专供中国市场的A800图形处理单元（GPU）处理器。然而，拜登政府有意将这类产品也纳入管制范围，进一步压缩美国芯片企业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这种趋势表明美国政府“去风险”的限度是不确定的，会令企业无所适从，也增大了它们推进对华商业合作的风险。

令人忧心的是，国家安全因素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提出拜登政府将基于“新华盛顿共识”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战略。即便沙利文在演讲中再度强调美国对华政策是“去风险”，但在“泛安全化”难以缓解的情况下，美国针对中国的“选择性脱钩”态势仍将加剧。考虑到拜登政府围绕经济安全问题与日本、韩国、欧盟等盟友不断深化政策协调，美国的对华打压举措或会加快“多边化”，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经济合作方面将更为谨慎。比如，日本将于本月实施新修订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限制23种芯片制造设备和产品的对华出口。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经济安全战略》文件，提出将实行更加严格的投资监管和出口限制。

总之，耶伦虽然在其访华期间做出积极表态，但中方更为看重拜登政府的实际行动。如果从“脱钩”到“去风险”仅仅是一种文字游戏，不仅会损害中美双方的战略互信，也会进一步增大商业界的不安和成本，经济上的“去风险”从长期看或造成中美陷入地缘政治冲突的更大风险。

本文2023年7月12日首发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