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外交史研究专家章百家的父母都是中美破冰的直接亲历者。1971年初，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组，章百家的父亲、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是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1972年任副司长）的母亲张颖也是这个组的成员。
这些都是绝密的，当时20岁出头的章百家作为部队文工团一名学员，自然对此一无所知。只是1971年初，他所在的部队下发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整理稿，几个月后报纸上刊登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那是他第一次模糊意识到中美缓和的好处，因为之前大家担心会爆发中苏战争，这之后他觉得战争可能性降低了。
从尼克松访华至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章百家说，其间中美关系虽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的来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然而最近几年两国关系却出现了自那时以来所未遇的困难，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矛盾。尽管今天中美关系涉及的问题要远比当时复杂，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家，应该也可能具有超越过往历史的洞察和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2月21日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日。作为当年中美破冰者的后人和一位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资深学者，在这个日子里你有什么回忆和感触？
章百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开始。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的一件大事。
虽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我当年所知有限。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中看到尼克松访华的场景。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三件事：一是那段时间父母工作很忙，我几乎见不到他们；二是此前各单位都传达了中央关于接待尼克松访华的精神和要求，特别是遇到美国记者应如何作答；三是整理市容，主要是清除“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
由于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在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后已公布，当这一破冰时刻到来时，北京的气氛比较平静，但略显紧张，没有当时欢迎友好国家领导人来访时的热烈。当然，对尼克松的接待是高规格的，准备充分、礼数周全、安排缜密。在不卑不亢的基调中，人们能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了，中美两国长达22年的对峙与隔绝终于结束了。
50年弹指一挥间，中美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的改变是促成这许多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美关系自身的变化之大、变化之深刻，更是当时人们难以想见的。如今，造就中美关系历史性转折的那一代人多已逝去，但他们的远见、魄力、智慧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敬佩，他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也值得后人汲取。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华期间，中美乒乓球运动员一同训练，切磋球技。图/人民视觉
中国新闻周刊：在以“反帝反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中美这对20年的冤家对头却走向了和解，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极富戏剧性的。你曾说，历史有自己奇特的逻辑，耐人寻味。现在来看，其中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
章百家：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从短时段看的确充满了戏剧性。然而，从长时段看，支撑这种戏剧性的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一个世界中，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国家不可能永远对峙，互不承认，互不来往。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所设立的一项主要外交目标，就是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也包括美国在内。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期间都表达了中国希望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意愿，但那时美国奉行僵硬的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并试图制造“两个中国”。6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的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也多少作出过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姿态，但那时中国政府确定了对美“一揽子”方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谈。双方的想法无法契合，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就迟迟不能到来。
那个时代中美关系的主题可以用“斗争”两个字来概括，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两国到头来仍要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想法在双方领导人的头脑中始终没有泯灭；二是在长期的对抗和对峙中，双方领导人都谨慎地设置了底线，在朝鲜战争之后避免了两国再度发生直接冲突。这就为日后中美关系的转圜留下了余地。
当中美和解到来之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美国正处于越南战争之中。中国的这场“革命”和美国的这场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互以对方为假想敌的。然而，这两件事却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和解。历史逻辑的奇特就在于它酿造的果实往往出乎人们的设计。
中国新闻周刊：毛泽东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有哪些主要战略考量？你曾说，步入暮年的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次体现出他那种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体现在哪里？周恩来又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章百家：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需要双方有共同的意愿，还要找到和把握恰当的时机。
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策无疑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亟须摆脱因“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造成的孤立状态，并抵御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双方各有需求并有所交汇，这就在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和当选后都表现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毛泽东也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动向，决心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大幅调整中国对外政策。
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融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堪称洞察形势、知己知彼、把握时机的大师。只是在选择达成目标的方式上，毛泽东更体现出他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以“小球”的转动推动世界“大球”的乒乓外交。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周恩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直接参加决策并加以贯彻执行，通过周密的安排搭建中美联络的秘密渠道，精心准备同基辛格的秘密会谈，最终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突破。
这里，我特别想补充强调一点：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是“静悄悄外交”和“公开外交”相结合的经典案例。仔细考察中美相互接近的过程就会看到，这种“静悄悄外交”包括释放带有善意的信号、采取微小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改善关系的步骤、通过秘密渠道实现双方最高决策层的联络、幕后的谈判与磋商，等等。如果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最初互信和幕后的细致安排，就不会有大众在公开的外交舞台上看到的那些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大戏，也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推动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1972年中国共与18个国家建交，是新中国建交最多的一年。有外媒说，中国是1972年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台风中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有如多米诺般的反应？
章百家：新中国成立后，迟迟不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主要是由于国际冷战的出现和美国的阻挠、干扰。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意味着美国长期奉行的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失败了。领头者的政策要改变，跟随者自然不甘落后，甚至要抢先与中国建交。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反应。
如果眼界更加开阔，我们就会看到，这是新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细致耐心、以务实精神开展外交工作的长期积累的结果。
新中国外交史上有三次建交高潮。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交国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周边国家为主。第二次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建交国以亚非国家为主。最难突破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截至60年代末与中国建交的仅有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中欧的瑞士和西欧的法国。1970年10月中国与加拿大建交，此后随着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出现了。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三次高潮贯穿上世纪70年代的上半期。在此期间，中国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继续与一大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只是在半个国际舞台上活动，那么从这时起，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迅速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中国外交格局的转换，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美之间出现了两国关系开启正常化以来所未遇的困难，中美“破冰”的那段历史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基本经验和启示呢？
章百家：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两国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业已结束，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大门正式开启，也标志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是，《公报》也反映出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也没有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些都导致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艰难的行程。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进程才告结束。
回顾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程和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我有三点体会。第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断发展顺乎历史潮流，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指导原则。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都贯穿了这些基本原则。第三，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中国同任何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据此，建交时美国政府做出了与台湾断交、终止共同防御条约、撤出美军的决定。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但须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台湾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每个时代人们遇到的问题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已与那时很不一样。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的成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令人瞩目的新兴大国，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矛盾。尽管今天中美关系涉及的问题要远比当时复杂，但上述三个方面仍是两国关系的基础。
去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他强调，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二是和平共处。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必须坚守的底线。三是合作共赢。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当前，中美关系的调整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它涉及三个层次，即全球性问题、亚太地区问题、双边关系问题。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耐心和智慧，还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局、构筑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时，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伟大国家，应该具有超越过往历史的洞察和能力。
本文2022年2月21日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