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6日，美国参议院以75票对18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对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案，这一空缺了近14个月的重要外交职位终于尘埃落定。拥有职业外交官和学者履历的伯恩斯，究竟是给中美关系带来一阵清风，还是再添一丝凉意？

2021年10月20日，尼古拉斯·伯恩斯（左）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美国驻华大使提名听证会。图为在听证会上伯恩斯与参议员埃德·马基握手。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伯恩斯1956年1月2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成长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曾获得波士顿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伯恩斯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外交领域。1983年至1985年，伯恩斯在美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实习，从此踏上了外交人生的第一站，随后他又担任了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副领事和幕僚助理。1985年至1987年，伯恩斯担任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政治官。

在从老布什至小布什的历届政府中，伯恩斯都担任了较为重要的外交职务。在老布什政府任内，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主任，参与美苏首脑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1990年至1995年任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并在国安会担任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高级主任；1995年至1997年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兼任负责公共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1997年至2001年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2001年至2005年任美国驻北约大使；2005年至2008年担任负责政务的副国务卿。尽管伯恩斯拥有在两党政府的工作履历，但其意识形态明显更倾向于民主党。比如，他曾担任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竞选团队的非正式顾问，也曾担任拜登2020年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

2008年卸任外交职务之后，伯恩斯积极利用“旋转门”制度，在咨询公司、大学和智库发挥作用。伯恩斯不仅曾为军火商游说组织科恩集团工作，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课程，还曾担任外交政策论坛“阿斯彭战略小组”的主任。

“鹰派”眼中的“鸽派”？

虽然伯恩斯拥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历，但其通过驻华大使提名的道路却充满坎坷，对伯恩斯的这一任命引发了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尤其是一些共和党议员的不满。虽然美国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较为强大的共识，对华“鹰派”与“鸽派”标签似乎已失去意义，但在传统“鹰派”政客眼中，外交官和学者身份的伯恩斯早早被戴上了对华“鸽派”的帽子。

2021年11月，对华态度极为强硬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通过质疑伯恩斯供职的科恩集团“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对伯恩斯的任命进行阻挠。卢比奥还认为，伯恩斯代表了美国传统的老派外交官，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才让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派一个虚弱的大使还不如不派大使”。

卢比奥与其说是针对伯恩斯，不如说是针对拜登。这其中既有党派政治的考虑，也有对华施压的盘算。从国内政治看，以卢比奥为代表的共和党议员试图通过阻拦美国政府的关键任命降低拜登的执政效率。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共和党对拜登政府的提名封锁策略在截至拜登执政300天时（11月17日）已取得一定成效。与三位前任总统相比，拜登任内国务院官员在同期的任命速度最为缓慢。从外交层面看，这些共和党议员主要对拜登提出的对华竞争政策不满，认为拜登在处理对华问题时过于软弱，称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竞争者，还是“潜在敌手”。这种国内政治氛围一度对伯恩斯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的表态产生影响，对中国“放狠话”成为伯恩斯通过提名听证的必经之路。

伯恩斯在2021年10月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声称，中国“是21世纪对美国和民主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利用贸易规则损害美国商界和工人利益”，美国有信心与盟友和伙伴一起证明中国所认为的“东升西降”是错误的。伯恩斯还在涉台、涉疆、涉港等问题上污蔑中国政策，提出美国不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相信中国、必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等。

能否在中美之间“穿针引线”？

拜登选择伯恩斯的理由很明确，这位新任驻华大使的外交倾向与拜登团队几乎一致，是拜登政府的“自己人”。抛开提名听证会上受到严重政治干扰的言论，伯恩斯此前的外交理念和对华观点与拜登政府的总体对华思路基本吻合。

伯恩斯是坚定的“价值观外交”支持者。他认为美国应该联合德国、法国和欧盟在这一领域向中国施压，打造“价值观同盟”。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在价值观问题上的变化有目共睹，即试图通过“民主”“人权”等传统价值观议题拉拢欧洲等盟友建立遏华阵营。2021年12月美国召开的“民主峰会”即是典型明证。

伯恩斯同样重视联合盟友的力量。2016年，伯恩斯与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詹姆斯·琼斯共同撰文表示，美国应当通过展现领导力重塑联盟尤其是北约的力量。伯恩斯认为，只有当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动员盟友，北约才会找准自己的战略方向；北约不是美国的战略负担，而是美国能力和利益的放大器。

在经贸议题上，伯恩斯同样认为，美国应该发挥盟友的力量，联合日本、欧洲等盟友迫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他曾表示，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共同联手与中国进行对话，“促使中国就范”。然而，伯恩斯并不支持推动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认为应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这一看法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等经贸团队主要成员观点接近。但他确信，中美关系正迎来关键节点，在经济、军事和价值观上都存在重大竞争。此外，伯恩斯承认中美应当在该合作的领域合作，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领域。

总体而言，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作用将更多体现在两国的外交层面和工作层面，因为这一职务的主要定位并非拍板决策而是政策落实。在当前中美博弈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伯恩斯的走马上任不会从战略上改变两国关系态势，但很可能在具体议题上发挥战术性的穿针引线作用。这一方面得益于伯恩斯与拜登政府的诸多核心幕僚甚至总统本人有着密切关系，彼此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职业外交官的基本素养和丰富经历。

在中美重要的双边会晤和一些重大议题上，一个务实且灵活的驻华大使能够发挥两国关系“架桥人”和润滑剂的作用。拜登选择老道的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足以证明，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中国，也希望继续保持双边接触，而从中也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战略竞争”是严肃认真的。在这场“战略竞争”中，伯恩斯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