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自1979年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也影响世界的未来。本文中，我想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其一，中美竞争的现实已不容回避，两国间的竞争或博弈不断向纵深发展是一个长期趋势；尽管如此，中美之间建立起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关系是可能的。

近二十年来，主要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缩小，这导致两国间结构性矛盾的出现，双方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建立互信的基础已经消损。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是前所未遇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中美关系不会回到从前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中美之间呈现出竞争态势已有一段时间。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显而易见，这场竞争包含对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并被置于全球框架之下。

大国间的竞争是严酷的，但未必是零和博弈。中美两国避免将竞争对手升级为敌手，逐步建立起一种有规则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简称“竞合关系”）之所以可能，取决于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不同于两国关系史上的任何时期，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的联系空前广泛而密切，同时又在诸多领域存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联系与矛盾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可说是对当前中美关系困境的写照。在此情况下，按领域切分竞争与合作，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第二，在中美正在展开的这场竞争或博弈中，双方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这是因为，竞争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属于同一层次，美国要极力维护的是其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决心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如能客观地认清这一差别，两国完全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各得其所，实现双赢。

第三，以大历史的眼光看，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带来的趋势是世界的整合，而不是割裂；同时，解决环境、气候、疫情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所要求的也是各国间的普遍合作，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

我的第二点看法是，未来两年，相对于2020年，中美关系在表面上可能比较平淡，但对两国关系今后的走势至关重要。双方均会算计得失，调整政策，为竞争博弈的进一步展开布局，也可能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

近期中美关系可能会相对平淡的原因，主要是未来两年，双方都有许多重要的国内事项需要优先处理。对中国来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和“十四五”规划的启动之年，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2022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美国来说，目前正面临政府换届，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必将集中精力，解决疫情问题，弥合严重的社会撕裂，恢复经济增长，以及确保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地位。

在对外关系方面，就中国而言，现行的基本外交政策将延续。其中包括：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美关系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贺电中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2008年1月7日，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费电子展上，中美合资企业在展场插起两国国旗。图/中新

在美国方面，预期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向将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拜登政府将放弃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以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能力”。美国政府的政策，包括气候变化、核扩散、疫情控制、贸易政策以及维持金融稳定等方面，都可能作出重大调整。为避免中美关系失控，美国政府换届后，两国关系的某些方面会有所和缓，在某些领域甚至会有所合作。不过，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已成为美国两党的战略共识，这一点不会因白宫易主而改变。中美“战略竞争”仍将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准点，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增强协调性，不仅是协调美国内部各方，而且将积极协调盟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力争对华施加“整体压力”，其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将进一步突出。

未来两年，中美关系虽难有大的变化，但至少可为近年中美紧张关系提供一个缓冲期，为嗣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转圜做些铺垫。

我的第三点看法则是，中美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竞合关系将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需有长期打算。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仅要目标清晰，而且要注重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并在曲折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对目标的战略管理，保证不偏航。

中美这样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大国要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关系，这在世界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殊为不易。就近期而言，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决顶住美国极限施压的做法，使其知难而退。特别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如台湾问题，不能允许美国突破底线。同时，也应限定核心利益的范围，如果把核心利益泛化，必然使自己的政策失去弹性，导致过火反应。

第二，加强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这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两国军队之间已经存在危机管控机制，应积极推进使其制度化，以防擦枪走火。另应争取早日恢复中美两国安全和经济战略对话，至少表明我方意向。

第三，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常有一连串的政策互动，由于目前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美双方的政策互动以何种形式、向何种方向展开将至关重要。在此种互动中，应增强预判力，有智慧、讲技巧，防止互动陷于恶性循环，而是有利于逐步迎得转机。

第四，在中美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采取积极姿态。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包括气候与环保、防止核扩散（伊核/朝核）、应对疫情、维护金融稳定、经贸交流构架重组、人文交流等，特别是解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

最后，中美要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新关系，需要对竞争与合作的领域进行细分，具体解决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在对等基础上建立规则。这意味许多方面的工作可能要从零开始。困难是多方面的，谈判、协商、冲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事在人为！

文章发于2021年1月18日总第981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