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导读
2020年12月18日，中华美国学会、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海国图智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系列研究会第三场“美国新政府与新时期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王缉思以“美国新政府与新时期中美关系”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王缉思教授发言整理，已通过王缉思教授校审授权。
首先，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现在是什么状况，但是对于中美关系这样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模式，我们现在还没有探讨得很清楚。原因是我们往往要类比历史上的“冷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是，我觉得这种类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腊的同质国家之间的冲突（虽然有人强调雅典是民主国家），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的冲突形式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解决不了问题，就打仗。美苏冷战是缺乏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异质国家之间的冲突。
中美关系是一种全新的模式，经济上相互依存，社会交往非常密切（起码在疫情发生之前非常密切），同时是不同质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冲突、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中美关系不像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那样，是从最好降到到最坏的自由落体式的关系，而是矛盾横向发展的关系。
我觉得中美关系中基本上有两类矛盾，一类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所谓“硬核”问题，不但难以化解，拜登上台之后可能继续深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几十年内，这种矛盾都是难以化解的。另一类矛盾是意识形态之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主要是中美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当然，把两类矛盾截然分开也不可能。
我最近看了有关“萨缪尔森陷阱”的几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2004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中国为背景，对国际贸易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就有所谓的“萨缪尔森陷阱”。我看的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写的《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他指出，如果中国在自身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取得技术进步，如在相对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方面，那对美国是有利的；而如果中国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特别是在相对高端的产业上取得进步，那美国就会受到损害。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在美国擅长的高端产业群获得技术优势，那么会有损于美国的福利。而且赶超者的经济规模越大，美国损失就越大，因此这就不是“双赢”的状态。
保罗·萨缪尔森资料图
过去几十年，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层面增加了许多竞争力，而国际贸易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现在还没有找到行之有效地调整跟他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方式，所以进入了和发达国家贸易冲突的多发期。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从“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大国冲突角度来谈中国的对外关系，必须要考虑更深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确立相当的技术优势，可以说中美之间已经落入“萨缪尔森陷阱”，当然这里也存有争议。萨缪尔森当时就指出，“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然后双方通过贸易，各自获利，达到互利共赢。
当中国在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各个层面都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更明显了。中国不仅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低劳动成本，而且还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的产业链，在这方面不输美国。对西方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挑战，而且是对“互惠”或者“对等”（reciprocity）自由贸易原则的极大冲击。
在奥巴马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看到奥巴马在他写的那本书中说，那个时候美国要靠中国，特别是经济上、财政上需要靠中国，就是刚刚克服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是需要中国的。当年美国提出TPP，想打造第二代自由贸易体制，在知识产权、劳工待遇等很多方面提高门槛。但是，奥巴马没有做完，也没有真正做到。特朗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简单，高度聚焦，要求中国实行对等，不行就打贸易战，甚至直接脱钩，企图把中国从现存的国际贸易体系剥离。欧美都认为对华贸易不对等，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的竞争力，不仅仅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比较好，更得力于中国有打造竞争力的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可以建设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改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帮助企业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增加规模经济来降低企业、单位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还鼓励发展工业集群，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来增强企业协作的效率，鼓励行业竞争，促进企业不断创新，提高生产率。国家深度介入市场，就跟美国指责中国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
现在中国不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而且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在迅速增长。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跟发达国家一样，技术密集型出口增长了以后，劳动密集型出口就很少了。我们不是这个情况，而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仍然十分可观。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工会。发达国家的工会一般都反对全球化。我记得大概20年以前，我到美国的一个大型工会组织座谈，好像在芝加哥那边。他们团队说，很希望中国能够提高劳工待遇，因为中国的劳工待遇低，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导致美国竞争不过中国。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工会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拜登上台以后，工会起到的作用可能比特朗普时期要大。劳动力在发达国家属于稀缺资源，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使用得不像过去那么频繁，所以美国那些传统产业的工资待遇、工资福利必然下降。
过去欧洲和美国的商界一直在为中国说话。这两年贸易战中，有很多人转而支持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就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中国稀缺的要素——资本和技术，如今不再稀缺了。这意味着中国对于发达国家相对充沛的资本和技术的需求减弱。它们被使用的频率降低，相对收入也就下降了。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外国资本的相对收益也在下降，这就削弱了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支持。贸易的发展对美国国内分配产生了很大影响，离岸生产和外包导致许多减速带的产生。这些地区有比较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倾向，而它们正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
我们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自身没有处理好国内事务的结果，没有把蛋糕很好地分配给这些穷人，也不搞扶贫。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很容易把选民的不满引向贸易伙伴国，如中国、墨西哥等等，来回避自己的责任。把国内的问题“甩锅”为国外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的常见做法。但如果说这完全是国内问题，跟中国无关，也不客观。因此，相互依存和经济结构的脆弱带来了美国对国家安全受损的恐惧。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类似的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比如担心美国对中国“卡脖子”。
在中美贸易战和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期间，这个问题体现得特别明显。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特别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当美国利用在芯片行业的垄断地位打压中国的时候，中国就会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所以要投资芯片等高新技术和产业。我们强调自主创新，跟美国打压是有关系的。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之后，美国认为其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对中国医疗卫生产品供应链依赖太多，把买不到口罩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赖到中国头上。但是，中国现在恢复生产了。其他国家恢复生产的速度很慢，他们还是不得不依赖中国提供各种重要物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贸易战打了两三年，但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并没有减少，美国仍需要从中国进口很多东西。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国内企业家的论坛，他们很高兴美国疫苗能够批准使用，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大规模进口中国生产的针头和其他医疗产品，所以美国还是很需要中国的产品。但是，这恐怕只是一个阶段。短期内中国出口大幅度上升，但是疫情过后，各个国家把产业链拉回自己国内，那就有可能使中国的出口受到影响。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制造2025”与其他发展规划不仅要增加研发投资，还要控制整个供应链。“十四五规划”等在美国人看起来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不公平，要一致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所以美国对华“脱钩”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脱钩”本质上是国际贸易秩序向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绑定的方向回归，这是一种趋势。也就是说，美国要跟自己的盟国增加交易，而与中国减少交易，形成贸易脱钩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并且跟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冲突结合在一起。
特朗普一直在推动贸易跟军事同盟重新绑定。而拜登上台以后，这样的政策可能会持续，在5G问题上让所有盟国都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萨缪尔森陷阱”。
2020年可能是一个历史拐点。最大的危险是，在贸易战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之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日益转向自保，加速去全球化趋势。当然，这种去全球化趋势不一定是永远的。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要在GDP上赶超美国？有人说要超越这个陷阱，就必须加强自主创新产业，降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的依赖，全面赶超美国。我觉得需要好好思考这个目标问题，把握好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的关系。
从中美关系角度来看，贸易战迫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从国家安全角度去看待市场和供应链。这样一来，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就可能产生一种正面冲突。我们提倡自由贸易，但是我们说的自由贸易与美国说的自由贸易或者“公平贸易”和对等原则，含义有所不同。这个矛盾不解决，很可能使全球产业链产生破裂。
我还看到另外两个说法，一个是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的看法。他认为，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中美之间没法达成共识，但是在技术合作和经济贸易方面，美国内部并没有形成共识，可以说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抓住的机会。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我昨天还看到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接受的一个采访。他在新书《破茧》中指出，特朗普上台这四年，把美国之前的一系列“脓包”给挑破了。美国“脓包”首先是美国内部的贸易分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美国这些年各种技术创新推动了它的整体经济发展，数据是不错的，但是内部微观分配层面却出现很多问题。创新会摧毁传统产业，带来失业，但也催生出更多新产业。问题在于，就像施展所说，美国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其结果是创新在美国摧毁了很多传统产业，在中国大量催生很多新兴产业，美国创新部门获得很高的收益，中国的创新部门也获得很高收益。可是传统产业的工人失业，且不容易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这就引发了很多难以消化的社会问题。
美国是这样，实际上中国一些类似的问题值得关注。中国一些地方的贫富悬殊也在加大。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金融关系发展越密切，两国内部的贫富悬殊就越大，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这不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两个政府之间的问题，而是涉及两国社会内部的深层问题。
美国内部这种困境不是中国有意造成的，但在客观上，它确实与中国经济成长有联系，中国的产业升级的确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冲击。我觉得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怎么样做既符合中国的政治原则和根本利益，同时又回应美国的主要关切？
按照施展的说法，中国应该去积极主动跟美国合作，帮助美国消除困境，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因为只有帮助美国消化了这些社会问题，让美国社会更有消费能力，才能给中国创造更大的市场，才能真正达到互利共赢。特朗普想把制造业引回美国，实际上做不到，而中国现在的发展态势在全球化进程中又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从中美经贸摩擦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深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个趋势是很难扭转的。但是如果不试图去扭转，而且还跟政治、意识形态、领土争端、台湾问题等等都搅和在一起，中美走向冲突就更难破解。
这是我最近看一些文章和书籍产生的联想。我不是经贸、技术方面的专家，只是提出一些思路，供大家参考批判。这个领域可能需要我们去拓展，需要我们重新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大国实力对比等方面的战略关系。谢谢！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