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资深编辑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围绕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问题，我所在的研究机构同一些美国智库保持着对话。在这些对话中有三个关键词频闪，给人以启发。

第一个关键词是“战略假设”（strategic assumption）。

中美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对自己和对对方都有一套战略假设，彼此战略假设的错位是导致战略误判可能发生的根源性问题。尽管双边关系还在持续恶化，来自两国高层和战略界关于中美必须坚持对话的呼声从未止息。

拜登团队已全面开启接权过渡程序，值此特殊阶段，中方接连发出“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的信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沟通对话是正确理解彼此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中方愿意同美方开启各层级、各领域平等对话，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可能是由于过渡政治的高度敏感性，拜登团队尚未做出公开、直接回应，但其早先宣称的“以关系驱动外交”原则已摆明先了解对方真实意图再确定实施何种政策的路径。

对话精神是中美关系合理框架的最后支柱。隔空喊话不是对话，只有坐下来面对面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才是对话。中美不能凭空捏造“战略假设”，必须坚持加强对对方和对自己的了解，找到最贴近事实的“战略假设”，为运筹中美关系找准出发点。当然，仅重新激活对话框架是不够的，必须以均衡反映双方正常、合理关切的方式赋予对话以实质内容，也有必要以无损双方尊严的方式建立对话成果的执行机制。

第二个关键词是“终局”（endgame）。

中美关系是流动性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征。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国单方面做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选择，这背后有着明确的跨党派共识。这种共识意识到，中国崛起已经是美国面临的最主要战略挑战，美国必须正视现实，调转战略方向，以更有效的办法加以应对。但特朗普政府奉行全方位、不定向的贸易强硬政策和损毁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基础的单边主义政策，其对华政策被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专业派认为是“贸易功利主义”、低成效和没有章法，也未能调集同盟体系的真心配合。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最后日子里不断“加杠杆”密集针对中国的措施，逼迫中国跟牌，加紧固化中美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叙事”，加紧完成厌华、反华、遏华的社会总动员，其意不仅在于把美国的对华政策锁定在系统脱钩、强硬对抗的趋势里，也在于限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

拜登当选时，众多中国观察者认为其优先处理国内事务和多边主义的政策倾向有可能为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提供一个“机会窗口”，一些人在做评论时使用了“重置”一词。但美国的学者们在近期对话中屡次表示，“重置”用词不当，拜登政府仍会在处理涉华具体问题时秉持战略竞争的思维。似乎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是基于试图恢复美国国力努力的多边主义的遏华政策。

2021年入主白宫的总统拜登已不是2011年高调访华的那个副总统拜登，2021年的美国国家利益同2012年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处在快速行进的变局列车上，如果美国的对华战略继续围绕“竞争”展开，中国是否应该跟，如何跟，又该如何界定新时期的对美战略和中美关系？这是一道令人困扰却又无法绕开的命题。

未来是开着口子的。我们不是被动接受中美关系演变的每种可能结果的，必须有自己的选择，而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走向什么样的“终局”，既由中美两国各自的政策决定，亦由双方的互动决定，第三方的利益和态度也可以产生影响。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必须对自身、对方和中美关系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清醒的认知，安排相应的政策，但也要对未来大趋势有所判断，不能“困在当下”。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可能前景存在一道由暗到明的“光谱”。“暗”的一端是，两国关系在相互敌意假设的驱动下逐渐失去控制，局部领域矛盾不断激化，最终蔓延成全域危机，引发全面对抗和恶性竞争，战争和激烈冲突风险无法排除。“明”的一端是，双方在合理竞争、适度合作、严格管控、有限碰撞的轨道中找到新的战略平衡，最终良性竞争、积极合作、比肩进步，彼此博弈走向“正和”。目前的中美关系仍处在从接触合作到战略竞争的转折过渡期内，终局远未到来，然而也在一点一点地向“暗”端靠近。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双方必须行动起来加以遏制。对中国而言，阻止危险趋势既要靠积极对话与合作，也要靠坚决斗争与博弈，两手不能偏废。

第三个关键词是“工具箱”（toolbox）。

我们在选择未来的同时，也要开启准备未来的进程，在恢复理性对话和重启互利合作乃至开辟新的合作空间方面采取行动，同时做好解决双方具体关切和棘手问题的准备。所有这些，都要求拥有充足的政策准备和积极应对、主动作为的工具储备。

有鉴于如今中美矛盾的全域性特点，以及两国国内政治氛围和民间情绪的变化，具体分歧已很难就事论事地处理，“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点越来越多。因此，运筹未来中美关系也要考虑一旦在某个领域、某一问题上发生危机，如何控制其规模和烈度，避免其扩散至其他领域。最好还是哪个领域出问题用哪个领域的办法去处理，这也是“工具箱”意识的要义所在。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塑造未来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是在上升的。就像王缉思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的，中国在历史上几次发挥过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中美关系基本轨迹的塑造作用。然而这一次，中国不可能只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中美关系。

如果两国受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所限，无法创造合作伙伴的美好前景，也不愿选择恶性冲突的极坏前景，又做不到彻底切断千丝万缕的联系、摒弃广泛的功能性合作，那么就有必要重拾相互尊重的精神，积极设置行为的边界和底线，进而确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范式，争取走向“正和”终局。

|  本文2020年12月24日首发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