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资深编辑
2020年美国大选是一次“大众迎合主义”的选举，表面上看是还要不要特朗普的公决，背后则是对美国到底应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还是继续充当全球主义多元国家的选择。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将在成为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一骑绝尘，在世界上制造出更多的对立、更深的冷战和更广泛的“退出”，从硬软实力两方面对美国全球主导能力产生更深远影响。
然而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败局已定，我们更需关注这次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从今年8月以来美国竞选活动反映的政策倾向看，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既有共识，也有差异性。
民主党重点围绕疫情、贸易、税收、移民、气候和教育问题提出政策，部分迎合民粹主张，但涉华内容总体平淡，反映出其不愿跟着特朗普炒作中国议题的考虑。
共和党出台了短小精悍的“特朗普谋连任纲领”，列明十大类共50件要做的事，涉及就业、疫情应对、医保、教育、移民和劳工等，中国因素渗透到方方面面，直接涉及面达30%左右。“结束对中国的依赖”作为第三类任务专项列出，具体包括“讨回1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对从中国撤回工作机会的企业提供税额减免”、“将工作机会外包给中国的企业不会获得联邦政府合同”、“让中国为令病毒扩散至全球负全责”等。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打压中国方面不会止步，不会等待，反而会变本加厉。“连任纲领”让人想起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当天发布的“百日新政”纲领，即就职后第一个100天的任务清单，两者篇幅、布局、风格、口吻非常相似，而后者落实率在90%以上。虽然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但他和身边的右翼分子仍可以用足2021年1月20日前的这段时间，利用出台行政令等手段推进任务清单上的50个“进度条”，推进美国社会的保守化，扩大中美冲突面。
在涉华问题上，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个特朗普拼命加杠杆进行“政策冲刺”的过程当中。特朗普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发射“不定向导弹”，采取更多有损中国利益和尊严的行动：一是出台更多具体限制措施，推动系统性脱钩；二是使两国政治关系实际降级；三是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继续以危险动作逼中国出牌；四是利用南海、新疆、湄公河开发等问题威逼、诱压中国的中小邻国，使“中间地带”国家疏离中国；五是在经贸问题上谋取更多实利，或者继续加征关税或设置配额。
不仅是白宫，更有美国国会。那里有300多个涉华议案在排队等待审议，不受政府换届影响，其中一些是两党议员联合发起。美国国会才是反华遏华措施的最大“工具箱”。
如果中美关系在2021年2月以前变得足够坏，将极大压缩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后的两国政策调整空间，未来美国对华政策有可能被彻底锁定在恶性竞争和对抗的轨道上。中国必须妥善处置目前面对的迫切挑战，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被牵着走。只有顺利渡过眼前危机，才有条件应对长期风险，而中美关系面临的真正长期风险是两国能否在持续的总体非良性互动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和合作渠道。
美国新一届政府执政后，其对外优先任务之一是处理过度紧张的对华关系。如果拜登当选，即便他有心缓和，控制博弈烈度，给中美关系一定喘息和协调空间，进而按其所言推行“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对华政策，但由于过去三年特朗普政府给两国矛盾添加的“杠杆”过高过多，这种“回调”也将不得不以“去杠杆”为第一步。
拜登即便赢得本次大选，也未必有如一些媒体预测的那样是“压倒性的空前胜利”，并不能改变美国政治对立、社会撕裂的现实。投射到对华关系上，受制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利益条件，拜登政府做不到无条件撤销特朗普已采取的任何一项对华强硬措施，2021年1月以后第一年的中美关系主要议程很容易由此演变成一场艰苦卓绝的“议价”。
比如在经贸问题上，拜登虽在竞选期间说过排斥用贸易战的方式解决中美纠纷，上台后要取消已加征的关税，但没有明言具体怎样取消，同时强调贸易的“公平性”，也不反对美国经济的“独立性”，其对华贸易政策将不可避免地要吸收来自对手共和党和民主党进步派的一些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如果是基于现在的关税基础重新谈判，那就意味着变相保留贸易战成果，新一届政府就职后两国间的首场交锋还会是在经贸领域，而经贸领域正是这轮中美博弈的起点。
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是跨政府、延续性的，其总体趋势是全球收缩，集中应对中国军力增长，不以政府换届为转移。具体而言，是针对高超音速武器、中远程弹道导弹、电磁轨道炮、定向能武器、反空间反卫星武器等美军方认定的中国正在赶超的领域，加紧强化自身军备更新，对中国形成局部军备竞赛压力；以南海、台海为主要竞争平台，推回中国的“战略扩张”态势；把中国拉入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1年2月十年有效期满后不太可能续约。美国酝酿就新的更广泛裁军条约进行谈判，但坚持要求新条约必须包括中国。
随着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在南海、台海发生正面冲撞的危险将持续上升，核军控和中导问题对中美总体关系的影响也会继续增强，拜登团队也非常担心中国会在美国的权力交接期主动采取某种进攻性措施给美国新政府一个下马威。双方以何种方式加强风险管控，到底要不要开展战略稳定磋商并以何种形式开展，是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后摆在两国关系面前的紧迫课题。
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共识已基本形成。无论本次大选结果如何，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主题都将是以更有效的手段应对中国崛起。战略竞争、系统博弈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调，中美关系已步入竞争性共存阶段无法回头。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对话合作的空间，也不意味着两国关系是无法管理的。
全球化的续存是未来中美竞争的基本背景，但从内涵上看，此全球化恐非彼全球化了。如果民主党当政，修复盟友关系、强化集团合作、以美国式集体安全安排和意识形态联盟应对中国式多边主义，将是未来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内容。一个对稳定中美关系有利的变化将是，美方会着手回归被特朗普抛弃的全球主义，恢复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领域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和引领，并在人文领域、地方州层面恢复中美日常交往。中国要抓住契机，备足“工具箱”，尽可能多地恢复双边对话磋商机制和功能性合作议程，以增强两国关系的韧性，为将两国战略竞争从前几年的激烈冲突期导入协调勾兑阶段创造条件。
在中国公众颇为关心的人文交流方面，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像特朗普政府那样连续出台激进的限制和滋扰措施，可能重新开放两国教育合作，近期中国年轻人报考托福、雅思热度不减反升也代表了对未来中美人文关系恢复正常的期待。但美国政坛、情报界和社会对中国借正常学术交往对美“渗透”和“窃取”的戒心已经固化，中美人文交流结构正在发生的改变也是不可逆的。
本文2020年10月27日首发于“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