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颇具讽刺意味的，中美关系没有因正在全球扩散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合作需求而有所改善，两国之间的相互厌憎情绪和政治信任赤字反而继续扩大。

对过去近两个月内发生的由美方挑起、中方做出外交反应且中国媒体予以较多关注的摩擦事件，列举如下：

——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率先从武汉撤侨，率先采取断航、限制中国人入境等措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30日在接受访谈时说中国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众议长佩洛西等人在出访中亚、欧洲、非洲和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极力游说，拉受访国与美国站在一起形成统一或协调的对华战略，重点压盟友拒用华为5G。

——美国继续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安全和战略忍耐力。1月25日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美国海军“蒙哥马利”号濒海战斗舰擅入中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2月初接待台“副总统”当选人、民进党的赖清德访美（另传美台已在为蔡英文5月第二任期就职后访美做准备），2月12日美军派出三架飞机绕台巡航（似是对2月9日、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架战机绕台飞行的回应）。2月15日，美国海军一艘作战舰由北向南穿行台湾海峡，这是美舰今年第二次穿台海，第一次由导弹巡洋舰“夏洛号”在1月17日进行。

——美国国会继续采取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行动，1月底众院审议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另据中国媒体报道，蓬佩奥在访问中亚时也在利用所谓“新疆问题”挑拨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煽动、扶植非政府组织从事反华活动。

——2月初，《华尔街日报》评论版刊发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文章，其种族主义色彩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升级为外交事件，该报拒绝道歉。

——2月1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把5家中国主流媒体在美分支机构按照外国使团来对待，要求它们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情况。

——美方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选举问题上阻挠中方候选人当选，其在国际场合的“逢中必反”进一步扩大。

同一时间段，中方处理对美关系继续采取就事论事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与美方就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保持沟通，2月7日中美元首通电话就新冠肺炎疫情和经贸问题交换意见。按步就班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月14日起调整对原产美国约75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2月21日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

另一方面，对美方损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行为做出反应。2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2月24日，中国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发布提醒，以“美方的过度防疫措施以及美国内安全形势，中国游客在美屡遭不公平对待”为由要求国民近期“切勿前往美国旅游”。

尽管美国驻华使馆和国务院多次宣称美国政府协调了大批对华援助，但中国外交官对美国“过度反应”“落井下石”“自私自利”“借机扩大中美脱钩”的点名、不点名批评基调没有明显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力量没有也不可能因国内集中抗疫就放松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姿态。除近海正常巡演外，2月18日由4艘军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编队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海域举行远海训练。

新冠疫情防治本有潜质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趋势的缓冲剂，两国相关专业机构间确实开展着功能性合作，美国商界、非政府组织、华人捐赠的物资也在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但势易时移，在战略共识失散、经贸合作失能、热点协调失焦、人文交往失势的年代，中美关系的动力真空远非公共卫生合作这样的领域所能填补。

形势发展的线索显示，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按步就班继续推进其聚焦竞争的对华战略调整及相关国内国际动员，甚至有利用中国的暂时困难扩大己方有利条件的冲动，中美双方均无意放松相互博弈，两国关系继续在“行动-反应-再行动”的循环里螺旋向下。

一国的战略思维深受其战略文化影响。中美两国的战略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战略文化对“道”和“义”的强调自古有之，近代以来更因长期处于劣势和守势而心理敏感。当中国发生内部危机，外部对手继续挑起摩擦而不加收敛，中国对对手行为的敌意判断会成倍放大，日后的回击也会被政策层和公众面赋予更多“道德合法性”。

美国的战略文化逐利且短视，到特朗普任上就更加实用主义，其既定战略议程不会因对手内部发生的问题而轻易改变，要调整也会经历一个相当滞后的过程。

新冠疫情期间，即便美方针对中国的一些动作是常规性、部门性、程序性的，对中方的心理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不可避免地要对“后疫情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演变产生直接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的自媒体和个人所炮制的没有科学依据的假消息、碎片式话语和种族歧视论调在两国社会面任意传播，诱导情绪，助推误判，效果显著。至少，照目前态势发展，疫情过后，中美相互厌弃的情绪将成为常态。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动了战略动力，从奥巴马执政后半段起渐失物质动力，那么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开始抽去其精神动力。

“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这样的话在两年前美国国内涉华战略大讨论正酣时，双方战略界就反复提及。现在，中美关系这辆“滑车”似已开过“十字路口”，驶上通往恶性竞争、全面冲突的单行道，并非一两起可以提供合作机会的突发事件所能扭转。

就算新冠疫情能用不太长的时间消散，中美双方采取一些措施加以修补，但它提示的一个问题却是长期性的，终需未来中美两国做出回答。这个问题是：中美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相互“脱钩”，在疫情实际“演练”中进一步扩大的“脱钩”之势会否发展成为系统性“脱钩”？

美国各生产行业正按政府要求重新评估供应链，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越南、韩国也在这样做。疫情期间，美国国内有人推动禁止向中国出售大型干线飞机发动机，被特朗普叫停。针对中国政府吊销《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记者证，华盛顿正在讨论是否驱逐中国官媒驻美记者作为报复。

看得出来，推动“脱钩”的能量是如此具体，通过一件又一件事进行，这件不成那件成，最终溪水汇成洪流，没有足够的政治意志无法遏制。而如新冠病毒与人类长期为“伴”，国与国之间重新筑高的藩篱持续存在，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将不可避免。

这才是目前摆在中美关系面前的真正危险。

另一个问题是，当世界需要各具优势和条件的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治理大国发挥作用的时候，两国却拘泥于彼此竞争和缠斗、相互猜疑和算计而不能形成合力，这不仅会令国际社会失望，也终会损害中美各自的领导力，并加速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的溃破。国际社会成员最终会在体系废墟中各自做出选择，但种选择恐怕将不是非中即美的。

未来很不乐观，努力不能停止。就算滑过了“十字路口”，从“路口”到“悬崖”边上还有一段距离，双方也是可以通过坦率的对话、有效的管控和不同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设立一些“关卡”，阻止中美关系成为“脱缰野马”。

而在开启“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之前，我们需要再次自问：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和外部环境？

| 本文首发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公号“北语国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