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资深编辑
全球新冠疫情还在蔓延、深化，一个国际共识正在形成，这将是一种长期化的病毒，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各国都在据此调整防疫抗疫策略，然而，这样的调整没有全球合作，难以完整有效地推行。当前的中美关系远不能支持国际社会重拾“同舟共济”精神，相反，一段时间来的中美争斗，特别是话语恶斗，释放着削弱国际社会信心的信号。
中美这轮争斗的起源，是特朗普政府挑起“毒源国”争议，把新冠病毒叫做“中国病毒”，中方不得不做出话语还击，把两国本应也本可在全球防疫抗疫框架下形成的合作导向一场零和式的较量。
其背后的事态演变线是，中国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一度摆出感同身受并愿与中国合作的姿态，但众多右翼政客和媒体出于政治本能，大肆污名化中国的防疫抗疫努力。美国疫情失控后，特朗普政府为转嫁防疫不力、管理虚弱的责任，并出于保选情的考虑，借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特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事件，改口将新冠病毒叫作“中国病毒”，向中国“甩锅”。中方实施的反击策略有效对冲了美方的进攻和污蔑。白宫认定中俄联手发起一场“栽赃”美国的信息战，准备发起新一轮舆论反攻，主调是指责中国作为“疫源地”在前期防疫中掩盖事实、压制数据、拖延反应、放人出境，导致国际社会总体应对延迟，要求中国为疫情全球扩散负主要责任。
好在中美双方高层均无意在毒名、毒源这类问题上纠缠不休，因为这不是一件短期内能有清晰科学结论的事，借其相互攻击既对两国各自防疫抗疫努力无补，也将激起国际社会整体不满，对两国形象和利益不利。在多国深陷灾难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启动全球合作机制，而一个没有领导力的世界是悲观的世界。
经过双方外交互动，包括高层电话沟通、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媒体访谈以及精英群体喊话，这一轮激烈摩擦开始得到控制。特朗普公开表示放弃使用“中国病毒”提法，彭斯表示中国的透明度“比过去好多了”，还向美国华人社会释放了安抚信号。
急转弯是一些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中方实现了以非对称方式发起一次“舆论奇袭”的目标，在某种程度和某个时段意义上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新冠病毒在美国多地爆发，疫情深重，全面改写美国的国内议程，甚至对大选选情造成冲击，特朗普政府判断失误、准备不足、治理混乱，必须全力投入应对，争取用不太长的时间控制住疫情、恢复社会活力，而离开中国的配合这一目标无法实现。
第三，右翼污名化、种族化新冠病毒的作法违反人伦与科学，在美国国内遭到抵制，卫生防疫和科研专业机构拒绝配合，民主党集体抗议，共和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西方G7盟友亦不支持。而与中国争吵不休，只会在美国国内激起更大一波对特朗普早期应对疫情失能的质疑和抨击。
中美双方以彼此心照不宣的方式给两国关系因疫情而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轻点了一脚“刹车”，使得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希望的重燃。
3月26日，G20特别视频峰会在主席国沙特倡议下召开，对主要经济体合作领导全球对抗危机的模式进行了再确认，这种模式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传承下来的。在那次危机中，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和在G20框架下共同倡导的“同舟共济”精神为引领国际社会走出危机重新迈入长达12年的繁荣轨道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全球新冠疫情较之二战后历次全球安全危机有其独特性，因为病毒不分种族国界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对每个人构成均等威胁。这本是一次搁置传统歧见凝聚全人类共识的天赐良机，而真正有能力独立抗疫并组织全球防线的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
接下来便是中美能否切实合作履行领导责任的问题了。这取决于两国能否在双边层面上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美防疫专家、医护人员的交流一直在进行，医疗物资的贸易也没有中断。但两国国内对对方国家均形成了更深的政治成见，严重限制、解构了功能性合作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特朗普政府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政治傲慢以及借疫情制造出的针对中国的“政治正确”，阻碍了中国的防疫成就在美国得到客观评价，更阻碍了美国公共卫生界对于中国经验和信息的获取。
中美必须克服高度政治化对彼此合作抗疫的干扰和损害。美国则需要放下傲慢，更何况它对疫情的应对已没有什么傲慢的资本。目前有几条路径可以发挥作用。
一是首脑外交，向各自国内释放一种先把矛盾放一放、引导舆论调控危机的信号，以修复信心。G20特别峰会之后，中美元首有必要多通话，讨论的问题不应再是彼此关系怎么处理，而是两国能为落实G20峰会精神采取什么具体的共同措施。
二是两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尽快接洽，开展降低全球大萧条风险的政策对话。
三是两国疾控部门和医疗专业人员、制药企业开展更广泛、直接和深入的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不要受两国总体关系氛围影响变得束手束脚。这一群人最具人类视角和职业精神，理应得到充分尊重，两国政府需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空间，两国媒体也应予以积极、客观、充分的报道。
四是开展防疫救援物资的非常规贸易，相互临时减免相关产品和原材料关税。
五是中美以各自方式驰援欧非拉，这种驰援应避免被地缘战略竞争思维主导。美国目前没有精力和资源投入国际救援，但它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跨国企业有这个能力，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和波音、苹果公司。美国军队也有能力和广泛的先例向别国自然灾害提供医疗船等紧急救援，这些等美国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可以进行。中国应乐见其成，因为中国自己尽管掌握大量抗疫战略物资生产线和丰富的医护人员并已在向外广泛输出，但不可能做到全球覆盖。
美国该有紧迫感，因为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已非常高涨。美国战略界近期发表的一些报告、评论则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疫情驰援欧洲重塑世界秩序，而美国选择束手旁观，领导权危在旦夕。可以预见，就算美国自己病情稳下来之后出手驰援世界，也不会把自己和中国捆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中美都动起来，对世界不是坏事。
这场全球疫情，不存在单独的国家胜利——除非这个国家完全与世隔绝，只有国际社会一起胜，才有民族国家的胜利。只有中美在各个领域围绕疫情协调出两国均能接受的行动框架，世界才有希望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已经积怨甚深，相互民间情绪因疫情变得更加疏离和怨怼，就算双方终能合作抗疫，也不足以扭转两国关系日趋消极的大势。
中美关系一段时间来的螺旋向下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双方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后果。本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给这种趋势踩了刹车，给双方留下各自冷静一下做些调整的时间，然而疫情接踵发生，最终以疫情为载体开启了中美关系重新加速下滑的进程。
与围绕疫情话语冲突同期发生的，还有互限新闻记者事件。在外界看来，这重现了冷战式的大国循环报复模式，加剧了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
该事件与疫情并无直接关联，但最终与双方因疫情产生的摩擦掺合到一起。起因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竞争战略驱动下，担忧中国官方宣传渗透美国政治，决定将五家中国官媒当作“外国使团”看待。
疫情发生后，《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的评论，刺激了中国的痛苦民族记忆，中方在该报拒绝道歉的情况下收回其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以示惩戒。
随后，美国国务院宣布限制中国五家官媒驻美工作人员总数，从160人减至100人。作为反制，中方出台对等措施，包括要求五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提交申报材料、年底前其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限期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领土上从事记者工作等。美方认为中方反制措施“不对等”，正研究是否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反应。
中美两国濒临一场近乎战争模式的意识形态斗争。蓬佩奥最近坚持在谈及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时刻意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开，在3月25日西方七国外长视频会上要求西方世界共同应对中国发起的“有组织散布不实信息的攻势”。美方对互限记者事件的应对完全由国务院把持，很大程度上反映蓬佩奥的个人意志。美国会不会在全球抗疫关键阶段执意推进互限记者事件的继续激化，并将其延烧到外交官层面，将是今后中美关系的重要风向标。
另有一条摩擦线是在战略安全领域，在南海、台湾问题上，美军最近明显加大了舰机进入中国控制岛礁附近海域和穿行台湾海峡活动的频率，自2020年新年起可查询公开报道已有六起。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审议通过了“台北法案”，另一项已经摆在白宫办公桌上的与台湾地位有关的法案也即将自动生效，即便总统决定不予签署。
同时，美国高层无意间暴露了中国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想法，特朗普在疫情失控后启动《国防生产法案》也很可能加速涉及公共卫生的战略物资生产链迁回美国本土。这些行动坐实了中方的怀疑：美国把新冠疫情视为进一步压制中国竞争力的机会窗口，有意利用中国集中精力处理新冠疫情扩大对华围堵和与中国脱钩。
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跨越选择的十字路口，朝着恶性竞争、正面冲突的方向去了，双方竞争和博弈不会因一场全球疫情就有实质性缓和，反而大概率会因疫情在美国的恶化而更加凶险。对于这样的趋势，我们尚可依赖“踩刹车”的作用，然而去过山区旅行的人都知道，在螺旋向下的盘山道上行车，有经验的司机一定会时时关注刹车片的状况，刹车片的磨穿同样会造成车毁人亡。
未来是开着口子的，现实却一再迫使人们承认它。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宿命”，是我们关注全球新冠疫情时不能停止思考的问题，因为它和这场疫情一样关乎国际秩序走向，关乎两国国内政治，关乎人类文明前途。我们必须努力避免非传统的全球危机与传统的大国战略竞争相结合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