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资深编辑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下简称“战略方针”）文件。这个文件是白宫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向国会提交的。根据2018年8月生效的该法案，特朗普总统本应于2019年3月1日前向国会提交一系列专门报告，陈述对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执行情况，但有关工作因新冠疫情等原因推迟了许久，就包括此份专门介绍对华政策实施效果的文件。所以，它不能被视为美国又出台了新的对华战略，也不是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升级版，而更像是那份战略报告的补充说明。但很显然，“战略方针”包含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更新内容，对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之否定更加明确，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怨恨情绪更加激昂，对竞争路线的强调更加具体，意识形态对立氛围也更加浓厚，意味着美国对华新战略的成型和实施又向前迈了一步。

“战略方针”文件由“引言”“挑战”“解决方法”“执行”“结论”五部分组成，开宗明义宣告希望通过加深接触引导中国成为更开放社会和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对华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中国改革放慢、停滞甚至逆转。文件重申美国已采取对华竞争方针，进而明确竞争有两大目标：一是提高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弹性，以应对中国挑战；二是迫使中国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及其盟友伙伴重大利益的行动。文件将中国对美及其盟友构成的“挑战”归纳为三大类：“经济挑战”，包括贸易保护、歧视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侵犯和窃取、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公平竞争等；“价值挑战”，包括发起宣传攻势、挑起意识形态竞争、输出威权主义治理方式、诱导公民从事危害美国安全和价值的活动、谋求全球领导力；“安全挑战”，包括在中国周边海域开展胁迫性军事活动、利用“一带一路”进行海外军事集结与扩张、通过不公平手段主导全球通信技术和信息产业等。

关于“解决方案”，“战略方针”勾勒出一套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为指导、以“结果导向”（result oriented）为标准的大国竞争框架。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两点是：第一，明确放弃影响和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的幻想，一切“美国优先”，重在保护美国的利益免受中方“恶意行为和国内问题的连带损害”；第二，不再信任中方通过公开声明或秘密沟通渠道先前已经做出、目前正在做出和未来可能做出的承诺，强调“象征性接触毫无价值”“秘密外交证明无效”，今后美方只根据中方的行为做出反应，“要求具体的、建设性的结果”，也将增加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战略方针”固然表示“即使在与中国竞争时，美国也欢迎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对抗或冲突”，“欢迎与中国合作”，“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避免误解”，但从行文看这只是轻描淡写、浮光掠影。

至于如何执行，“战略方针”文件了无新意。重申了美国推进对华政策的四大支柱“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护和平”“增强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列明了六点与中国博弈关系、协调利益的最重要原则：“主权”（sovereignty）、“自由”（freedom）、“开放”（openness）、“法治”（rule of law）、“公平”（fairness）、“对等”（reciprocity）。“战略方针”确定的具体措施包括：对黑客、经济间谍行为加强司法调查和应对，对美国公众进行防范中国的教育，对中国在美政府背景人员实施对等限制，敏感领域对外合作排斥中国参与，加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防止中国轻易获得美国敏感技术和信息；重新平衡经济关系，在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前维持已加征的关税，通过放松管制鼓励重要产业回到、留在美国；加强基于先进技术的军事威慑力，要求中国参与核裁军谈判，继续行使航行自由权，加强盟友伙伴关系构建“战斗联盟”，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与台湾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并助台保持可靠的自卫能力，与中国保持联系以预防、管控危机；带领全球抵御、压制中国的“专制、审查、腐败和宗教民族压迫”等行径，阻止中方利用美国创新成果在国内实施“技术赋能专制”，与日本、澳大利亚合作在印太地区扩展自由民主影响力并加强基础设施，等等。

△5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们游览林肯纪念堂。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四个重要动向：1、美国在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原则多为跨领域的通用词，既是意识形态化的，也牵涉地缘战略利益，事关美经贸投资利益，意味着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将更多表现出“以牙还牙”“针尖对麦芒式”的行为方式。2、刻意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执政党、领导人与中国人民分开对待，显示中国在美国眼中日益“俄罗斯化”，美方更多地将对俄罗斯的研判和定性逐步投射到中国身上，认为既然中俄之间存在多重“战略效仿”，那么美国的对华应对也将更多照搬对俄手段。3、刻意突出价值观冲突。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基本未提及中美价值观冲突，而“战略方针”文件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威胁之一，强调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凸显中美矛盾的深刻性，意图是将政治安全因素和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急推到对华关系的优先位置。4、渲染中国对美“宣传战”“信息战”，宣称中国对美系统性散布虚假信息。这个手法的最重要结果就是把对方置于无信无义的境地，为反华国家动员制造依据。事实上，在美国深受新冠疫情困扰、对外行动力号召力大打折扣的情况下，舆论战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维持竞争战略态势的主要手段。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是“战略方针”文件的关键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美国外交实践影响最大的两大流派，二战以前理想主义居于主导，重点是在硝烟弥漫、危机四伏的世界上寻找符合美国精神追求和价值形态的国家角色；二战后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重点是依托美国业已确立的全球主导作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的“以实力求和平”现实主义思想，即“里根主义”：美国在冷战时期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战略界一些人积极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维护权力、捍卫霸权，这个思想被当下掌控华盛顿政治的右翼势力奉为圭臬。“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对华竞争理论，将来成为“特朗普遗产”或者“特朗普主义”的关键词，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塑造作用。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现实主义思维当中，哪些“原则”是美国宁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要死守的“真原则”，哪些“原则”是虚晃一枪可以妥协退让的“假原则”。如果我们超越具体问题审视美国的对华战略，便会看到美方一段时间来最在意的其实是三大问题：美国的价值和制度优势；美国的科技创新优势；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长期以来面对中国时的制度、道德、价值优越感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受到严重冲击，其自信发生动摇，特朗普等人气急败坏，开始把两国摩擦斗争引向制度层面。美战略界日益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力构成威胁。美国在防止价值“高地”失守方面从来都是当仁不让的，未来中美发生近乎战争模式的意识形态斗争风险越来越大。

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向来以遥遥领先的科技文化创新力为国本。近期特朗普政府通过收紧对华为的供应链围剿和新增30多家中国公司入列实体清单，将“科技冷战”引向深入。科技优势同样是美国在对外竞争中当仁不让的环节，面对中国后来居上的态势陷入空前的危机感，不惜抡起大棒自损经济利益强行打压，对此我们应有更清醒的认知，将科技创新真正纳入经济内循环和新型举国体制。

对于第三个问题，美国无论左右、不分自由与保守，均口口声声要捍卫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担心中国借新冠疫情扩大国际影响力，与美国争老大地位。但特朗普政府的身体是诚实的。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做不到在现行国际机制当中围剿中国的影响力增长，正主要通过选择性“退出”，以另起炉灶的方式重构标准和规则，改造国际机制，搭建一套排斥中国参与的“平行体系”。在海上安全问题上，美国军方重在推行存在性威慑，事实上以中美互动维持动态平衡，最终可能制造出中美“共享太平洋”的既成事实。从此意义上讲，维护美国在全球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半真半假”的，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最终决策将是风向标。

同样的，特朗普政府对价值观原则的强调也是“半真半假”的，因为其不过是选择这个问题作为炮制“中国威胁”的证据、推进全国动员的抓手，并非真的把颠覆中国的政治体制明确为对华政策目标。面对中国的成功和强大，美国战略界已抛弃改造中国幻想，他们现在和将来更多关注的是竞争性共存问题。

中美关系已经步入激流险滩，今后六个月是美国大选关键期，如果特朗普扭转美国国内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无望，将会更加歇斯底里地渲染“中国威胁”、炮制中国议题、挑动中美对抗，“战略方针”文件里各类措施可能相对密集地落地，而随着香港问题的再升温和美国一系列涉港制裁措施的可能出台，中美关系坠入“新冷战”深渊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之后，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需要根据多种可能的情景进行，包括特朗普连任、白宫推进更加凶险的对华政策，特朗普连任、白宫适当回调对华消极面，民主党重掌白宫、部分继承特朗普对华政策“战果”但主动修复美国的国际责任，等等。但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将来无论谁在台上，美国整体右转的趋势一时难以逆转，美国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对华战略竞争，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和意识形态较量将成为主要形式。我们需要对形势的严峻性有充分认识、做充分准备，注意战略意图清晰与策略手段灵活兼备，注意博弈的精准性，注意对政治和海上安全风险的合理管控，注意尽量维持基本合作面。如果我们一切议程的前提都是坚定不移推进并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那么包括对美政策调整在内的所有任务都应服务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