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中美及国际能源合作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研讨会嘉宾发言观点精选（一）
2020年7月3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学术研讨会。会议由CISS秘书长陈琪主持，国内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共16人与会（名单附后）。针对疫情持续肆虐和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两大影响，专家们探讨了全球能源合作和气候变化治理出现了哪些新的形势，分析了如何更好地维护我国能源安全、推进我国对外能源合作和国际气候治理等问题。经与会专家许可，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精选发布。
傅成玉：长江商学院大型企业治理与创新管理实践教授、中国石化原董事长
美国在2008年取得页岩油气开发技术突破后成为油气生产大国，全球石油由此转向供大于求。同时，中国已是最大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且需求仍在增长。虽然中美两国在油气供需关系上存在天然的合作基础，但开展实际合作却存在现实困难。美国油气出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出口潜力受限。贸易战使中美油气贸易长期协定取消，高关税使美国油气产品在华竞争力下降。特朗普政府的全面打压中国政策，更使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不可预测、不可承受。
应对气候变化，倡导清洁低碳发展，将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与国际合作。在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走清洁低碳发展之路，将成为中国与欧盟开展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前提与基础。疫情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将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落实。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推动能源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不仅可以促进减排，还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能源转型是总体经济转型的一部分，碳减排还能催生新业态。减排管理要看总量和能耗两大指标，并落实到企业。
目前，中美在气候领域合作前景可期。中国应走在前面建立自己的新能源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这将有助于解决好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的问题。
何建坤：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原常务副校长
新冠疫情是全球突发性公共危机，也重创了世界经济。相对疫情，全球气候变化是更深层次和更长远的地球生态危机，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疫情后经济恢复要把应对气候变化放在中心位置，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复苏。中国是最早控制疫情并实现经济快速复苏的大国，也将在实现绿色复苏、低碳转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力图领导疫情后世界经济秩序重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应对气候变化也将是中美博弈的重点领域。中美在坚持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及在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利益，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努力和有效合作，因此虽然中美关系日渐恶化，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仍存在相互对话和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当前形势下我国要占据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道义制高点，扩大发展中国家战略依托，加强同美欧发达国家对话，寻求国际合作，要特别重视南南合作、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努力促使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范例。在国内强化低碳转型政策导向和行动措施，落实和强化《巴黎协定》下自主贡献承诺目标，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能源因素在中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受当前疫情影响，新冠疫情使包括中国、美国金融和能源企业在内的实体损失惨重。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列的中方采购目标是以金额量为统计单位，由于国际油气价格下跌我国消费需求下降、储能设施有限等市场性因素，采购的目标难以兑现。与此同时，美方对其能源出口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和进口国多元化的“印太”战略意义有自己的关注，因此中国达标与否不是问题的全部。从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看，中美双方都将能源纳入各自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通盘谋划；两国都处于全球能源产品、技术和金融市场以及多边能源治理机制之内；双边合作的程度还受国内能源政策和双边知识交流程度的影响或者说制约。能源合作与两国政治关系之间的因果关联，因此而会长期复杂。
纵观全球能源市场，中国仍是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的最大单一驱动力。具体到中美双边关系上，美国是中国原油进口来源之一，但当前中国自美进口份额较小；疫情开始后，美国能源生产和出口量均下滑；受制于设施建设进度，近期美国的出口扩大的潜力不大。
中美之间的能源合作，已知的政治风险是多方面的。美方在涉华投资政策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限制，使中美公司内或产业内贸易（以抵消价格大幅波动的损失）逻辑难以成为现实。美国对华制裁，包括贸易制裁和经济制裁，启动了就难解除，更加剧了未知的风险。近年来，双边能源行业的交流受阻，能源科技教育合作困难加剧。中国的核电产业在国内外的发展都受掣肘；在能源装备的竞争性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也转向了不支持合作的立场。此外，美方“经济主权”的思维和行为均在扩大化，强调关键产品的“自主化”。国际组织协调纠纷的作用进一步式微，国际海关管理规则长期落后产品贸易实践的变化，这些都是政治风险管理所必须注意的。中美能源产品贸易机制建设，可参照美国-印尼LNG贸易安排的蓝本。总之，要走出传统的贸易量讨论的局限。
当下，我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政治风险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制裁。有必要重新审视以经济项目换取政治外交收获的逻辑，但要着力维护并推动产品技术标准互联互通。立足能源自给，维护中国国际能源供应链稳定，在战略储备中纳入“储能于民”的机制。
王海滨：中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疫情对中美能源合作冲击巨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能源采购占很大比例。今年疫情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原油平均价格下跌近三分之一，液化天然气价格下跌近百分之四十，且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价格大幅回升可能性很低，因此中国对美能源采购的增量目标很难完成。在经贸之外，能源合作中的技术和人员交流也受到互信减弱的负面影响，中美油气工业论坛等相关交流活动都被迫中断。
疫情同样对国际能源合作造成影响。在常规能源方面，疫情期间交通运输活动减少导致石油消费减少，大约倒退至2012年的水平，预计2021年底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同期水平。煤炭和天然气消费同样受到疫情的冲击。在消费下降的同时，相关国际能源合作活动减少。在能源政治方面，由于各国能源政策转向内敛，国际能源民主化进程受阻。在新能源方面，由于疫情，各国在这一领域的投资减少，国际合作必将遇到更大阻力和压力。
滕飞：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等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带来的负外部性。目前，全球治理机制应对负外部性问题的效果不彰。中美应当为这一问题找到应对方案。
中美气候合作仍可期待。虽然特朗普政府拒绝气候合作，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态度不一致，后者抵制前者的倒退行为。目前已有25个州宣布继续支持巴黎协定，如果其行动可以落实，美国就基本能够实现原有承诺。
气候问题是美国大选的议题之一，若民主党拜登赢得选举，美国将重新夺回国际气候合作的领导权。同时，共和党在这一问题的立场也有所改变，该党部分议员在国会中提出了有关减排的提案。所以即便共和党继续执政，气候变化立法在国会仍会有进展。长期来看，中美气候合作难以避免，无论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如何。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逐渐由靠外部倒逼国内改革转向主动对外引领合作。我们应更积极保持气候政策的长期定力。
历史证明，当双边关系陷入冰河期，环境合作往往能扮演“破冰者”。在美国政府能够承认应对气候变化急迫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期待环境合作发挥这一作用。
何继江：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欧盟最新推出的《欧洲绿色协议》值得关注，这会对中欧合作产生影响。这一协议依托能源改革、循环经济等措施，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的目标，使欧洲成为第一个气候中性大陆。欧盟在疫情后重振经济的重心是“绿色复苏”，2030年目标不受影响，而且欧盟各国对于能源转型的共识多于分歧。能源转型的焦点已开始从能源供给转向其他领域。
欧盟绿色新政为中国带来机遇和启发。例如，中国可注意把握电动汽车的发展机遇，强调“绿色新基建”，确立法律目标导向的国际、地区间和部门间协调机制，制定中长期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目标，提高能源转型目标与其他目标的协同性，以及促进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
欧盟绿色新政也给中国带来挑战。欧盟的绿色发展模式可能对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构成“降维打击”。此外，欧盟的碳边境税、交通减排计划可能对中国产品出口和航空运输领域造成挑战。
最后，中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进能源合作。例如，开展中欧能源转型规划协同项目，共同研发和转化氢能技术，在电动汽车、智慧城市、智慧供热、城镇能源互联等领域实现技术和市场的互补，推动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协同发展等。
姜大霖：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高级主管
中美同为煤炭资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两国煤炭发展走向对全球气候目标能否达成意义重大。对中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路径进行对比，认为两国在这一领域具有合作前景。
煤电在中美电力供应系统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机组存量小且处于新老更替期，通过“COAL FIRST”计划正加大以灵活、高效和低排放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机组开发投入。而中国机组设备新、效率高、存量大，推进煤电可持续利用对于保障能源电力安全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都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煤炭清洁高效发电、清洁转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是中美共同关注点。美国在CCUS领域不仅技术和产业上全面引领，而且政策支持的规模大、力度到位，规划愿景宏大。中国的相关技术处于由中试走向工业化应用前期，未来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
总体来看，美国对煤炭行业发展的定位和政策偏向中性，中国从能源安全角度对煤电定位明确，但对CCUS的技术研发示范和政策激励仍待进一步明晰。未来，煤基能源凭借资源与成本优势结合技术变革性的创新与进步在能源市场仍将具有相对竞争力。中美战略对抗和全面脱钩的可能使两国能源和气候合作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但煤基能源领域在行业和地方等层面两国或存在对接合作的潜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