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能源格局与博弈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研讨会嘉宾发言观点精选（二）

2020年7月3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疫情冲击下的中美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学术研讨会。会议由CISS秘书长陈琪主持，国内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共16人与会（名单附后）。专家们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全球能源合作和气候变化治理带来的影响，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能源格局与博弈进行了深入探讨。经与会专家许可，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精选发布。

周原冰：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需要分开看待。短期来看，中美能源合作和气候合作不容乐观；长期来看，全球能源领域的合作大趋势不会改变。

第一，疫情会加速全球能源格局的演进或重塑。从整体格局来看，全球能源供过于求今后会更加明显。这使得主要能源生产国的竞争加剧，协调更加困难；能源消费大国今后的话语权、定价权会进一步增强。此外，疫情加速了全球低碳转型的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准备把新能源投资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传统化石能源投资将受到较大冲击，而新能源投资会更快地恢复和逆市增长。

第二，后疫情时代应更加重视和加快新能源电气化等领域的投资和合作。中美在这方面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但中国要先立足国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例如，上海特斯拉是中美合作的典型案例，把能源合作与产业合作有效结合。

第三，气候合作与能源合作应更加紧密地结合和协同。全球气候治理缺少有效抓手，必须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为抓手。中美在地方政府、民间和智库等层面的气候治理合作是可推进的。并可借此推动中美和全球对话合作。

第四，要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国际能源组织的工作。在未来的能源治理领域，除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和能源智库的作用越发凸显。我国应积极参与工作以扩大国际影响力，用国际社会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方案。

龚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

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能源部分的未来展望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能否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要求？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控制的情况，以及受此影响的原油价格情况。但由于全球石油整体供应状况供大于求，原油价格上涨空间较小，再结合中国、俄罗斯、和别国的战略动向，这个协议恐怕非常难完成。

第二个问题，这个协议如果不完成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和特朗普的选情有关。如果特朗普落选，在11月3日选情公布到他彻底离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恐怕会通过某种形式（如增加关税）将中美贸易中对中国不利的情况固定化，让接任的总统难以扭转形势。这不仅涉及能源领域，也关乎整个中美贸易，因此，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做一些准备。 

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疫情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多重打击。一是中美协定以后，中国可能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进口；二是由于疫情，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下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本身受到了很大影响。在此情况下，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将形成贸易逆差，使得双方关系薄弱化。

对此，可采取的对策有：一，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进行减免、推迟还本付息，降低其财政压力。二，一个较好的结局是疫情后能源价格和能源需求产生报复性反弹，缓解能源出口国的债务和财政危机。同时，我们的能源投资类企业可以借用目前低价的机会，购入一定资产，用以抵充给发展中国家财政补偿产生的一定成本。三，疫情后，可以更多放眼于新能源的布局。传统能源收购和投资的政治和舆论风险很高，而新能源投资容易得到国际好评。在美国对中国新能源企业进行打压的背景下，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市场也是中国新能源企业发展的一条出路。 

涂建军：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

欧盟和中国未来可能深化合作的领域一是煤炭转型，二是绿色金融，另外诸如公平公正的清洁能源转型、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的节能减排以及基于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气候变化合作等领域也潜力极大。

这次新冠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战，使得对国内能源安全的焦虑大幅上升，这是疫情对中国能源行业未来政策走向最直接的一个影响。试图通过发展煤化工以应对石油供应安全焦虑的实践路线有待商榷，因为这种短期行为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要多。另外，由于全球石油市场流动性极高，中美在石油贸易领域存在不小的合作潜力。液化天然气贸易对交易双方的绑定效应非常显著，对于严重缺乏政治互信的中美两国，如果合作力度过大确实可能带来能源安全领域的挑战。今年，国内天然气的生产量增长较快，而进口量增长较小，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现在全球能源治理的格局是上世纪形成的，当时的态势是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首的供应国体系和国际能源署（IEA）为代表的消费国体系之间的对决。未来一段时间，预计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会进一步碎片化，而现有治理机构如果不深刻改革会面临影响力持续下降的困境。未来中国要具体做些什么？全球能源贫困治理是一个可以轻易站到道德制高点而且不会与已有国际体系造成重大冲突的领域，其他方面则值得国内有关各方进一步冷静思考。

刘岚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从地缘政治角度，疫情冲击下的油价下跌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的国家，国内可能会发生政治、社会动荡。二是可能激化地区冲突。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下，地区大国可能会寻求外部大国帮助，从而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程度和它动荡的频次，或通过挑起军事冲突转移矛盾。整体而言，油价暴跌导致中东地区主导国近期出现政变、内战、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较低，但伊拉克社会稳定状况可能将持续恶化。

现阶段的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未来中东地缘政治变化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美伊博弈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刺激，油价小步回升。倘若谈判能够在美国大选后实现的话，伊朗可能会重新回归国际市场，增加至少一百多万桶的出口量，从而对油价造成冲击，届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作为协调组织的协调能力会进一步下降。

邹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期间，需要考虑以下八个问题以厘清中国在能源气候战略方面的方向和优先议程：

一是要确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在最新地缘政治形势动态下，明确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是终极安全的能源，要加快能源转型进程，到2030年一次能源占比应达到甚至超过30-40%。

二是把当下能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状当作转型与改革的机会窗口，以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结构匹配和能源结构升级为导向，找到我国在区域供给侧的定位。

三是金融问题。大宗能源供求要和货币政策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风险防控协同考虑。

四是技术问题。要以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目标导向，加快部署现代能源体系要求的新技术（例如智能技术、储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等），这要求十四五期间就要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做出重大决策。

五是地缘政治问题。中美关系是最大的地缘政治，待美国政治回归理性，要分析背后的利益关系，观察能源市场供求双方结构变化，识别中美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上潜在的合作点和冲突点，探索合作的条件。

六是国防与外交为能源安全保驾护航问题。探索军事部署和外交资源具体保障海陆能源运输安全线的要求及评价减少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影响。

七是要用经济学的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来识别中美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并分析各方潜在的利益联系。

八是全球能源气候治理问题。推动低碳经济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与中国现代化目标一致，是中国与全球气候安全利益共同体重合度较高的领域。关于气候治理结构，中国现在作为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需要智库做更经常、深入、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