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
薛静：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一、中美政经关系回顾
随着两国关系基石的不断变化，中美关系在过去的50年中起起伏伏，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疑虑与希望彼此冲突。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新纪元开始，中美关系在此后的约20年当中处于较为紧密的合作状态，甚至可称之为“类同盟关系”。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两国需要共同应对前苏联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原因。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急需先进的技术和充沛的资金，而恰好此时欧美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一轮生产过剩，欧美经济体不得不实行重大的产业变革，将中低档的制造业向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大量转移，其本国经济则向第三产业转型。
这两个趋势交叠互补，中国凭借自身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承接了大量来自欧美的中低端制造业，并吸引了相当的外部资本。毫无疑问，这是中美之间经济互补和双赢的典型案例。中国不仅从美国获得技术和资本而快速发展了经济，推进了本国的工业化。而且通过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而缓解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摆脱了先前相对孤立的外交状态，从而可以暂时降低军事费用，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使用，这就是耳熟能详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略。
美国也同样从良好稳定的中美关系中获益匪浅。中美关系的改善扭转了美苏的竞争态势，为美国最终获得冷战的胜利提供了明显的助力。美国更是成功地将过剩的生产力和资本转移到了中国，不仅在国内顺利地完成了经济转型，还开拓了潜力广阔的中国市场。双方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平等互惠且合作共赢。
△资料来源：Global Financial Data (GFD) （笔者整理）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笔者整理）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笔者整理）
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全球地缘战略方面失去了共同目标，双方关系出现了松动。冷战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心态，信心的膨胀导致中美伙伴关系越来越脆弱，理想主义逐渐压倒了之前的现实主义，而前苏联的解体又恰好将中国推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雷达中央。
1993年，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来华，明确地以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作为要挟，要求中国逐步实现政治自由化。在遭到中国政府严词拒绝之后，双方的分歧逐渐加深，虽然在经济上仍然维持着紧密的合作，但政治上的裂痕已经无法忽视。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暂时冲淡了中美之间日渐浓郁的相互猜疑。中国一方面支持美国正当的反恐行动，一方面又于当年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表明中国主动接受了美国建立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美国而言，似乎中国正在按照美国预想的剧本演进，经济上向西方靠拢最终必定会实现政治上的转向。因此，在此时期，中美关系较前获得了改善，双方在反恐问题上重新找到战略共识。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客观上凸显了美国全球金融体系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揭示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不祥前景，美国扩张霸权的雄心壮志遭受了打击。尽管中国在美国金融体系面临危局的紧要关头，应美方的要求出手相助，但由于中国在此次危机当中履险如夷，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并未受到严重影响。而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政治西方化的趋势并未显现，因此对中国的猜忌之心越来越重，重新审视“中美接触政策”的论调开始反复出现。
随着中美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对于自身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强。不仅美国所预计的和平演变越来越渺茫，而且发现似乎已经难以阻遏中国的追赶步伐，于是逐渐陷入了强烈的战略焦虑。
由于缺乏简明有效的现实手段，美国不得不以损害自身经济利益和国际威望为代价，通过贸易摩擦、科技封锁、政治打压中国企业等方式企图压制中国，同时更利用在国际媒体领域的垄断地位，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彼此缺乏明确的共同战略目标和严重的相互不信任，再配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面临重大危险的背景，这就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致写照。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笔者整理）
二、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所处的世界经济整体格局与殖民主义时代相比其实并未有本质性的区别，都是由中心经济区域和围绕这个中心区域的外围经济体构成。与殖民主义时代一样，欧美仍然是世界的中心区域，广大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国家是国际经济的外围区域。中心区域国家依靠其在技术、金融和资源方面的垄断地位对外围国家进行经济上的支配，并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支持来保障自身的地位稳固。
关于国际政治强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有深刻和细致的论述。在他看来，由于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交换的结构性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出口畸形”、“第三部类（生产奢侈品部类）畸形”和“积累过程的外向性”（剩余价值外流）的“三重畸形”是经济发展受阻的真正原因。
因此，考虑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需要从科技、金融、资源以及军事实力和媒体实力来进行分析。美国毋庸置疑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在上述几个方面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而且并未看到有缩小的趋势。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笔者整理）
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客观而言，在上述几个方面与美国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正在各个方面全力追赶领头羊的美国，这种态势是与美国的战略预想不兼容的。美国对于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定位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围，是中低档工业品的生产国和美国高科技产品的消费国。
而中国正在逐步摆脱这个结构性桎梏，开始向中高端科技产品进军，并在稳步提升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积累金融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保障自身的资源安全。就冲突本质而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全政府竞争战略恰恰表明，中国不接受美国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作为附庸的安排，而要争取与中心国家同样的发展权利。
2020年7月18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根本性问题是美国是否准备好或者愿意同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换言之，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的首要分歧正在于此：美国能否接受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当中甩脱附庸地位而获得应有的话语权？中国需要考虑的则是，在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中能否实现自身的合理要求，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达成，那应该如何应对？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其他承接西方国家中低端制造业的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比如，东南亚、韩国乃至日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只能走外向型经济，对于中心国家的依赖性相当强，导致在国际市场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则不然，除了拥有庞大的人口之外，还通过改革开放培育了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在这一点上，曾经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拥有巨大市场，中国成为众多外来企业竞相追逐的目标，外资企业因此也愿意通过技术转让来换取市场份额。
不仅如此，国内市场更是为本国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进口替代和请进来走出去”是中国企业从模仿到吸收再到自我创新的学习曲线。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市场和资本的自我择优结果，企图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改变有违市场客观规律而注定不能成功。
时至今日，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按照现有趋势发展，不久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市场。在全球生产和资本严重过剩的条件下，这种优势无疑是不可估量的。
虽在科技和金融方面还处于追赶阶段，但中国在人才和资金方面的实力已符合中心国家标准。强大的国内市场对于自主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技术迭代机遇，并大大有助于金融能力的提高。就此而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前景依然乐观而处于机遇期。
△资料来源：Global Financial Data (GFD)，中国国家统计局（笔者整理）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中国国家统计局（笔者整理）
三、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进退
现有全球性的主要国际组织是在美国主导之下建立的，同时也主要是为维护美国利益为核心所建构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服务的。无论是最具权威的联合国，还是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或贸易方面的关贸总协定及后续的世界贸易组织，皆不出其外。
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一反之前美国建制派的习惯做法，大规模“退群”，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望和领导能力。这种“退群”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政治传统，更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的个性特色。今年大选后建制派如能掌权，非常可能将重拾旧传统，以更高的要求回归国际组织制度体系以推进美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近年对于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这表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利益边界的日益扩展。中国毫无疑问地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国际事务议程中的重要角色。
在这些领域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金融和贸易方面的表现。2014年中国在IMF的份额大幅上升，由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2008年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是该组织第一次任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此职位。2015年中国筹建了亚投行，标志着中国着力改变国际金融秩序完全围绕欧美运行的开端。
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下属的很多国际组织，并在相当多的组织当中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在涉及环保、卫生、文化等国家软实力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也得到明显的提升。
中国一再宣示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稳定定位和强烈愿望，反驳美国的“修正主义”肆意指责。这表明中国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仍保持清醒的认知，并不存在急于取代美国而“称霸世界”的奢望。
△资料来源：IMF（笔者整理）
图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约国和正式批准的成员国分布
△资料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n_Infrastructure_Investment_Bank_map.svg#filehistory
四、对于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前瞻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挫折并非暂时性和技术性调整，也不是更换一届如此任性的美国政府就能得到修正。全球化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是市场国际化和政治国家化之间的矛盾趋势。
自由经济在全球风靡流行的结果是，以资本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为标志，商品流通也更加顺畅，但与之相反的是劳动力由于主权国家的存在而仍被牢牢地禁锢。这导致经济越自由，两级分化越严重，不仅体现在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即使在一国内部也愈演愈烈。极少数国家精英从全球化中获益并成为全球公民，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则在全球化过程中相对贫困化了。
全球化“赢者通吃”的逻辑，超越了主权国家的政治边界，导致了国际经济调节能力的退化，更加助长了贫富分化。如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将必然催生各种政治光谱的分离主义、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抬头，实际上这种苗头已初见端倪。
可以想见，即便美国能“从善如流”地重回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政策轨道，全球化也很难以再现往日荣光。
在世界建立一个兼具正当性和操作性的统一机制以协调全球经济和政治之前，全球化的再出发将步履艰难，区域化经济很可能成为权宜之计而成为新的流行信念。如果未来世界呈现出多区域经济中心并存的局面，那如何才可成为经济区域中心呢？
作为经济区域中心需要满足几个标准。首先，需要能解决安全问题，也就是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包括境外的商业利益。
其次，需要拥有充足的资源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将越来越高。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并非专指青年劳力，而是在新科技条件下的新型劳动者。未来的劳动力是能在高科技环境中参与现代化生产的专业人员，是掌握了相当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可管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工程师”。就此而言，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丧失殆尽，反而具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储备。
第三，区域经济中心还必须拥有规模足够的内部市场。庞大的人口只是市场潜力，只有庞大人口加上有效的消费能力才能形成真正的大规模市场。最后，具备世界级别的科技能力和金融实力，方有资格成为区域经济中心。
图十：各国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数量（2016）
△资料来源：Statista，https://www.statista.com/chart/7913/the-countries-with-the-most-stem-graduates/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笔者整理）
未来可能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有以下三个：北美（美国为主）、欧盟（德法为主）、亚太（中俄日韩为核心）。一旦这三个区域经济中心逐渐形成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必须想办法加入其中，否则就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弃儿，不仅丧失发展机会，甚至无法保证自身的经济安全。
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征兆，也就意味着美国接受欧美不再是世界唯一经济中心的事实，国际秩序也不再是完全围绕欧美利益而运转。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曲折坎坷且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纷争和妥协。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仍然发挥着相对主要的作用，但世界上其他经济中心的兴起也是大势所趋。
站在中国的立场而言，要保持清醒的态度，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相激荡的历史进程中坚守民族复兴的目标，以斗争求团结，以求实破妄想，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本文2020年8月19日首发于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