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空间是人类创造的虚拟空间，信息在数字空间中以光速传播，超越了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从而克服了地理因素的影响。由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和独特性，数字空间独立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数字空间是超越国家疆界的全球性“公域”。然而，如约瑟夫·奈所言，数据并不是在真空中流动，国家对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和算力、算法仍然有很强的控制力。因此，数字空间虽然摆脱了地理环境的限制，但是依旧受到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 

数字地缘政治不仅为理解中美在科技、网络安全、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提供了系统性框架，也有助于从全局层面把握其对中美关系与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看，中美两国在数字技术与市场领域经历了从合作到分裂、从局部冲突到全方位数字地缘博弈的演变态势。

美国是互联网的起源地，拥有最领先的科技企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市场，在数字应用创新领域领先全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全球数字空间的繁荣和发展。这段时期，中美是利益共同体。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是驱动中美数字地缘政治博弈的起点。作为应对，中国政府强化了对网络主权的关注。华为在5G领域的崛起成为了加速美国对华“脱钩”的关键性事件。然而，真正让地缘政治博弈全方位爆发的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突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中美对于安全的定义出现了新变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固然重要，但在AI这一战略性技术上的落后则是最致命的国家安全风险。为了遏制中国在AI领域的追赶，美国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将通信技术设施和数据领域的博弈延伸到算力、算法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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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数字地缘政治领域的博弈表现为“脱钩”“小院高墙”等政策，实质上是传统地缘战略逻辑在数字空间的延续与演化。对关键资源（如数据）、关键要素（如算法和算力）以及关键通道（如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掌控，成为两国实现各自地缘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

整体上而言，现阶段中美数字地缘博弈处于“美攻中守”的阶段。美国政府围绕数据、算法、算力及通信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图的政策举措。

在数据领域，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数据采集和用户信息处理，强化对中国科技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的审查。在算法方面，美国出台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将先进AI算法和设计软件等纳入出口管制范畴，并限制中国科研人员参与前沿AI算法研发。在算力层面，美国通过限制高性能计算芯片和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出口，试图切断中国在超级计算和AI训练中的算力来源。在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美国联合盟友推动“清洁网络计划”，排除华为、中兴等中国厂商参与5G、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

相应地，中国在数字地缘博弈中处于防守方，呈现出“开放+自主”并重的应对逻辑。在指导理念上，中国强调“网络主权”，坚持数据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本国数字主权。在具体应对举措上，中国一方面持续扩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在AI应用领域，中国突出“场景驱动”的发展策略，依托庞大的应用市场和丰富的数据资源，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自动驾驶、金融科技等领域形成多元化应用生态。与美国“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聚焦通用人工智能不同，中国在“开源-小算力-小数据”场景下不断优化算法，推动AI技术在垂直领域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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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数字封锁的实际效果有限，未能实现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精准打击”或长期遏制。在大模型领域，开源模型后来居上，形成了与闭源模型并驾齐驱的态势。在算力层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投入大量政策资源，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网络，打压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延缓中国AI迭代速度。然而，美国政府不仅无法控制高端芯片的流向，反而激发了中国在芯片领域重塑供应链的动力。由此可见，国家试图将传统地缘战略实施到数字地缘环境中，将会面临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双重制约。

究其根本，中美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包含竞争与合作的复杂互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高度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嵌套，使得彻底“脱钩”几乎不可能。美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供应链，而中国也离不开全球前沿技术与资本。另一方面，面对美国不断加码的限制措施，中国以扩大开放和自主替代“双轮驱动”作为应对，在承压中实现技术自立和体系创新，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适应力。

此外，中美在数字经济、AI、网络安全等领域存在广泛的合作需求。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网络犯罪防控等跨国议题，也需要中美共同制定规则和开展合作。数字地缘博弈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双方能否在竞争与对抗中寻找合作与共赢的平衡点。高度封闭和高强度对抗，最终只会导致全球数字生态系统割裂、创新活力下降和治理真空扩大，形成“多输”结局。相比之下，坚持开放、推动合作、强化自主创新，才是中美在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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