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茜：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于当地时间2月16-18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和往年一样，组委会在会议前发布《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意在影响甚至引导慕安会期间的讨论。
第60届慕尼黑安全论坛即将开幕，图为本届论坛主会场 作者供图
慕安会官方推特在介绍报告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们是否受到零和思维的困扰? 如果有赢家出现，是否意味着一定会有输家？我们如何构建集体成功的未来？如何让所有人都有所获益？报告认为，后冷战时代关于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已经消散，世界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
报告全文围绕上述核心问题展开。不得不说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对问题及其根源抓得很准，但遗憾的是，囿于传统的安全思维，以及区分敌我的集团思维，报告对这些问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路径。如同一位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了病人的病灶，但却开不出行之有效的药方。
焦虑
报告显示出西方精英的焦虑和集体反思。
从2020年起，慕安会报告总体呈现出悲观基调，例如2020报告“西方的缺失”，2022 报告“摆脱无助感”，以及2023年“修正主义”，再到今年的“双输”，都反映出西方精英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变化的一种反思、对西方地位下降的警觉和焦虑。今年的报告更体现出西方精英对于西方模式的未来信心逐渐丧失，对西方没落的愈加担忧。
今年报告在论证中多次引用慕尼黑安全指数，这一指数基于2023年10-11月期间在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除俄罗斯外）、乌克兰各国共12000人进行的选题调查。调查显示，G7国家的大部分民众认为，十年后他们的国家将变得更不安全、更不富裕。相比较而言，受调查的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大部分认为自己国家未来十年会更加安全。G7国家民众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会更加强大，而自己的国家会增长停滞甚至衰退。
让西方精英更加焦虑、雪上加霜的是，调查还显示，俄乌冲突在各国安全风险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相较于去年调查中G7国家民众将俄罗斯作为首要风险，今年仅有英国和日本受调民众持类似观点，而德国民众则将其列为排名第7，意大利将其列为排名第12的安全风险，尽显欧洲民众对俄乌冲突的疲劳心态。
反思
对当前一些困境，慕安会报告也进行了深刻反思。报告中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许多政府重新思考其国际合作，更加关注相互依赖导致的脆弱性和谁将在合作中受益。但是过度关注相对收益会削弱合作的绝对利益，导致全球秩序瓦解而走向双输局面”。
对于各国过于强调经济安全，报告认为，“地缘政治对手施加经济胁迫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碎片化的潜在巨大成本也是真实存在的……经济安全政策可能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这不仅可能破坏多边贸易体系，还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松散彼此的联系也会消除相互依赖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往往会缓和竞争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于结盟现象，报告指出，“志同道合的国家选择组成更小的联盟，如QUAD、AUKUS来追求各自的政治目标。这种对地区合作更为零散的方法在某些问题上提供了灵活性，但可能会阻碍各国在需要广泛联盟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如气候危机或武器控制。”
涉及绿色技术，报告借用分析人士的话隐晦地批评，“将重点放在产业转移上，而不是利用贸易和合作伙伴关系，至少在中短期内，可能会导致绿色技术价格更高，推广速度放缓。同时，在找到关键原材料替代之前欧盟难以‘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在新技术一节，报告更是针对西方国家通过多样化半导体供应链来实现 “去风险”的政策效果提出了质疑。指出“由于‘去风险’带来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且与战略竞争对手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完全脱钩几乎不可能，故各国必须在管理风险的同时与供应链中的各方继续保持合作”。
双输？
上述都体现出欧洲精英在时代转折时期正在进行的深刻思考，对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开始质疑：过去那种“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方式是否合适，是否真正有利于自身利益？这种质疑在笔者看来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思考和难得的进步。
但与此同时，报告也体现出西方学术政策界一种纠结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报告知道零和博弈不能应对未来世界，“很难想象一个四分五裂、自我竞争不断升级的世界如何能够实现其气候和发展目标、促进和平解决冲突或防止另一场全球大流行病”，意识到必须通过全球合作才能应对全球紧迫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经济增长、粮食安全等。
但另一方面，报告坚持零和思维，把大西洋国家和所谓的“志同道和”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强调自己的秩序才能让国际社会蓬勃发展。例如提出跨大西洋伙伴“需要维护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之间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同时也必须努力为与专制挑战者的竞争引入警戒线，寻找与竞争对手互利合作的领域，并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以确保更具包容性的利益”，仍然继续以意识形态划线，拉价值观同盟。而这种拉帮结派，划分敌我造成的分裂和碎片化，才是报告提到的全球各类问题的根源。
报告在给决策者提建议时，多次提到权衡起来很困难，给出的建议也是模棱两可和纠结矛盾。例如，报告提出，“跨大西洋伙伴需要在争夺相对利益与合作实现包容性绝对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决策者需要在合理的安全关切与尽量减少去全球化后果之间进行权衡”，“决策者需要谨慎，避免将安全相关性的定义过分扩大。然而，要将高风险的两用产品与主要是单一用途的产品区分开来，并在复杂的供应链中找出关键危险点，可能会非常困难”，“决策者需要在加强国内绿色产业重点与建立国际伙伴关系的努力之间取得平衡；在减少清洁技术武器化的脆弱性与充分合作以实现去碳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不难想象，报告所代表的“跨大西洋伙伴及其志同道合”的群体为了追求相对利益和绝对优势，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和损失，这些代价会破坏全球安全、繁荣与稳定，最终还是会反噬到这个利益群体。在这种思维的束缚下，报告自然难以给出好的解决办法。
2024年的慕尼黑报告以“双输”为主题，认为在当前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各国都想成为赢家，想比别的国家更加成功，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最终会陷入一种双输的局面，这种局面不再是谁获益更多，而是谁损失更少。这体现出欧洲精英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变化的深刻反思和深深的焦虑。即将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有望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为期两天的激烈辩论和深入讨论。然而，以意识形态划界，敌我思维主导下的慕安会恐难给这个世界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本文2024年2月16日首发于“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