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天花病毒是历史上严重危害人类社会的病毒之一。天花传染性较强，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死亡率可以达到25%以上，而在某些地区甚至可以达到90%。人一经感染上天花病毒，就难以治愈。曾经肆虐的天花疫情导致人类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人口消减，被史学家称为与枪炮比肩的种族屠杀武器。
“硬核防疫”依然需要“全球根除”
借助疫苗的接种，美国、苏联和欧洲的很多发达工业国家在二战前就根除了天花病毒。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天花疫情还在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国家持续肆虐，每年感染人数高达1000万人。由于天花长期无法在全球得到根除，即使实现根除天花的国家也时常爆发严重的输入性疫情。
1959年，苏联海报艺术家科可列金（Кокорекин）在印度访问时，因为参观当地葬礼感染了天花病毒，回国后出现流感症状被医院收治，很快病故。幸好有一位敏感的实习住院医师发现其症状极像天花，其所在的医院立即组织了病例解剖，并被一位到访的曾经参与过20年前天花防疫的老专家确认为天花病毒的感染。苏联政府迅速采取了严厉的防疫措施，隔离了科可列金病故的所在医院的5000名医护人员和数千名病患，克格勃排查并隔离了科可列金乘坐的航班和出租车的全部乘客，甚至强制隔离了参加其学生婚礼的全部人员。莫斯科政府还紧急给全市的500万名居民注射了疫苗。为了确保全面防止病毒扩散，政府还强行没收了科可列金所在的代表团成员从印度带回的全部纪念品。
即便在如此迅速而“硬核”的防疫措施下，这一例输入性天花病例最终还是造成46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型都市则险些全面戒严。类似这样的疫情在冷战后时有出现。各国领导人因此而意识到，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根除天花病毒，单一国家即便具有再强大的防疫能力也不能保证自己免受伤害。即使在冷战对峙的高峰时代，美苏两国的有识之士也都意识到了全球根除天花的重要性。
1958年，时任苏联卫生部副部长日丹诺夫在美国明尼苏达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接种疫苗以根除天花病毒的倡议。次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设立了根除天花的SEP项目（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此后每年苏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代表团都提出全球合作根除天花病毒的倡议。苏联的倡议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响应。但是从1958年到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SEP项目虽然声势浩大却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态度并不明晰。
天花疫苗接种资料图
国际卫生合作中的冷战博弈
美苏当时处于全球争霸的高峰期，冷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超级大国的国际卫生合作政策。
美苏两国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前身机构的创始成员国。早在1946年7月，美苏两国就通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64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国际卫生会议，并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可惜，美苏很快就从国际卫生合作走向了对抗。
1948年，美苏开始冷战对峙，两国的国际卫生合作相应出现嫌隙。当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但是紧接着夏季发生的“柏林危机”对美苏两国在医疗领域的互信造成重创。为了打破苏联的封锁，美、英、法三国向西柏林占领区运送补给品的过程中，借用卫生救援的名义作为掩护，并在宣传中指责苏联封锁导致西柏林地区的卫生危机。同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正式落地，完全排除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简称“苏东国家”）。由于“马歇尔计划”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进欧洲地区卫生合作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苏联认定世界卫生组织是美国在欧洲推进霸权的又一重要工具，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迅速由合作转为抵制。1949年，苏联正式致函世界卫生组织，退出该组织的实质工作。此后10年，苏联再未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美苏卫生合作实质上陷于停滞。
在全球国际卫生合作的舞台上，美苏也把两极争霸的脚本植入其中。美苏两国在二战后均面临较大的防疫困难：二战返乡士兵带来了部分传染病的流行；双方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因为战后重建力量不足，医疗系统难以应对疾病流行的压力。美苏为此均投入了巨大资源提高本国和本集团内的卫生水平，并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卫生政策执行中，美苏两国形成了不同的理念。苏联强化了立国之初就确立的“预防接种+免费医疗”为核心的卫生体制，并在1950年实现了对境内主要传染病的疫苗接种全覆盖。美国则坚持“科技优先和商业为主”的理念，大力推动商业公司参与医药研发，取得了明显的科技成就。客观来看，两种理念都是人类对抗疾病的优秀成果，在国际卫生领域两国应该取长补短，加强合作。但美苏两国均把卫生理念之争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提出医疗卫生与人的自由权利密切相关，苏联则抨击美国不奉行公费医疗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苏两国之间的争执导致在1948—1958年的10年时间里，世界卫生组织几乎无法推动任何全球性的医疗合作。
美苏两国的争霸甚至蔓延到具体的疾病应对中，疟疾和天花的主要肆虐区域正好同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大致重合。天花疫情在苏联的友好国家印度和西非较为严重，而疟疾疫情在美国极为关注的东南亚地区较为严重。美国在抗击疟疾的医药研发上占有优势，而苏联则在天花的疫苗技术上占有先机。基于这两种疾病的不同优势，美苏两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也分别推行不同的全球卫生合作“剧本”。苏联提出了全球根除天花计划，而美国则倡议全球根除疟疾计划（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两个霸权国家推行了各自的计划，互不支持对方，使得全球卫生合作难以形成合力，根除天花和疟疾都未能实现。在冷战期间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哈弗丹·马勒（Halfdan Mahler）曾在访谈中批评美苏在国际传染病防治上的政策就是“两个阵营各管一种病”。
由于缺乏苏联的大规模疫苗生产能力的支持，美国推动的全球根除疟疾计划虽然活动频频，却难见成效。而由于缺乏美国的资金，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在1959年就设立了SEP项目，但直到1967年美国真正参与之后才得以大规模实施。
曙光——放下冷战思维
幸运的是，在全球天花防疫问题上，苏联和美国终于转变了冷战思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提出了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由“必有一战”转为“东西方可以在世界上和平共处”，国际卫生合作也可以成为苏联团结世界的重要领域。因此，苏联主动率领苏东国家，重返世界卫生组织。而约翰逊就任美国总统后，虽然坚持美苏争霸的策略，但也明确提出“在解决全球性的诸如疾病、贫困等问题方面，不能再有东西方之分”。此后，美国主动放弃了坚持美苏各治一种病的政策，对苏联倡议的根除天花计划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1965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10年内在全世界消灭天花的目标。
赫鲁晓夫资料图
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全球范围内的根除天花（SEP）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美苏两国发挥了各自的体制优势和科技优势。在体制层面，苏联的工业动员能力较强，被赋予大规模制造疫苗的重任（苏联最终提供了项目全部所需20亿份疫苗中的17亿份）。而美国的融资能力较强，负责提供SEP项目的绝大部分资金。在科技层面，苏联提供了适用于炎热地区的耐高温疫苗，美国则研发了适合大规模接种的疫苗注射器。在美苏及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下，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1977年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根除了天花病毒。
除美苏两国政治家思路的转变外，美苏两国很多官员和专家也长期为合作抗击天花呼号奔走，并制定了科学而严谨的实施计划。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卫生官员基于本国丰富的防疫经验，为全球利用疫苗接种来根除天花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时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亨德森则出任SEP项目的主管，制定了实操性很强的实施方案。美国国务院和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也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等地的行动提供了相关的协助。
国际组织中的外交官也用自己的智慧为美苏合作奠定了基础。1949年，苏联致信要求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之际，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洛克（Brock Chisholm）以本组织并无退出规定为由，判定苏东国家为“不活跃（inactive）”成员国，而非“退出（withdrawn）”。这一裁定使得在1958年苏东集团国家仅需发布公告无需其他任何手续就可顺利地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工作。
纵观美苏在天花防疫中的合作历程，正是美苏改变了原有的冷战思维，天花防疫项目才得以在漫长的10年执行中没有被打断。依托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平台，“美国出钱、苏联出疫苗”，美苏充分发挥自己在卫生领域的长处，致使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罕见的合作取得成功。
结语——唯有合作才能消灭病毒
虽然美苏合作根除天花已经过去了50年，但它的成功对于今天处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阴影下的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个国家的防疫措施再“硬核”，科技与经济实力再强大，只要病毒还在这个星球上的某一个角落存在，就无法全面避免病毒的侵袭。因此，人类只有携起手来，在这个星球上全面地消灭病毒，才能真正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我们共同的世界。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总有人试图把国际卫生问题政治化，重拾防疫与政治相关的老调，或攻击他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或趁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竭力抹黑国际卫生合作，破坏国际防疫合作格局。纵观美苏国际卫生合作的历程，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面对疫情，在国际卫生合作方面，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尽力去政治化，才能有效前行。
正如中国领导人在《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一文中说的那样：“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