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截至目前，所有中东国家均已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三国突破万例，已成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中东形势长期动荡不安，这次疫情一方面弱化了地缘对抗态势，为长期以来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窗口；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些新的矛盾与对立，特别是为恐怖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中东整体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主要大国在中东的地缘争夺势头有所减弱。中东乱局，究其根源，与各大国的权力争夺是分不开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欧、美、俄等域外大国，使其经营中东的欲望有所下降。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疫情爆发之后就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并暂停了日常军事活动。实际上，从军事部署上来看，欧洲对中东已是意兴阑珊，但对非洲的军事投入却不断增加。从这“一降一升”中可以看到欧洲战略重点的变化。而美国目前已成为此次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军队内部也出现不少病例，致使其继续强化军事投入的力量和意愿不足。

▲3月5日，普京（左）与埃尔多安会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近几年来，俄罗斯在中东事务上十分积极，但实际收益却饱受质疑。尤其是在疫情扩散的当下，俄罗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2万例，并仍在快速上升，防疫工作和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油价雪崩和财政恶化，使得俄罗斯人不愿在中东继续耗费精力。他们似乎开始意识到，战略目标必须是有限的，有必要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投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

而自去年以来表现积极的土耳其，最终也未能逃过受疫情侵扰的厄运。目前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65000例，使其不得不将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最小化”，以减少传染的可能性。而作为另外一种展现影响力的方式，土耳其强化了对中东和欧洲国家的医疗物资援助。目前已向34个国家提供援助，甚至包括关系不睦的以色列，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较高评价。

第二，一些热点问题出现了解决窗口。特别是在也门冲突上，疫情的爆发为各方体面地退出战争提供了机遇，可以用“人道主义”为理由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3月以来，沙特已经和胡塞武装开启了和谈，并于4月9日正式宣布为期两周的单边停火。这体现了沙特不愿再继续陷入战争的泥潭，而希望将精力放在处理本国事务和防疫工作，尤其是处理至关重要的王室稳定和权力过渡问题上来。而作为也门战争重要参与者的阿联酋，在外交上显得更加“激进”，无视美国与沙特的立场，积极缓和与伊朗的关系，并向其提供医疗物资的援助，显示出其特殊的外交野心。

▲2月27日，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萨拉基卜，浓烟从叙政府军实施攻击的区域升起。新华社／法新

另外，一些长期以来的敌对力量也借疫情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合作，双方开始建立联合行动室，以遏制疫情传播。以色列总统里夫林还致电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巴斯，感谢他在抗击疫情方面给予的高度合作。虽然双方仍时有龃龉，但卫生合作可以形成双方长久以来缺乏的谅解和互信。

第三，伊朗继续成为风暴中心，什叶-逊尼派矛盾进一步加剧。中东疫情的原爆点是在伊朗的什叶派圣城库姆，以此为核心扩展到整个中东。因此，区域各国对伊朗的不快始终难以消除，认为正是伊朗的轻慢和信息封锁才导致疫情的扩散，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固有矛盾。目前，巴林已经开始以新冠病毒危机为借口追踪其什叶派公民的行动，放大了对这一派别的偏见和歧视。与此同时，伊朗似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扩张”企图，继续凭借所谓“代理人”对地区国家施加影响力。

伊朗问题突出体现在美伊矛盾升级上。外界本以为疫情会成为促成美伊和谈的窗口，但两国关系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3月以来甚至出现了多次军事对峙。美国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伊朗也强化对美国的抨击，甚至将疫情称为美国的“生物武器”。不过，双方都没有把“全面战争”作为选项，而期待着对方能发生“和平演变”。美方认为伊朗内部的矛盾和对政府的不满已积累到临界点，可以期待其内部会逐渐发生变化；而伊方认为特朗普不是合适的谈判对象，他们判断特朗普的支持率会因疫情而大幅下降，甚至影响年底的选举，他们希望等到大选之后再做打算，最好是能迎来一位新的美国总统。

美伊冲突的核心目前集中在伊拉克，近来的几次军事交锋也都是爆发在伊拉克境内。疫情的爆发似乎正在加速美国撤军的进程，但这将导致伊拉克完全的“亲伊朗化”，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这是美国及以色列无法接受的。因此，围绕伊拉克的权力拉锯战将是下一步美伊关系的主要关注点。

第四，全球圣战运动获得生存空间，正在图谋进一步的行动。随着“伊斯兰国”受到沉重打击，全球圣战运动也进入了冷却期。不过，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似乎让各个圣战组织如获至宝，将其视为大翻身和扩张的重要机遇。它们普遍将疫情视为“上天的惩罚”，这种惩罚既对华也对西方更对什叶派，圣战组织借此大打舆论战，并鼓动在一些重点城市实施恐袭，展现其存在感。

在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下，欧美不仅考虑从中东撤军，而且正常的日常军事训练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西亚、北非和西非地区，最近的恐怖袭击呈逐渐上升的势头，且伤亡人数较大，各组织显然受到了疫情的“鼓舞”。此外，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圣战组织（如“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也建立了某种战略性的合作关系，优先考虑推动全球圣战，暂时搁置了彼此的矛盾。面对全球反恐形势，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警讯。 

从目前形势来看，圣战组织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伊斯兰国”的关注重点依然是恢复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势力范围。随着国际联军从伊拉克的逐渐撤出和叙北部监狱管理的日益松散，大量“伊斯兰国”战俘及其同情者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最近发生在叙北的数次监狱暴动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除叙伊之外，圣战组织也在推进“两翼”的发展:“东侧”随着美塔协议签署和美军撤出，对阿富汗的行动有所强化；“西侧”的北非及萨赫勒地区，由于战乱多发和美国的关注度下降，圣战组织正在加紧扩展其影响力。

▲伊朗民众戴口罩出行

第五，中东可能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根据2019年版《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简称GHS Index），除了以色列和少数海湾国家之外，中东整体的医疗水平普遍为“不发达”或“很不发达”，难以应对未来疫情扩大的局面。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战事时有进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从而也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另一个需要关注就是大量存在的难民营。无论是医疗资源配置还是防疫布控都难以有效落实，难民营已经成为当前防疫工作的“真空地带”，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北部的地区，这里既缺水也缺消毒药品，难民一旦感染后果不堪设想。更有观点认为，由于无法进行有效检测，疫情可能早就以“看不见”的方式在难民营中大量传播，等到发现时早已无法控制。

第六，对华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中东特别是对华经贸关系密切的海湾国家，对未来双边关系前景产生了一定的疑虑。首先，担忧疫情后中国会更加“内顾化”，将关注重点集中于国内事务和周边国家，难以完全履行其过去对于国际经贸的承诺。其次，担忧中国受美伊关系恶化的影响，继续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和能源来源多样化”战略，进一步降低对于中东能源的依附。最后，“中东期待”与“中方意愿”的不对称性会进一步增大。特别是，随着其他大国势力的淡出和恐怖主义的回流，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在安全事务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中国不希望过多过深地卷入中东内部事务。这种态度虽不会影响彼此合作的大局，但会让中东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双边关系中的某种不对称性和相对脆弱性。

总体来看，疫情的发生为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些合作机遇，但同时也制造了包括恐怖主义回流在内的新风险。中国在与其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开展联防联控的同时，也可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推动各方对话的机遇，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