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6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行战略与安全周末论坛第10期——“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安全与稳定”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和学术委员陈小工、姚云竹共同主持，中心学术委员、研究员以及特邀嘉宾20余人与会并发言。研讨会就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已经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中国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现将部分参会嘉宾的会议发言整理归纳，并经嘉宾本人同意，发布如下：
哈继铭（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团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
全球产业链和出口生产转移数在疫前早已开始，外企和中企都参与其中了。发达国家市场上除中国制造之外，其他新兴市场生产的商品占比显著提高，是近年有目共睹的现象。原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标准提高、企业走出去政策推动，等等。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加快了这一进程。为规避对美出口高关税，更多企业寻求中国市场以外的发展机会。过去两年，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对美出口增长与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形成对照，尽管有关数据可能没有反映中国产品从这些国家向美国的转口贸易。
新冠疫情可能成为部分产业链加速搬离中国新的推手。但由于全球需求疲软，企业缺乏投资愿望，且资金链紧张，大面积的搬迁近期不大可能出现，企业会先选择暂时原地不动甚至压缩产能，活下去才是根本。但不能低估出口订单萎缩导致产能收缩对出口和就业产生影响。
疫情之后中国国内的涉外产业链调整可能出现不同流向：攸关各国安全产品的生产，如生物医药、健康防护设备（PPE）和部分尖端制造企业可能会移出中国，不排除美等立法强令回迁，欧盟亦打算出台激励政策，促进相关产业在内部重新分布。第二，中国将在电子、机械、汽车配件、玩具、服装鞋帽等产品上，保持出口主力地位，但其中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可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第三，适应中国市场需求并取得可观利润的行业巨头如星巴克、特斯拉将长期驻守，他们在全球销量下降之际，正从中国市场的复苏中获益。
张建平（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
现在说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断裂”还是有些绝对化。更准确地讲，应该是疫情冲击下的“停摆”或“暂停”，也可称作“休克”，对全球供应链体系而言将是短期的。过去近半个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国际经济结构的重组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步形成。目前疫情的冲击不会解构或迅速大规模地重整全球供应链，“去全球化”或“去中国化”从逻辑来讲难以成立。
但要看到，国际产业的转移和分工的确正在加速进行。在产业内部，我们面对的是垂直专业化分工，也叫“工序分工”，即一个产品在多个国家完成组件和零部件生产，然而在某地组装，面向全球出口。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背后也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未来半年到一年，疫情对供应链体系的冲击会到什么程度，还需要更多企业调查和客观分析，不能妄下结论。
美国的服务业占其全部经济活动的80%。奥巴马任总统时就提出要“再工业化”，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库德洛也说美国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支持美企搬回到美国本土。但问题是，工厂回到美国之后能招到足够的工人吗？经营能获得利润吗？能可持续地投资运营吗？全球供应链体系内的上下关联配套协作至关重要，而美国的大量制造业已过去转移到海外，其国内现有的产业配套能力非常差。苹果公司在美国的最后一条iPad生产线就曾因本土缺乏合格的螺丝钉生产而影响出货。美国希望迁回一部分制造业是可以理解的，但做起来难度非常大，也很费时。
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转移是一种商业行为，需要很长时间来进行调查、谈判，最后再去落实。疫情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中国来讲，为了维持就业稳定，我们希望产业转移在正常范围内进行，全球价值链以有序和合乎市场规律的方式调整。如果像美国那样人为地、政治地推动转移，短期内可能会给我们的产业安全及就业安全造成冲击。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产业的转移已经在发生，特别是从中国转移到成本更低、离美国更近的国家，比如墨西哥。东南亚一些国家占去了很多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但同时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也在大幅增加，且不再是以出口日用消费品为主，而是中间产品。这属于“产业转移”，和疫情关系不是很大，是长期趋势。、
我们今天更多关注的是会不会有产业链断裂“全球化”的趋势。过去20多年中，生产空前全球化了，一个产品的生产往往既不是Made in US，也不是Made in China，而是Made by the World,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参与提供零部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链。过去20多年形成的国际分工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专业化水平，大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短期来看产业链已经因疫情发生断裂，这是因为各个国家的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但这个现象不可能持久。我们要对中国完备的产业链和生产网络有信心，中国的制造业总量占全球1/4，什么都生产而且生产得很快，产业链要搬离中国实际是有难度的。即使疫情有一些长期影响，造成供应链的重新洗牌，中国不大可能输给其他国家。
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全球贸易数据有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上世纪90年代，各国之间70%以上都是制成品贸易，而在2018年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这就意味着过去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而今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这导致我们过去常用的统计口径可能没办法真实反映今天的情况。以前的统计口径仅反映终端产品层面上的出口，不反映中间产品，从而影响我们对现有经济问题的准确理解和判断。根据这一逻辑，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是“溢出”。表面上中国有很多对美出口都变成越南对美出口了，但中国对越出口也在大幅增长，大都是中间品，运往越南再加工，最后完成对美出口。就中间产品的转移而言，中国在很多领域仍是全球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中间产品集散地。伴随疫情的全球扩散，一部分过去已经转移出去的生产线还会再转回到中国来。
我倒觉得世界对中国丧失信任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大问题，虽然不会在未来几年内让制造业、供应链真的从中国转走，但当信任丧失到一定程度，中国和世界形成科技脱钩，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要重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任。信任是相互的，中国也在对世界丧失信任。除了找到一种机制重建信任，彼此之间也需要通过适当、有效的公共表达化解误会。
宋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可能会向有限度、协调的区域化、块状化发展。另外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离岸外包转向近岸外包，供应链离中心市场不要太远。这必然使供应链流程越来越短小精敏，订单和生产的快速组织就成了关键因素。原来纺织业里6-8个月的订单承担-生产-交付周期，将来有可能变成2-4个月。多元市场成为供应链流程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将来中国企业必将面临多元市场的供应链组织问题，单一化的风险会比较高。
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将越来越强调数字化。这是我们转型升级的最重要机遇之一。一是通过数字化及时配置资源；二是各行各业打造良好的产业链预警机制；三是端对端透明化。往高层次制造端的发展也是未来供应链面临的变化之一。
周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
历史证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分配原则应以市场为基础，任何国家强行干预国际产业转移恐怕都难以实现其目的。目前来看，市场需求和供给层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疫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下行压力，整体需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出现下降。所以，不管产业链在哪里、供应链的产能在哪里，最终全球市场需求都在下降，但供需结构都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产业链与供应能力和市场的认可度有关。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到2017年，全球贸易都在下降，但下降过程中有个指标值得注意，即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这说明在需求下降过程中，中国的竞争优势反而上升，这种优势并非能在一两年内就可以逆转的。政治环境稳定带来稳定的投资和发展环境优势可能是中国非常独特，对于制造业的投资，尤其涉及相当长期产出的制造业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更为严重，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更大破坏，这种破坏会改变依循市场规律进行资源分配的全球化模式。其结果只能是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和社会福利的损失，而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各国的协同努力。
何伟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现在各种吓人的预测很多，例如“断裂”、“碎片化”、“回到主权经济时代”、“去中国化”等，但缺乏数据和事实链支撑。因此不能轻率作结论，需要密切跟踪形势发展和变化，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我们的判断。
疫情带来的产业链变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链变化是不同领域。决定全球产业链布局和调整的，归根结底是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超出国界，因此投入必须配置全球最佳资源，产出必须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迄今所有关于产业链回归的政策都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规律。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影响、促进或阻碍，但不能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特朗普政府早在去年八月就命令在华美企迁回，但响应寥寥。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的94%是面向中国市场，2018年销售额7000亿美元，利润500亿美元。迁回国内，这部分市场就没有了。因为美国直至今年1月工业生产指数还低于2007年。同样，离开了中国市场，美国芯片巨头也无法获得足够销售规模和利润来支撑巨大研发投入，从而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因此既要清醒地估计到美国政府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及其后果，又要正确认识客观经济规律。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推动产业转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第一，大国战略竞争呈现冷战结束30年来最大的烈度，导致安全的支配逻辑在上升，而产业链的全球分配主要依据的是经济效率的逻辑。第二，服务业和信息时代的国际经济活动越来越多涉及价值观问题。美国一直指责是中国在率先搞“脱钩”，因为我们不让它的信息服务类企业进来。第三，全球产业分工主要是受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化，要素流动的成本增加必然导致分工的变化。第四，美国和欧盟都在对本国过度金融化进行反思，这就导致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德国对“捍卫制造业”的明确要求。第五，企业也开始对产业链过长进行反思。产业链过长带来了质量管理的困难，也带来各种不可抗力造成的安全隐患。第六，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工匠文化在逐渐衰颓。另一方面，认为产业不会大规模转移出中国的理由也很强大，比如中国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有最好的基础设施，有完整的产业集群，从而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而那些竞争者都还存在各种固有缺陷。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存在不确定性，那就是未来美欧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一致的对华经济和政治战略。因此，未来产业转移是否会发生，取决于上述几种因素此消彼长所形成的合力。
卞永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和金融都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引发了前期全球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尤其是国际化程度高的跨国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疫情后它们很可能会将其供应链更加集中和区域化，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时带来的冲击。
针对疫情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有以下几点建议：1）加强同日韩的合作，充分发挥三国企业上下游联系紧密的优势，共同制定数字经济相关的标准；2）根据各国疫情防控形势和实际情况，优化“一带一路”项目进度，重点加快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的项目建设；3）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除了减费降税之外，重点加大对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帮扶力度；4）加快复产复工进程，吸引外资加大对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补上供应链中存在的短板；5）加快读对特高压、新能源以及高速铁路等新基建的建设步伐；6）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领域供应链的建设，推动利用5G技术对供应链重塑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