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8—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全球秩序的转折：认知变局与选择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德国、瑞士、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六十余位知名学者与政策研究人士参会，就国际秩序演进、大国关系走向、地区安全挑战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自今日起，我们将陆续刊发论坛公开环节的精彩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今天的主题是“全球议程：霸权之后的责任再分配”。
主持人周建成：当前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逐渐脱离现实，力量政治正在回归。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战后国际机制遭受考验的当下，哪些协作模式依然有效？如何弥合国际责任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这一场的嘉宾有：新加坡前驻美国大使陈庆珠，瑞士人道主义对话中心执行主任韩达伟（David Harland），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管、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科学部研究员季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欧盟前驻华大使及驻俄罗斯联邦大使艾德和（Markus Ederer），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
陈大使，您认为目前的国际责任分配现状是否依然有效？
陈庆珠（Chan Heng Chee）：我认为责任分配并非简单的权力移交。在联合国治理效能面临挑战的当下，东盟等地区性组织正积极填补真空。从人道主义的防灾减灾，到区域一体化电网的电力共享，东盟正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关键作用，虽然储能系统等前沿领域仍处于初级阶段，但这种区域协作已成为责任分担的重要范式。与此同时，新兴多边机制的崛起亦是必然趋势，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日、韩、美、澳、菲等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正试图分担更多防务责任。此外，社会慈善力量也开辟了新路径，像盖茨基金会或中国企业家对癌症研究等领域的资助，都证明了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治理中的价值。
主持人周建成：下面请韩达伟先生。您的事业与联合国事业有很深的关联，以前在东帝汶、波斯尼亚等地区做过很多相关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对话和斡旋的经验，能够解决很多矛盾。现在您又担任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的全球执行主任。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向您提出，您有这么广泛的经验，对陈大使的发言有什么补充吗？
韩达伟（David Harland）：我比陈大使更乐观，尽管欧盟、东盟等机制内部存在分歧，且全球旧秩序正面临崩溃，但二轨外交等新路径已在危机中显现。我们不仅是在见证一个旧秩序的瓦解，更是在压力中催生新的替代方案。当前的核心挑战在于，在失去原有全球秩序的同时，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应对现实、由各方共同分担责任的新体系。
主持人周建成：现在有请季莫菲。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世界进入失序而不是过渡阶段时，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采取不作为或者限制性行动，是不是就等于承认了这个崩溃体系的局限？
季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当今“责任”的内涵已演变得极为复杂。在全球经济普遍承压的背景下，主权国家优先履行对本国公民的责任已成为一种必然。在此语境下，中国提出的“核心利益”概念具有深刻意义。大国的安全与发展与其邻国紧密相连，周边局势的稳定构成了自身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此外，我不主张将当前局势定性为带有贬义色彩的“混乱”，因为这种称谓往往代表对旧秩序的某种怀恋。事实上，那种由少数国家主导制定的旧规则体系并不理想，我们目前正经历的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而非单纯的失序。我们应当坚信“变化总是好的”，它能促使大家摆脱对旧时代的自怨自艾，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去审视并塑造新的国际格局。
主持人周建成：您是否同意，即使我们现在不用“混乱”来形容这个世界，大家依然还是希望把它重置？对我们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持续的试炼。现在中国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还能否存续？它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艾德和（Markus Ederer）：目前，美国已明确表现出放弃全球秩序守护者角色的倾向，而谁能填补这一真空尚无共识。现在我们可能处于一个“零和”或“近零”的世界，拥有能力的传统大国正在战略收缩并削减对外援助。欧洲仍在试图通过气候议程和多边接触维持影响力，但整体趋势并非各国主动承担责任，而是在压力下普遍向后撤退。
主持人周建成：朱锋教授，在疫情之前和疫情期间，默克尔总理曾经想要在柏林主持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疫情的平台或者委员会。朱锋教授，您在11月份刚刚出席了中美在香港的论坛，您提到中国是一个稳定的锚点。您觉得中美之间的“竞争性稳定”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中国是锚点，它能不能承担或负起一些其他国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
朱锋：伊朗冲突产生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美以军事行动的冲击波已远超越地域，波及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安全。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交火，到泰国、柬埔寨的边境摩擦，再到南苏丹迁延不愈的军事紧张，全球安全局势陷入了极度令人担忧的连锁反应中。部分观点认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是中国可利用的“机会窗口”或战略资产，但北京并未选择以此为契机去投机性地重构国际形势。一个始终保持在既定轨道上、拒绝利用混乱谋求霸权位移的大国，本身就是一种令国际社会感到放心的稳定力量。中国正以独特的方式履行大国责任。在多方对人道主义悲剧保持缄默、国际准则面临挑战的时刻，北京选择向伊朗及伊拉克、也门、黎巴嫩提供急需的医疗与食品援助，而非武器支持。中国正以一种不同于传统霸权逻辑的方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主持人周建成：陈大使，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问过新加坡公民这个问题。你们如何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全球调解者？我们知道，新加坡一开始并不富裕，也不是一个大经济体。此前李光耀国务资政对美国颇有微词，但现在新加坡是少数几个有分歧时可以去那里解决问题的地方。比如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就在新加坡主办过朝鲜和美国之间的首脑峰会。这里面最根本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一开始又是怎么形成的？
陈庆珠（Chan Heng Chee）：新加坡深知人才是唯一资产。我们坚持法治的力量，实现彻底的全球开放；其次是深耕内政，通过发展经济、教育人才来建立国家的信誉。我们始终坚信，一个食不果腹的国家在国际上难有可信度与发言权，因此我们拒绝选边站队，自建国之初便恪守务实且中立的非同盟立场。配合对腐败的严厉打击与高效的治理水平，使新加坡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有能力且可靠”的评价，对我们而言，专业能力的认可远比“才华横溢”的赞美更为切实。在后疫情时代，新加坡不仅稳固了其作为可靠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凭借卓越的医疗体系与高效的管控模式，成为全球资本与人才趋之若鹜的“健康桃花源”。我们以高素质的国民教育和优良的社会治理吸引全球资源。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新加坡在妥善处理家事、确保金融与医疗安全的同时，也致力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主持人周建成：你说你不选边站队，但有些新加坡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言，态度也很明确，甚至很强烈，人们也能看到这一点，也能观察到他们在听取你们的声音时所表达的立场。
陈庆珠（Chan Heng Chee）：人们当然会有反应，也会有态度。
主持人周建成：沟通的基本技能就是倾听和对话。此前韩达伟先生，我还想问你：今天我们解决冲突是不是更难了？因为我们面临大国对抗、多极架构，甚至当你处理最艰难的人道主义危机时，你在联合国工作时也曾遇到很多残酷情况。为什么现在的情况会更难？
韩达伟（David Harland）：1945年确立的战后体系不乏专断之处，但必须承认，美国霸权主导下的秩序曾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武装冲突相对最少的时期，并催生了极速的经济增长，即便是体系之外的国家也从中受益。当前这一制度之所以走向终结，核心在于美国自身体量的收缩、国力的下降，以及其行事方式对国际声誉造成损害。在秩序更迭的背景下，中文里的“乱”字深刻捕捉了这种现状，因为暴力冲突与经济负效应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性，正如伊朗局势所引发的剧烈动荡，其经济冲击波的扩散范围已远超冲突本身。受制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化解变得愈发困难，因此在短期内，我们确实有理由对国际局势持悲观态度。
主持人周建成：艾德和大使，您原来做驻德国大使，后来担任欧盟的官员。现在欧盟是怎样定义自己的作用的？尤其在战争层面，美国的战略又如此不可预测，如今又发起了对伊朗的打击和战争。
艾德和 （Markus Ederer）：最初，欧盟并非被设计为安全行为体，但在当下“实力至上”的国际环境中，国际法屡遭践踏，拥有威慑力与决断力变得不可或缺，正如法国总统近期提及的“核威慑”所展示的那样。传统支撑欧盟发展的三大支柱：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美国的军事安全保障以及繁荣的中国市场，现也难以维持。当然，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未消失，甚至在持续增加，但竞争已发生根本性逆转。欧洲企业在华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而中国企业在欧洲的份额却在扩张。在技术、安全与战略层面，欧洲长期积累的不安全感在乌克兰危机中被推至顶峰，同时难民问题也正严峻威胁着人类安全。作为国际制度的守护者，任何力量都无法回避安全议题，因为当下的冲突正动摇着《联合国宪章》的基石。在保障小国安全、调解全球迫在眉睫的区域冲突方面，鉴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紧密的地缘与政治联系，应当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在全球安全责任再分配的进程中，欧盟虽能力有限，但具备实力的国家应当担负起提升全球安全感的重任。
季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真实的“后霸权”过渡期，秩序的更迭不仅是一种弥散的社会情绪，更如卡尼总理所言，标志着旧制度的整体性崩塌。事实上，我们已然置身于后霸权时代，美国当下的战略行为便是最佳佐证。美国正处于一个漫长的调整期，通过收缩世界观来被动适应剧变中的国际格局。从扩张向调整的转向，霸权体系的松动，也意味着全球其他国家都已同步进入了重塑自身定位的阶段。
朱锋：后霸权时代已经显现出来了，但它到底什么时候会被完全构建出来，时间线还不太确定。我们目前仍处于对该时代的构想阶段，虽然尚难断言其是否已全面降临，但其逼近之势已不可逆转。探寻旧秩序彻底终结的节点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感性色彩，不应幻想法则或旧有的秩序会重构回归。核心命题在于，所谓的“后霸权时代”究竟何时才能实质性落地，而新秩序的孕育又需何种代价？这种秩序更迭是否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对这一演进趋势保持极为严密的审视与洞察。
整理：杨周
审核：文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