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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学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2025年4月,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随后又宣布将中国输美商品“对等关税”税率上调至84%,重启关税战。[1] 在中国之外,欧盟、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等贸易伙伴也陆续被征收20%至49%不等的关税,[2]舆论哗然,有关国家亦以批评、警告、反征收关税等方式回击美国。整体看,“加征关税”已成特朗普第二任期重要对外施压手段,既契合其“美国优先”叙事,又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关税的可调节性和相关豁免政策亦使特朗普在对外 “交易”中具备更高灵活性。同时,关税战的负面影响已外溢至大国关系、全球稀土供应等多领域,而相关政策对美国内利好暂不明朗。基于此,本文将梳理和分析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政策动因、美国国内反应与全球影响。
特朗普政府全面布局关税政策
(一)特朗普2.0关税政策特征:更广泛、更强硬、更具破坏性
相较于第一任期有选择性地施加关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政策覆盖范围更广、强度更高、目标更大。特朗普一任主要针对来自加拿大、欧洲的钢铁和铝等产品征收关税,同时对中国部分商品征收25%关税。[3]但特朗普二任宣布对所有输美商品征收10%基准关税,同时再针对57个国家征收11%至50%的关税。 [4]2025年7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直接“致信”有关国家领导人,宣布针对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进口商品征收25%至40%不等关税,征税范围不断扩大、税率亦依双边互动酌情增减。 [5]
同时,特朗普第二任期更突出关税的“惩罚”属性。特朗普第一任期虽将对华关税整体上调,但仍将关税控制在可谈判范围内,与中国在2020年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在2.0时代,特朗普却屡次对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征收极高关税,在政策确定与关税幅度设置上都呈现罔顾经济规律的“情绪化”特征。此后,虽两国举行多轮关税谈判,但围绕俄乌问题、稀土问题,特朗普仍多次放话称要联合欧盟对中国、印度等国加收 “惩罚性”关税。 [6]10月25日,因加拿大安大略省投放针对美国上调关税的电视广告,特朗普要再次对加拿大加收10%关税以做“惩戒”。[7]
最后,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政策目标更大,实施方式与强度也更不可预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主要试图通过关税调整与中国等特定国家的“不平等贸易”,但第二任期,特朗普则试图通过关税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关税“凭空”为美国创造谈判筹码,极力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改善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同时,特朗普2.0时期关税政策具有极高不确定性和“即兴发挥”特点,在面临政治争议、领域问题与调停困难时,特朗普都会以关税作为施压手段,给物价、供应链与企业决策带来诸多“市场混乱(market confusion)”。[8]
(二)关税政策目的:产业保护、财政补血与谈判筹码
特朗普颁布的一系列关税政策不仅冲击全球经济秩序,也深刻影响美国与盟友关系,同时使美国多国关系骤然降温、波动不止。但即使关税政策执行面临如此高昂成本,特朗普也坚决执行,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高关税有助于促进就业岗位与产业回流,保护美本土制造业。2025年4月2日,白宫发布情况说明书,认为常年贸易逆差使美国制造业严重空心化,因此特朗普将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以期迅速落实关税政策,夺回美国经济主权并保护美国工人。[9]同时,特朗普还综合运用关税、政治施压与财政支持等综合手段,吸引、迫使美国大型技术公司参与本土制造业建设。今年8月,特朗普宣布对海外生产芯片与半导体征收约100%关税,苹果公司CEO库克随即表示将再加1000亿美元投资(共计6000亿美元)以在美国内建立人工智能服务器生产工厂。[10]
其次,征收关税有助于增加联邦政府收入,可服务于特朗普国内减税目标。根据美国两党政策中心数据,美国减税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耗资约5万亿美元[11]。鉴于美国当前面临巨大财政赤字,提高关税则成为为美国带来“直接”收入的关键手段。美国税务基金会计算表明,截至7月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已增长两倍多,若美国贸易法院裁定部分关税非法的判决上诉成功,关税政策则预计将在特朗普任期结束时为美国带来1.3万亿美元的净收入。[12]
第三,关税仍是特朗普政府对外讨价还价的筹码之一。关税的“可凭空制造”、程度可调节、可部分豁免或延期执行特性,使其非常适合用于“灵活”博弈。自再度入主白宫以后,特朗普先后对加拿大、墨西哥产品征收10%至25%的关税[13],并以非正式形式多次对两国提出领土、边境诉求[14],迫使两国接受《美加墨协议》更严苛的规则与在供应链、移民问题上的让步[15]。今年7月,特朗普在新一轮加证关税“通知”中明确指出如果有关国家或企业决定在美国内生产产品,将不会被征收关税,[16]将“在美制造”作为豁免条件迫使他国调整行为。
(三)关税政策何以广泛施行:右翼影响、权力集中与战略竞争
美国自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受害者,长期处于商品贸易逆差之中,特朗普团队也有意强化美国的“受害者”叙事。上届拜登政府取消部分特朗普一任时期针对的关税政策,并未改善美国经济,而地区冲突与同盟体系维护亦加剧美国财政压力,为特朗普2.0时期时期以强硬的关税政策“重振美国经济”创设了背景。同时,共和党内部建制派影响力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强硬、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
此外,特朗普吸取第一任期教训,在第二任期将“忠诚”作为重要用人准则,有意识挑选忠于自己的人加入政府,以更有效推进MAGA政治议程[17],而提升关税正是其核心任务之一。当前,包括美国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和能源部长在内的内阁官员均认可高关税政策,经济专家意见则遭到明显忽视。[18]在行政层面,特朗普则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IEEPA)为短期高压政策实施提供法律基础,绕过国会审批流程,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快速落实关税政策。
最后,将经贸问题安全化,用关税政策服务对华战略竞争目标,也是特朗普推动关税政策的原因之一。在2.0时期,特朗普继续强化“美国优先”政策,通过“保护本土就业”“打击不公平贸易”叙事将加关税包装成捍卫经济主权;将国内经济问题和就业岗位流失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外部力量,并尤其突出中国的“竞争对手”形象。此外,特朗普也吸取其一任任内单独对中国展开关税战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经验,认为有必要通过广泛施压、扩大出口管制范围以实现对中国经贸与技术发展的有效“遏制”。同时,在中美多轮经贸博弈与出口管制互动中,中国的反制手段也一定程度刺激美国内鹰派支持对华施加更具进攻性的关税政策。
关税政策广泛影响:谁赞同,谁反对?
(一)关税政策在美国内未获预期支持
特朗普关税政策出台之初,来自美国国内民主党人士与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共和党内“MAGA派”与大量MAGA选民仍对关税政策表示支持。但伴随美国物价上升、特朗普推出《大而美法案》继续减税并裁减社会保障支出,美国国内对关税政策批评声日益增多,部分MAGA选民也开始担忧关税后果。皮尤研究中心8月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对关税政策表示不满,53%认为政府工作欠佳。[19]
共和党支持者对关税亦持矛盾态度,部分人认为关税将为美国带来“一桶金”,但同时也不发共和党领导者对关税带来的通胀表示担忧,认为大多数选民对通胀的耐心有限。[20]绝大部分民主党支持者与民主党倾向人士对关税政策持反对态度。《华尔街日报》在4月的民调显示,93%的民主党选民表示关税将推高物价,对经济产生总体负面影响[21]。此外,美诸多著名金融家与企业家也对特朗普关税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其中不乏特朗普的支持者。美国投资者比尔·阿克曼曾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特朗普暂停关税政策90天,否则美国将面临“经济寒冬”。[22]埃隆·马斯克也在关税问题上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认为新关税将损害创新、消费者利益和经济增长。[23]
(二)关税政策将损及美国自身
第一,美对外施加高额关税将最终伤害美国内普通民众。虽然美国近年来已逐步启动对华经济脱钩计划,但中美长期存在大量经贸合作,且中国生产日用品在美国内拥有较大市场,美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将导致美国家庭支出增加,民生负担加剧。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分析称,美国关税政策将导致今年美国商品短期价格上涨2.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4-3%,汽车价格则可能上涨12%至19%。[24]
第二,高关税政策可能迫使其国内诸多跨国公司重新布局其全球产业链并被迫缩小海外市场,或将使大量美国公司亏损。关税政策落地后,美企业若被迫采用本土高价产品,将使汽车生产成本上升,部分企业也不得不考虑产业链外迁。[25]同时,美关税政策深刻影响美国诸多跨国公司,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关税战”可能使特定型号苹果手机售价从1199美元飙升至2000美元,苹果公司也紧急将大量产品从印度调回美国国内以减少关税影响。[26]
第三,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反而造成美国优势产业受损,难以增加就业岗位。首先,美国国内工业级供应链不足,很难单独通过关税政策抵消企业主成本考量,促使制造业回流。[27]此外,当前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美建造工厂耗时较长且过程复杂,因此美国企业高管也均对特朗普关税政策持观望态度,不会在政策效果明朗之前贸然进行制造业转移。最后,关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反制也将影响美国产业。例如,为回击美国关税大棒,中国选择限制稀土出口反制,对美国航天工业与科技产业造成显著冲击,同时也会影响美国半导体与新能源产业生产。[28]
第四,关税政策严重影响市场信心,将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哈佛经济评论》在4月10日发表文章称,美国对外关税激增引发金融市场震荡,引发大规模抛售现象。且单独对一国的贸易战不同于“全面开战”,美国届时将面临更多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压力,将使美国GDP出现负增长。[29]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与高度不确定性将给企业与消费者信心带来压力,随之而来的股市下行已导致诸多企业面临损失,长期看不利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30]
最后,特朗普关税政策或将放大两党矛盾,甚至分化共和党自身。特朗普政府持续采取极端经贸政策,将进一步激起美国国内民主党支持者甚至共和党内建制派的反对,扩大美国社会撕裂问题与两党矛盾。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80%的民主党人或民主党倾向的人认为关税政策对美国不利。在共和党支持者内部,关税政策的影响也日益暴露出其政治裂痕。激进的关税政策刺痛投资者阶层与华尔街精英,也触发党内建制派反对,严重背离共和党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原则。[31]在今年4月“解放日”特朗普公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后,4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对政策表示反对,认为广泛的关税政策是“化友为敌”,不利于“对华战略竞争”目的。[32]
各国回应与全球性影响
面对美国新一轮关税政策,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中国即时采取反制措施,适度对美商品加征关税,并启动稀土出口管制和WTO诉讼等组合拳,同时将美国多家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拒绝对美妥协。[33]欧盟也宣布对价值2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将分两阶段生效,在威慑美国的同时释放谈判信号。在特朗普宣布暂停部分“对等关税”落实90天后,冯德莱恩则表示欧盟愿与美进行贸易谈判。[34]同时,印度则主张利用美关税条款中“解决非互惠贸易安排可获豁免”的机会窗口对美妥协,避免与美对抗。[35]
(一)美关税政策的全球影响——经济下行、安全赤字与美同盟动荡
特朗普关税政策全面落实,将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增加全球经济衰退风险。OECD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因贸易壁垒放缓0.2个百分点。摩根大通研究公司称,2025年第四季度全球实际GDP增速将因关税问题从年初的2.1%下降至1.4%。[36]该机构还认为,中美之间的报复性关税已使贸易战迅速升级,若不加约束,足以将全球经济推入衰退期,[37]使多边贸易转向“零和博弈”。此外,关税战给全球投资者带来的悲观情绪也将影响当前金融市场,抑制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跨国投资活动,有损经济活力。
同时,美国无差别启动关税战,将迫使美国传统盟友调整其对外政策。关税政策出台后,欧洲民调显示欧洲多国居民认为关税损害欧洲经济。此前在美国“越顶外交”影响下,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就已经开始谋求战略自主并改善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则表示,美国政府加征关税是欧洲“走向独立”的开始,[38]大西洋关系裂痕不可避免。同时,东南亚诸国也对美加征关税、暂停对外援助等政策表示失望
(二)使谁再次伟大——美关税政策是否为中国创造机遇?
美关税政策出台后,美国内出现大量论调,认为关税政策是在为中国创造机遇。《经济学人》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是“让中国再次伟大”:虽然高关税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经济,但美国“自绝于世界”将为中国创造绝佳机遇,使其重新绘制有利于自己的亚洲地缘政治版图。[39]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则载文称,美国从中国获取的重要商品在短期内无法替代,启动关税战“孤注一掷的是华盛顿”,[40]并强调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其单边主义政策并不明智,是在将世界其他地区拱手让与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41]
的确,在经历特朗普第一任期后,中国已经开始布局自主产业链,减少对美依赖。特朗普一任与拜登任内执行的对华关税打压与技术遏制,反而加速中国实现科技自主。在国际层面,两党轮换与特朗普执政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反衬了中国的确定性,中国则抓住机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平台扩大与东盟、中东等市场的联系,巩固与全球南方的多层面互动。同时,中国的开放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政策,实际上也进一步凸现美国的“自我孤立主义”。[42]
美关税政策未来动向
(一)关税大棒损人伤己,美或将在执行期与范围上做出让步
如今中美在关税问题上针锋相对,美与欧盟、加拿大等国的谈判也未有定论。考虑到关税政策是特朗普政府重要政策工具,且本轮“关税战”声势浩大,因此短期内特朗普或许不会取消“对等关税”,但可能迫于形势在政策覆盖范围、政策生效期等方面做出调整,并在此期间持续释放谈判信号,寻求与重点国家对话。
在美国违背经济规律,出台145%的高关税政策后,中国随即宣布对美征收125%关税,指出美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未来将不会再同美国进行无意义的关税游戏。[43]经过多轮博弈,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韧性与应对决心高于美国预期,与中国继续争锋相对无助于达成有利于美国的“交易”,只能使中美关系走向破裂边缘。截至目前,中美已就关税、TikTok等问题进行多轮谈判,虽贝森特此前曾出言不逊,但既然中美仍愿在马来西亚再次展开协商,就意味着特朗普本人并不想放任美中经贸博弈失控。[44]
(二)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超越”特朗普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孤立主义倾向并非形成于一夕之间,关于美国是经济全球化“受害者”的论调也在美国内大有市场。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贸易赤字逐步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凸显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特征。[45]2016年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当选总统,在2024年又一举战胜民主党,足以体现当前美国在“整体右转”。同时,特朗普有意挑选忠于自己的官员培养下一批领导班底,因此在特朗普之后,美政府内经济民族主义者(如万斯)可能继续以关税推动产业回流,提高贸易壁垒并重塑全球供应链。此外,也有猜测称特朗普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并表示“无法100%确定宪法禁止我参选”。[46]
但是,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毁誉参半,美国国内民主党支持者与共和党建制派人士对其关税政策与单边主义行事风格颇为不满。若关税政策未能实现“交易”效果并最终损害美国自身,特朗普可能难以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继续巩固优势,简单凭借“美国优先”“保护经济主权”等叙事延续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今年4月,美国共和党议员特德·克鲁兹称,若特朗普推行的关税政策最终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共和党恐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面临“选民的惩罚”。[47]此外,万斯能否顺利接棒,还未有定论。若特朗普不能带领美国“再次伟大”,民主党也尚有希望再次执政。
最后,也应理性看待特朗普通过关税大棒与各国重新达成贸易平衡的可能性。美国与多国的贸易逆差真实存在,近年来的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也不容小觑。拜登政府也曾因过度对外援助、难以解决国内就业岗位流失、重振美国经济等问题而饱受诟病,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并非无的放矢。若特朗普能与有关国家形成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平衡,甚至凭借强力迫使一些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追随美国,当前“对等关税”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保留或以新形式融入“新”双边贸易协定之中。届时,特朗普或将在党内建制派人士影响下改换更温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不同寻常的行事风格也使人难以排除这位总统自行“改弦更张”的可能。
编:赵书韫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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