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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秦昊洋(左)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科学院本科生,林栩俊(右)
本文系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圳通畅,源自真好洋’本科生创新团队建设”(资助编号:806-00003403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发表就职演说至今,特朗普2.0任期基本延续其1.0时期的能源主张,继续推行繁荣化石能源发展与限制清洁能源发展并行的“能源主导战略”。[1]伴随近期《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等多项政策发布,一场针对清洁能源“极端而疯狂的战争”论调高涨[2],有观点认为这将使得中国在争夺未来全球能源主导权中更加领先[3],甚至将其批为“让中国再次伟大的战略自残”[4]。然而,仅就分析2025年7至8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大而美法案》及2项清洁能源政策而言,特朗普2.0清洁能源战略的务实特征已然显现。因此,有必要持续关注特朗普政府相关能源政策的内容与动向。
特朗普能源政策演进与主要内容
(一)2025年7月4日,经众议院、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正式签署《一项重要而美丽的法案》。[5]《大而美法案》明确提出恢复美国能源主导地位与终结绿色能源补贴负担的主张,力图重塑拜登政府时期《通胀削减法案》在能源领域所确立的绿色激励政策体系,其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加速氢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领域项目的税收抵免优惠到期,并取消对未开工项目的税收优惠以及住宅区域太阳能与小型风电项目的投资抵免;二是全面取消对电动汽车7500美元新车联邦税收抵免和4000美元二手车抵免;三是强化对“受关注外国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简称“FEOC”)审查制度,引入“指定外国实体”与“受外国影响实体”双重结构标准,从持股比例、关键技术控制等多个维度审查能源领域美企是否获得FEOC的“实质性协助”,违者将被全面取消清洁能源补贴。[6]
(二)2025年7月7日,特朗普颁布一项名为《取消对不可靠、外国控制能源的市场扭曲性补贴》的行政命令(以下简称《行政命令》)。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推动清洁能源补贴终止提速,尤其强调对清洁电力生产与清洁能源投资两项抵免的退出计划,同时进一步限制滥用“安全港”条款;二是启动行政审查,责成内政部在45天内全面审查其所辖各类指南、规章、特许审批流程等,消除或纠正一切潜在绿色能源优惠;三是将FEOC制度扩展至税收优惠审批、合规审查与补贴分配等各个环节,并在FEOC认定方面大幅保留政府自由裁量权,形成较为严密的“排外式”项目审查体系。[7]
(三)2025年8月15日,美国财政部与国税局联合发布2025年第42号公告《关于风能和太阳能设施开始建设要求的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重点围绕清洁能源税的减免问题展开。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大部分项目取消5%安全港原则(原有规则下开发商可通过支付项目总成本5%的费用且无需物理施工即可满足“开始建设”要求);二是保留并明确“实际工作测试”标准,覆盖现场工作及场外工作多环节;三是延续“四年连续性安全港”政策,明确项目需在开始建设的4个日历年内投入运营,并须保持施工连续性;四是从所有权、投运时间及并网要求三方面更新了“综合运营”规则,用于计算风力和太阳能项目的输出量。[8]上述规定主要用于判定清洁能源项目是否适用于5%安全港原则及确定税收优惠额度。
从法案、行政命令再到具体执行标准,基本确定了限制国内项目开发与国际市场交流的发展基调,从而使三者初步构成一个协同连贯的政策体系,共同致力于美国追求全球能源主导地位。从政策文本及其连贯性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动作凸显极端且具有破坏力,然细究之下无外乎削减补贴与收缩税收两种手段,主要是调整现行清洁能源补贴政策中成本较高、尚未落地的项目,尚未伤及美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根本。
特朗普2.0清洁能源战略的特征
研究认为,特朗普2.0清洁能源战略已表现出不同于1.0时期的务实与灵活,展现出其4年沉淀后的强大政治定力。在本届任期,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不再是顾此失彼、只取其一,而是系统服务于其能源主导战略,以及巩固政治团结与选民基础。
首先,特朗普的目标是在任期内恢复美国的全球能源主导地位,如若没有清洁能源护持,单靠化石能源无法实现。其一,特朗普已为美国化石能源发展创造了优势条件。根据Energy Institute《世界能源统计2025》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原油开采量与天然气生产均稳居世界第一,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20.78%与26.6%;预计到2030年左右,美国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增长占比将分别接近75%和40%。[9]基于此,相较于其1.0时期,特朗普能源主导战略的内涵也应从单一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扩展至清洁能源。换言之,只要符合其战略导向,一切皆可策略性调整。
其二,当前美国在化石能源领域正面临生产端的产能过剩、贸易端的多极化定价与地缘重构、消费端在清洁能源替代效应下的需求疲软等局面,特朗普的胁迫外交无法根本解决上述问题。同时,清洁能源技术也推动美国能源结构多元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助力美国能源供应安全,降低了因单一能源供应中断带来的风险。[10]
其次,清洁能源主导发展符合能源转型的未来趋势与市场发展规律,特朗普不会与全球社会共识根本悖离。在拜登政府清洁能源主导战略的推进下,美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特朗普1.0时期的损失,并推动清洁能源发展走向快车道。从目前看,美国清洁能源发展已逐步由政策驱动转为内生的增长动力。[11]其一,随着清洁能源技术成本不断降低、效率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在与传统能源的竞争中逐渐具备竞争力,许多清洁能源项目即使脱离补贴仍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可行性。[10]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根据巴克莱银行汽车分析师Dan Levy预测,2025年第四季度电动汽车销量可能下降20%-30%,不会因补贴取消而出现断崖式下跌局面,同时到2030年美国电动车普及率也仅仅下降6%左右,行业市场依然能够保持健康发展。[12]
其二,清洁能源具有蓬勃增长的市场需求,日益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清洁能源为美国GDP增长贡献约6%[13],这与美国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经济贡献规模相当。同时,根据全球创新指数(GII)数据显示,预计在2026年至2033年间全球绿色能源市场规模将保持10.17%的年复合成长率[14],美国定然不会放弃这个市场分利与产业回流的绝佳机会。
再次,尽管特朗普2.0权力更加集中,但从当前困局及长远执政来看,党内、党际与邦州团结以及选民利益仍是他的重要考量因素。其一,共和党内部派系丛生而非铁板一块,如艾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15]、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贾里德·霍夫曼(Jared Huffman)[16]等就是清洁能源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即便是页岩油商人出身的美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也支持所有能源形式共同发展。[17]
其二,仅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阻挠《大而美法案》的最终通过来看[18],民主党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方面的高度团结将进一步放大“阻挠议事”的防御效力[19],导致特朗普在废除既有法案和推进其当前能源政策时受到一定的制度限制。
其三,部分共和党州很大程度上是清洁能源发展的受益者,根据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的数据,截至2025年4月,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已撬动逾1250亿美元的制造业投资,创造数十万个就业岗位。这其中,三分之二的收益流向共和党州而非民主党州。[20]因此,若特朗普执意修改IRA法案以限制美国清洁能源发展,将不可避免遭到来自州政府、地方选民、已投资企业乃至深层政府的强大阻力。
最后,在国际层面,尤其针对中国,美国依然要在清洁能源领域维持竞争力。其一,美国蓄意设置的FEOC审查体系、超额关税、美本土零件含量规则以及控制转口贸易等制度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来自中国出海的“市场侵蚀”。如2025年5月20日美商务部拟对中国活性负极材料企业加征721.03%的关税[21]、2025年8月27日美法院突发裁定将对绕道东南亚中国光伏组件追缴540亿美元关税等[22],试图抵制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全球技术外溢与规模效应[23]。
其二,美国针对《巴黎协定》等的各种退出行径本质上是为了实现能源主导战略与逃避碳排放责任[24],并不意味着推动清洁能源倒退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可能摆脱“绿色陷阱”[25]。同时,尽管联邦层面在极力摆脱碳减排承诺,加州、纽约州等部分民主党州依然在积极承诺并推进清洁能源发展和碳减排目标。
结论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刚好犯了和拜登政府相反的错误。拜登政府空想清洁能源迅速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过分青睐化石能源恢复昔日荣光。实际上,这一分化背后折射出美国的霸权护持困境。特朗普明白化石能源的时代红利已经褪去,也清楚美国绝不能在清洁能源竞赛中落后于中国。但就当前美国现实而言,特朗普选择偏重传统能源安全的路线,并寄希望清洁能源发展可以完全交给市场,这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屈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能源政策特征凸显美国在能源竞争中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的两难。未来,这一抉择依然是考验美国政府的巨大难题。
编:赵书韫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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