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单篇400-500元），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优秀稿件将推荐至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已有部分稿件被“中美聚焦”、澎湃新闻等转载。

周雨鹤

四川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2025年1月，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强势口号开启第二任期，联邦政府迎来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改革重塑。在此背景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作为特朗普2.0改革的执行核心正式成立。这一团队以“颠覆官僚体制”为使命，通过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精简政府架构、提升行政效率，并计划于2026年7月4日完成改革目标后自行解散[1]。DOGE的成立标志着特朗普2.0时代对传统治理范式的重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程序正义与制衡原则被马斯克团队斥为“官僚癌症”，取而代之的是以“算法问责”为核心的治理科学。

DOGE团队的全景扫描

（一）人员构成：科技精英主导的团队

1. 领导层：马斯克在DOGE中的特殊身份

DOGE组织是一个无定形的集体，没有前台或组织结构图，由前医疗保健投资主管艾米·格里森（Amy Gleason）担任临时负责人，并且仅作为美国数字服务（U.S. Digital Service）的演变而存在。最初，埃隆·马斯克以“特殊政府雇员”身份执掌DOGE，每年工作不超过130天，拥有无薪职位和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可直接访问联邦政府关键系统[2]。这一特殊安排使其既能保留商业领袖身份，又能在政府中推进激进的成本削减计划。到2025年5月底，该角色的130天临时任期结束，马斯克宣布离开DOGE以专注于其私人企业。

然而，马斯克过去的双重角色也引发利益冲突担忧。其旗下SpaceX、特斯拉等企业与美国政府存在百亿美元合同关系，而他主导的裁员和预算调整可能直接惠及自身商业版图。尽管特朗普政府为其提供法律豁免，但这一权力与资本的深度绑定也引发了“未经选举的影子政府”的尖锐批评[3]。这些担忧在马斯克领导期间尤为突出，但随着其退出而有所缓解。

2. 核心团队成员及其背景

DOGE核心团队呈现技术精英主导、年龄两极化的显著特征：其技术骨干主要由平均年龄22岁的年轻工程师构成，其中最小的爱德华·科里斯汀年仅19岁，作为波士顿东北大学在读生和Neuralink前实习生，在DOGE早期负责开发联邦雇员行为监测算法；相比之下，DOGE团队的管理层和政策顾问年龄则在30-50岁之间。例如SpaceX前运营总监史蒂夫·戴维斯、特朗普政策助手布莱德·史密斯与马斯克私人助理杰恩·巴拉贾迪亚等[4]，这些成员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曾统筹DOGE团队管理、政策制定和整体方向把控。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核心成员与马斯克商业版图存在直接关联——或曾任职于SpaceX、特斯拉等企业，或通过马斯克基金会获得项目资助。这种“企业-政府”双重纽带使其改革方案深度嵌套于私营部门逻辑之中。

（二）运行机制

1. 团队在联邦机构中的嵌入模式

DOGE团队采用一种独特的嵌入模式，团队成员以“专家”“特别顾问”或“志愿者”等身份直接进入各个联邦机构。每个机构的DOGE团队通常包括一名领导、一名工程师、一名人力资源专家和一名律师，负责软件现代化倡议，并识别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1]。他们拥有接触核心IT系统的权限，能够直接参与和影响机构决策过程。这种嵌入方式使得DOGE能够快速获取信息、评估各机构人员配置需求，并通过多种手段引导或强制冗余人员退出，从而实现精简机构的目标。

2. 利用现代化技术辅助审查与决策

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是DOGE运行机制的核心，旨在通过数据驱动提升审查与决策能力。首先，DOGE开发了一个定制数据整合平台，作为技术应用的基石。该平台整合联邦机构数据，提供实时分析功能，用于监控绩效指标、追踪支出并识别低效领域[5]。这样的数据平台为后续分析提供统一的数据源，确保审计和决策基于全面的信息。在此基础上，DOGE利用人工智能（AI），例如SweetREX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主要作用于欺诈检测和资源优化。在欺诈检测方面，AI算法分析整合后数据，识别异常模式。在资源优化方面，AI预测资源分配的最佳策略，确保政府资金高效使用。DOGE还在多个联邦机构中部署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用于自动化处理重复性任务，如报告生成、数据输入和行政工作处理，减少人工干预时间。

3. 实行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

DOGE的运行机制包括内部和外部监督，以更好实现其效率提升目标与公众问责之间的协调。内部监督机制首先由内部合规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确保所有活动符合法律和伦理标准，包括审查人工智能算法使用，以防止违反隐私法[1]。

此外，DOGE成员需向其所嵌入的机构负责人提交定期报告，汇报其活动、成果和挑战，确保高层监督[2]。外部监督则呈现多维度制衡格局：在法律层面，DOGE虽享有总统行政令赋予的特殊地位，仍需接受国会传讯与预算审查，其政策成效须经受《信息自由法》（FOIA）框架下的公众质询[6]；在透明度建设方面，机构通过定期发布数万项政府支出明细及裁员决策依据，试图构建可验证的效能改革叙事。

然而实践表明，直接向总统负责的架构使DOGE常以行政特权规避监督——如援引“总统通信保密特权”拒绝向国会披露完整算法模型，这类行为暴露出技术赋权改革与民主问责机制间的根本冲突。

（三）DOGE创建以来的主要行动

自2025年1月20日由总统通过行政命令设立以来，DOGE在多个领域采取了广泛行动，旨在通过技术现代化、成本削减和组织优化提升联邦政府效率。以下是其主要行动的详细分类和分析。

1. 大规模裁撤联邦工作人员

据2025年中期的官方报告与独立跟踪数据，DOGE已推动大规模联邦雇员裁减：已确认被裁撤人数超过58,500人；超过76,000人接受了自愿离职（buyout）计划；此外约149,000人被列入拟裁撤/计划裁员名单。将上述三类人员合并计算，涉及的人员规模约30万人。[7]。与此同时，DOGE通过终止试用期员工和特定部门雇佣来精简政府冗员，涉及农业部约2000名“非消防试用期员工”，林务局约3400人，严重影响道路维护和环境管理[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DOGE推动并完成了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独立机构职能终止。数十名USAID高级官员、至少600名中高级人员、数千名承包商被停职解雇，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若干在职人员亦被置于带薪或无薪行政休假状态。该重整于2025年7月1日正式生效，USAID停止以独立机构身份履行职能，其剩余职责转移至国务院。这样的裁员手段被指责缺乏过渡支持，引发员工“创伤和被虐待”感受，并引发法律诉讼。

2. 终止资金

DOGE以“消除浪费”为由，系统性终止或冻结联邦项目资金分配。首先是对国际援助的冻结。在关闭USAID后，其年度500亿美元预算及全球数十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被暂停，直接影响贫困地区的紧急救援；其次是终止系列研究项目的资金投入，其中包括终止多项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项目、气候变化倡议和科研相关的资金和合同，涉及金额数十亿美元；最后是有关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项目的削减。美国公共卫生与服务部（HHS）的1.8亿美元“浪费性支出”被取消，医疗补助等项目面临开支缩减，环境保护局（EPA）的三项总额高达4500万美元的资助也被终止[5]。

根据DOGE的长期预算目标，计划到2026年2月削减2万亿美元联邦开支，将重点针对国防、教育和医疗领域。

3. 取消合同与租

截至2025年8月15日，DOGE取消了约13094项合同，总值约580亿美元。具体包括与财政部、人事管理处、住房和城市发展处、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签署的大量合同。对于租赁，DOGE官网显示目前已经终止了384份租赁合同，节省了1.4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是对美国国税局全国办公室及秘书办公室的租赁[5]。

4. 审计许可证

DOGE审计数万项联邦机构的软件许可证，以识别和取消未使用或过剩的许可证，从而降低成本。例如，通用服务管理局（GSA）发现拥有37,000个WinZip许可证，但员工仅13,000人；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发现35,855个ServiceNow许可证，仅使用84个，11,020个Acrobat许可证无用户；小企业管理局（SBA）发现17,580个未使用的ServiceNow许可证，每年成本超200万美元[9]。

5. 访问多个联邦机构数据

DOGE获得多个联邦机构数据的访问权：财政部的支付系统数据，包括纳税人信息和银行账户；社会保障局的个人社保信息；教育部的学生贷款数据；人员办公管理室的联邦员工记录; NASA、CDC、联邦航空局（FAA）的IT系统数据[10]。DOGE对于这些敏感信息的访问行为引发对隐私和安全问题的严重担忧，民主党议员和隐私倡导者质疑DOGE团队安全审查和访问合法性，引发了多起诉讼。

DOGE为何出现在特朗普2.0时期？

（一）直接动因：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动机

DOGE在特朗普2.0时期的出现，直接动因源于特朗普政府的两大政治动机。首先，其核心目的是兑现竞选承诺中的“精简政府”目标。特朗普在竞选纲领中明确表示将改革联邦官僚体系、削减财政浪费，而DOGE正是这一承诺的实践工具——通过裁撤冗余部门、审查低效合同、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流程等方式，试图重塑政府效率形象。例如，DOGE宣称通过裁员和取消合同节省1050亿美元开支，虽成效有限，但象征意义显著，旨在回应选民对财政赤字扩大的担忧。

其次，DOGE的成立也是特朗普加强政治控制、巩固行政权力的重要手段。通过任命马斯克等商业领袖主导改革，特朗普将“企业重组”策略引入政府，试图打破传统官僚体系的“深层政府”阻力，并借此扩张总统对联邦支出的直接控制权。DOGE的行动不仅削弱国会预算分配的部分权限，还为共和党推动延长2017年减税政策提供政治掩护，从而巩固党内支持并强化“美国优先”的执政叙事。此外，DOGE对左倾政策与人员的清理（如废除多元化项目和解雇拜登政府任命人员），进一步强化特朗普意识形态化的治理风格，为其政治遗产奠定基础。

（二）关键推手：意见领袖与技术储备

DOGE的成立离不开两大关键驱动力：一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意见领袖所构建的“科技—政治”复合型影响力，二是技术储备跨越临界点形成的系统性支撑。马斯克作为全球科技偶像与商业革新者，其个人IP已超越企业家身份，演化为“技术乌托邦主义”的象征符号，这种符号资本在特朗普“反建制派”的政治叙事中具有天然适配性——当传统官僚体系遭遇信任危机时，马斯克倡导的“第一性原理”“火星殖民思维”恰好为政府效能重构提供了颠覆性想象空间。

而技术条件的成熟则为此愿景落地提供了物质基础。大数据分析技术能解构庞杂行政流程中的冗余节点，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可识别分析出浪费行为，云计算架构则打破部门数据孤岛，这三者的协同作用使得政府效率部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政策沙盘推演后再投射至现实治理。这种“意见领袖提供变革合法性+技术储备保障实施可行性”的双轮驱动模式，既契合特朗普政府打破传统治理范式的诉求，又回应了民众对高效透明政府的期待，最终使DOGE从政治概念转化为制度实体成为可能。

（三）社会心理基础：信任危机与变革期待

同时，DOGE的诞生更深植于美国社会结构性信任危机与集体变革诉求的土壤。传统官僚体系长期陷入效率迟滞、资源浪费与透明度缺失的泥潭，新冠疫情暴露的行政响应失灵、两党政治加剧的决策瘫痪，以及“旋转门”腐败现象引发的道德质疑，共同催化公众对政府运作模式的信任赤字。盖洛普民调显示，2024年对国家现状感到满意的美国民众仅占19%[12]，这一历史性低点为体制革新创造了社会心理势能。DOGE的提出精准锚定了民众对“政府现代化”的深层期待：其倡导的“算法优化流程”“智能预算分配”等技术治理方案，以可量化的效率提升回应了纳税人“每美元都听见回响”的财政监督诉求；而区块链赋能的透明监管体系与机器学习驱动的政策评估模型，则通过技术理性消解了传统官僚“黑箱操作”的公众焦虑。这种“破坏性创新”叙事既与特朗普“抽干华盛顿沼泽”的反建制口号形成共振，又以具象化的技术治理蓝图将抽象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知的服务升级，最终在“民众求变心态”与“权力重构需求”的合谋下，推动DOGE从边缘议题升格为制度变革的破冰船。

（四）深层制度动因：治理体系改革的迫切性

截至2025年7月，美国联邦债务已突破36万亿美元，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21.6%，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13]。传统官僚体系的低效则进一步加剧危机：国防部采购流程长达两年、社会保障局仍依赖20世纪70年代COBOL系统等案例[14]，暴露了工业时代科层制在数字时代的致命迟滞。DOGE的创设恰恰是对双重危机的制度性回应，既通过“零基预算”强制各部门证明每笔支出的边际效益，用数字仪表盘实时追踪8000个联邦项目的成本收益比，试图在财政紧缩时代重建资源配置纪律；又以“监管沙盒”机制解冻官僚体系的创新惰性，允许跨部门组建敏捷小组试验区块链合同、AI辅助决策等治理工具。这种带有颠覆性的改革尝试，实则是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效率逻辑推向极致，在缩减政府规模与提升治理精度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然而，DOGE推行的“企业化治理”模式正面临多重挑战与系统性阻力。目前最受诟病的是其激进的大规模裁员已导致约2.5万名联邦雇员失业（包括退伍军人和科研人员），另有7.5万人接受“买断”计划，这不仅引发公共服务中断和工会的强烈抵制，还累积约20项法律诉讼，指控其违反《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及劳工权益保护条款。同时，民主党及其盟友也通过法律手段对DOGE发起实质性挑战。他们针对DOGE机构展开系统性诉讼，指控该机构假借“行政效能审查”之名，不当调取联邦多部门涉密工作数据，已涉嫌构成行政特权滥用。

更深层矛盾则指向权力结构的重塑。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DOGE实质是特朗普“再世袭化”官僚体系的工具，通过恢复“F计划”削弱公务员终身制保护，将数万岗位转为政治任命，使专业官僚让位于政治亲信，动摇分权制衡的宪政根基[15]。

此外，内部路线分歧激化矛盾，原合作者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因主张“去监管”与马斯克的“裁员优先”策略冲突而退出项目，暴露团队裂痕。其次，削减社会福利与军费的举措触及深层利益集团，甚至共和党内部也开始批评其“破坏政策连续性”，部分成员推动立法冻结联邦招聘以限制DOGE权力。尽管马斯克在DOGE初期被塑造为改革象征，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才是实际操盘者，其主导的预算审查与人事清洗凸显“行政令治国”风险[16]：以效率之名集中权力，以政治忠诚替代专业判断，可能使美国退回19世纪“政党分赃制”。

这场改革的悖论在于，其既回应了民众对“抽干沼泽”的期待，又因手段激进加剧社会分裂；既试图以技术理性破解财政困局，又因忽视制度韧性而面临系统性崩溃风险。最终，DOGE的成败或将定义美国能否在效率与民主、集权与分治的钢丝上找到平衡点，而其引发的宪政争议与权力重构效应，可能远超财政改革本身。

编：吕紫烟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