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作者：江炯博，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本科生

自近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出于外交信号和谈判内容等方面考虑，美国、以色列和埃及在加沙停火和人质问题谈判上派出的代表都是本国情报首脑。而频繁作为美方代表参会的人员，除了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还有近20年来深耕中东事务的高级官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以下简称“国安会”）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Coordinator for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1]。

现年51岁的麦格克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与布林肯和沙利文共同组成拜登政府在中东事务上最关键的三名顾问。他在中东事务决策上的主导地位使得美国国务院最高中东专员相形见绌，直呼：“国务院基本上对巴以事务没有影响力，因为布雷特才是处理该事务的核心人物。”[2]身为国安会中东区域负责人，麦格克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上发挥实质的业务领导作用，针对这位国安会核心成员的个人经历和政策取向的分析是了解美国中东政策脉络的抓手。

生涯回顾：“旋转门”中的多面手

“旋转门”制度使得美国的专业人士得以在政府、高校、智库间多向流动，在来回任职中既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也丰富自身履历、积累经验。麦格克在过去25年内反复出入“旋转门”，在政界和学术界间周转不断，可谓“旋转门”的资深玩家。

1973年，麦格克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个教师家庭。在随父母迁居康涅狄格后，他在康涅狄格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他曾任《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的高级编辑。

与美国许多政界官僚一样，麦格克在进入政界前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法律工作。1999年博士毕业后，麦格克在多处联邦司法部门当过书记员，先后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杰拉德·E·林奇、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曼哈顿）法官丹尼斯·雅各布斯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的法律助理。完成书记员工作后，麦格克曾短暂工作于律所，并担任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讲授国际法课程。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来自政界同事的几通电话邀请将麦格克带到中东。2004-2009年间，他负责美国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战区相关的所有政策。2009年秋，在短暂留任奥巴马政府高级顾问后，他离开政府部门并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IOP）常驻研究员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国际事务研究员，在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3]。当美国分别在2010年夏和2011年夏就伊拉克新政府组建问题和安全协议延长问题上陷入僵局时，麦格克又两度被政府召回。

然而，当2012年奥巴马提名他为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时，他个人却因婚外情以及与此相关的泄密事件而陷入丑闻，被迫退出竞选[4]。但这一切似乎并不妨碍政界在中东事务上对他的信赖。2014-2016年，麦格克履新国务院，出任近东事务局负责伊拉克和伊朗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此后历任美国驻“伊斯兰国”使团副团长、“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总统特使（special presidential envoy for the global coalition to counter ISIL），直至2018年底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他再次宣布退出政界。2019年初，刚离开政府的他又回到学术界，获聘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杰出讲师，并加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高级研究员。在此期间，麦格克还担任NBC 新闻和MSNBC的高级外交事务分析员，发表了多篇有关叙利亚[5]、伊朗[6]和中国[7]的评论，还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

可麦格克显然是美国政府在插手中东乱局时念念不忘的干将。2021年1月，拜登钦点麦格克出任国安会要职，使后者得以重展宏图。在“旋转门”中几进几出，“四朝元老”麦格克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绝对权威。

图注：“四朝元老”布雷特·麦格克（居中者）

深耕中东：经验丰富的操盘手

麦格克的政治生涯自始至终与中东事务深度绑定，他的身影浮现于过去20年美国在中东几乎所有行动的关键节点中。

（一）从伊拉克事务“起家”

与许多同龄的美国官员一样，麦格克与中东的相识始于“那次恐怖袭击”。在2019年的一场访谈中，麦格克忆及2001年“9·11”事件，彼时他初入华府，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的书记员。他亲承那次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与中东事务结缘。用他的话说：“若非那次举国震惊的事件，我可能会一辈子从事法律行业。”[8]

在某种意义上，“9·11”事件深刻塑造麦格克的国际观，使得他在反恐议题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麦格克一贯以坚定的“反恐斗士”形象示人，这在他担任美国驻“伊斯兰国”使团副团长和“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总统特使等职务时尤为明显。他乐于整合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各股势力，多次在演讲和访谈中表示“伊斯兰国”必须被摧毁[9]。为此，他密切参与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谈判，为解放摩苏尔做准备[10]；他曾领导与土耳其的谈判以求开放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Incirlik airbase）用于反“伊斯兰国”任务，并争取让库尔德武装过境土耳其进入被围困的城市，支援叙利亚科巴尼保卫战[11]；他还亲赴摩苏尔老城前线，与伊拉克士兵以及“库尔德自由斗士”会面[12]……他对反恐的信念乃至执念深刻塑造了他的政治行为，他的部分同事甚至怀疑他已将自己抗击“伊斯兰国”的经验过度扩大化，以至于看不清今日加沙正在发生的情况与他昔日在伊拉克的所见有本质区别。

尽管伊拉克战争被普遍视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13]，但伊拉克这片土地给麦格克的仕途带来的是“功绩”和升迁。2004年他初入伊拉克，担任联盟临时管理当局（CPA）和美国驻巴格达大使的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他协助起草伊拉克临时宪法《过渡行政法》，并监督从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到由总理阿亚德·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临时政府的法律过渡，首次在美国占领当局中崭露头角。2005年，他被调往国安会担任伊拉克事务主任。2006年，麦格克参与小布什政府的全面战略评估，成为美国对伊拉克政策根本性变革的早期倡导者，并协助制定现在所谓的“增兵”（surge）行动计划，后者于2007年1月起实施，成功帮助美国在该阶段掌控局势[14]。

在担任小布什总统特别助理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授予其杰出服务和联合服务表彰奖（Outstanding Service and Joint Service Commendation Award）。为确保任期结束后中东政策的延续性，小布什总统委任麦格克于2007-2008年为首席谈判代表和特使，负责与伊拉克政府就长期战略框架协议和安全协议进行谈判，以规范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存在以及促进美伊双边关系正常化。两项协议于2008年11月获伊拉克议会批准，并于次年生效。这项业绩使麦格克获得时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颁发的国务院杰出荣誉奖（State Department’s Distinguished Honor Award），该奖项为国务卿授予非国务院文职人员的最高奖项。而通过与伊朗的秘密谈判成功换回4名美国囚犯的业绩也让他于2016年获得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颁发的杰出服务奖。此外，他还获得过国务院颁发的高级荣誉奖等，可见历届政府对他外事工作业绩的肯定。

但麦格克在伊拉克也做出过一些饱受诟病的决策，在2010年伊拉克大选后继续扶植马利基便是他被批评得最多的一项。为了在伊拉克精英层中找到一位“能够粉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打击基地组织、在民族主义和包容性政府的旗帜下团结伊拉克人”[15]的领导人，美国在2006年扶植了马利基上台。但在后续的时间里，马利基所施行的血腥暴政很明显要将伊拉克带入更黑暗的深渊。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麦格克在时任副总统拜登的支持下，在2010年伊拉克大选后仍带头推动美国全力支持独裁的马利基担任伊拉克领导人，这一决定最终助长了“伊斯兰国”的崛起。讽刺的是，麦格克此后几年的职责正是消灭“伊斯兰国”，用一名美国前官员的话说，“麦格克烧了该死的屋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出现了”。[16]

（二）中东政策布局

在2004年初次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时，麦格克不懂阿拉伯语，对伊拉克的历史文化也一无所知。当时，他那些身边的职业外交官同事们将他归为“吊带兵”（strap-hanger），即军队俚语中“坐在直升机后座的非战斗人员”。但在长期实践中，麦格克已从当年的“中东小白”变成了一位外事经验丰富的“操盘手”，并形成自己的政策理念和行政风格。

从其中东政策的总体布局看，麦格克吸取美国反恐战争的教训，表示华盛顿将放弃此前在中东的诸如“政权更迭政策”这样“极端化”的目标，而会适当收缩、降低成本，通过提供安全保障维护与中东盟友的联盟体系。[17]在中东各地区的战略规划上，除了大黎凡特地区之外，麦格克在其他不同方向上各有侧重。

针对伊朗，麦格克主抓核谈判和人质交换谈判，遵循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方针，并在2017年提倡缓和沙特与伊拉克间僵持了30年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但他同时也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主张通过多边渠道与伊朗展开交流；针对沙特，尽管此前拜登承诺要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麦格克的不少前同事却透露，他仍将美国与沙特关系作为美国在中东的首要关切，并将沙以关系正常化置于中东布局至高地位[18]；在土耳其方面，麦格克的态度难说友好，他支持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的行为，触动埃尔多安政府的神经，引得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致使美土关系屡现矛盾。此外，他还多次公开批评土耳其政府，包括谴责土耳其2019年10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发动的军事进攻，暗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可能窝藏“伊斯兰国”前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并谴责埃尔多安“窝藏”今年7月底在德黑兰遇刺身亡的哈马斯前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19]

在巴以冲突中，麦格克自去年11月起被拜登指派处理人质释放问题，而他在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同一时间段于巴林主办的年度“麦纳麦对话”（Manama Dialogue）上疑似将加沙人道主义援助与人质释放相挂钩的言论，遭到国际难民组织（Refugees International）主席杰里米·科尼迪克（Jeremy Konyndyk）的谴责，后者认为他是在鼓励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违反了武装冲突法，美国国内也广泛出现了对其漠视人道主义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担忧[20]。此外，麦格克也是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坚定支持者。

（三）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

事实上，除了上文提及的对他中东政策的批评外，麦格克的行政风格和个人生活也引起不少争议。2012年提名驻伊拉克大使前与《华尔街日报》驻巴格达记者吉娜·钱（现为他的妻子）的婚外情以及由此引发的电子邮件泄密事件使人们对麦格克领导和管理大使馆的能力产生极大怀疑，他也被迫退出大使候选。

在行政风格上，同事们对布雷特的评价两极分化。支持者称赞他“是个行动派，勤奋刻苦又才华横溢，是一个能够突破繁文缛节、把事情做好的人”，而反对他的人则表示他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对人权问题缺少关心、不愿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对伊拉克官员和自己的反对者十分“粗鲁”……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麦格克与国务院的一位同事在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并且矛盾不断升级。据两名前官员称，麦格克向一组负责制定该政策的工作人员发送了一封攻击那名同事的电子邮件，其中还涉及其他多位高级官员。此外，还有多名官员指责麦格克及其团队压制国务院内对以色列政策的不满言论，控制着政府内部专家（包括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人员）的影响力范围，并决定哪些外部声音可以参与和白宫的决策对话。

最后，质疑者还批评他在中东工作了20年，可直到现在还是“一点阿拉伯语都不会”，这使得他在处理中东事务时完全靠翻译，或者只和会说英语的伊拉克官员对话，而曾经一段时间的伊拉克政府“只有四个人会说英语”，翻译员在伊拉克议会上由于事务繁多也没能来得及将马利基许多极端言论当场转述给他。因此，很难说语言因素未曾对其决策环节产生负面影响。[21]这个缺陷也使得麦格克有时在处理中东事务方面甚至不如精通阿拉伯语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面前笨拙地提起卡舒吉（Khashoggi）事件而引得后者怒发冲冠时，是伯恩斯飞到沙特收拾了烂摊子。

图注：麦格克的前同事曾嘲讽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回顾与展望：“四朝元老”的政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