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单篇400-500元），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优秀稿件将推荐至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已有部分稿件被“中美聚焦”、澎湃新闻等转载。2022年发布的优秀文章即将结集出版，敬请期待！

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9篇文章，围绕《精英的傲慢》一书展开评述与思考，厘清“优绩主义”引发民粹主义的现实逻辑，阐释其牵涉的公共困境及解决路径，从而帮助理解当今的美国政治与社会正义。

张成昊，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在现代社会，“任人唯贤”“优绩优酬”等观念构成了维护社会正义、衡量社会价值、促进公平分配的重要标准。然而，“优绩”观念是社会公平的最佳方案抑或潜在阻碍仍有待商榷。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提出，“优绩主义”恰恰是破坏公共生活、导致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的根源。本文尝试结合该书观点，力图结合当今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与政治现状，厘清“优绩主义”引发民粹主义的现实逻辑，阐释其牵涉的公共困境及解决路径，达到帮助理解当今美国政治与社会正义的研究目的。

优绩主义：理解社会公正的新视角

长久以来，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力量成为国内外政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其中，作为破除恩荫制度、鼓励奋斗与机会平等的进步价值观念，“优绩主义”（Meritocracy）主张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等“优绩”（Merit）来决定。[1]通俗来说，即“能者多得”“择优录取”与“任人唯贤”。

在传统观念中，以优绩衡量个人的“优绩主义”是社会现代化与社会公平的表征，但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被打破，持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学者艾伦·福克斯（Alan Fox）与英国学者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对优绩主义展开针对性批判，认为优绩主义阻碍了工人阶层的阶层流动，限制其阶层上升的空间。[2]同时，“优绩主义的胜利，势必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为学界提供了反思社会公平的新观念。[3]

这一独到的观念引发了西方学界热烈讨论。一方面，作为一项颠覆性观点，扬的理念得到了认同与肯定，著名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猛烈批评“优绩主义”在高等教育等领域造成的不平等现象，造成了低收入阶层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实现更好的社会流动的困境。[4]另一方面，扬的观点也遭到了批评与否定。以保守主义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首的学者认为，优绩主义原则的日趋完善，将更好地促进社会流动，成为促进阶层流动的阶梯。[5]论辩双方莫衷一是，但共同深化了对于“优绩主义”的认知。

但优绩主义的功与过并不仅停留在社会流动、资源分配层面。2016年，共和党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伴随而盛的“民粹主义”成为学界解释与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善于从政治热点入手，剖析事件背后政治哲学原因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敏锐洞察到美国政界的范式转变。

在《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桑德尔勇于质疑学界既有观点，将分配不公的矛头转向人们普遍称颂的“优绩主义”，从社会共同体与公共精神的角度评价“优绩主义”，并进一步提出“美国生活中的主要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这样的优绩主义引发了社会的分化，并促进了民粹主义兴起，对当前社会价值的重新思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视角。[6]

优绩道德化：内卷与学业舞弊

2019年，美国联邦检察院指控33名富家子弟通过舞弊行为非法获得了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资格，[7]该事件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反对与抗议，实际上，通过“灰色手段”甚至“黑色手段”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办法不限于此。面对学业“内卷”与舞弊现象，作者首先提出的议题是：这样的乱象由何产生？

显然，这来源于社会对于大学学业与文凭的认知。“如果你在学校努力学习，你就能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如果做不到，你就得去油田工作。”[8]在当代美国，大学已然成为了社会的分水岭。大学文凭不但是人生精彩的阅历，而是“更好的就业、更多的薪水、更高的阶层”的垫脚石，缺乏这一文凭，便很难从事精英职业，这是大多数家庭所不愿看到的。[9]因此，当代父母更倾向于将子女送入顶尖大学，以换取阶层的跃迁与稳固。

那么，缺乏大学文凭的危害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吗？答案并非如此。优绩主义对穷人的“不公正谴责”使得“优绩道德化”，使得社会道德观念被人为地依据财富的多少分为极端的两部分。桑德尔指出，在优绩主义的语境下，强调大学文凭的重要性，强化了对低教育水平群体的污名化。精英们盲目地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忽视了运气成分以及自己天赋得来的偶然性，从而指责并轻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并将低教育水平归咎于个人的不努力，而个人应该对自己的低教育水平负有责任，强化了“教育的道德化”。[10]

受谴责的人们是否享有通过努力提高教育水平的机会呢？显然不。精英群体通过多种方式垄断了进入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的渠道。[11]由此，低教育水平群体承受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在社会的价值标准中，正是因为他们的懒惰、罪恶等道德问题，导致了其卑微的阶层、受人指摘的地位以及微薄的收入与困苦的生活，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的状况无法因其努力而改变。“只要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经不再符合现实。[12]

图 1 优绩主义的道德化

归根结底，这样的问题来自于美国精英语境中“优绩道德化”的统治与垄断，这样的症结也使得个人在面对失败时产生过度自责的情绪。对此，桑德尔评价道，精英们把成功和失败道德化，损害了低教育水平人群的社会尊严。

优绩的暴政：优绩道德化何以腐蚀公共精神？

优绩主义道德化不仅腐蚀了教育领域的公平原则，更腐蚀了美国社会共同体的根基，高收入阶层对低收入群体的歧视弥漫至公共生活领域，最终导致政治极化盛行、民粹主义爆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重要议题。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的民情之中，宗教和实践经验对促进有效的社会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有民情孕育了强大的公共精神，成为使美国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13]回望美国历史，桑德尔表达了对美国公共精神现状的担忧。在开篇之处，他即为美式民主的衰落而高呼：美国民主已屡陷危机！排外情绪日益高涨，独裁式政客却受公众支持，危险已清晰可见。[14]

如前所述，对于大学文凭的道德化判断，使得“低教育水平群体”在就业、生活方面陷入被歧视的境地。这样的境况延伸至公共生活之中。在优绩至上的社会，低收入、低教育群体难以获得体面的职业，收入低微的职业使得他们饱受非议，无法在政府中担任某一公职，无法就社区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进而无法感受到作为社会公民的意义与价值。在高收入群体眼中，贫困人口难以对公共生活产生良好的作用，底层群体的声音被漠视，以至于桑德尔悲观地描述：“把国会变成有学位阶层的专属领地，并没有提升政府效率，反而导致政府更缺乏代表性”。[15]

底层群体令人堪忧的生活质量、“优绩道德化”对其个人的恶意指摘、精英垄断上层社会造成的远离公共生活、阶层跃升无望积累的怨恨，成为了民粹主义的最终动力。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垄断了公共生活，打破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共同体，进而腐蚀了民主，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16] “那些感到经济和文化的列车已经把自己抛下的人在高声呼喊，而技术官僚对此充耳不闻”，桑德尔尖锐地指出，“这些（民粹主义的）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道德和文化上的；这些不满不仅关乎薪水和工作，也关乎社会尊严。[17]比起移民和外包的抗议，民粹主义者做得更多的是控诉优绩至上的暴政。[18]

图 2 民粹主义发生逻辑

反思优绩：社会参与与社会价值

无疑，作为一本政治哲学类书籍，《精英的傲慢》是成功的，它开创性地反思人们习以为常的优绩主义，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同时，作为传统共和主义学者，作者针砭时弊，针对性地批判了优绩主义带来的公共精神缺失与民粹主义盛行。但是，书中的部分问题也值得批判性思考。

第一，优绩主义的滥用导致了政治的极化与社会的分裂，那么具有“公共善”的社会应该怎样克服优绩主义带来的弊端呢？桑德尔提出了折中方案，对某一职务、教育资格的筛选采用“合格候选人抽签制”，即对达到某一标准的候选人采取抽签录取、录用的手段，以防获得录取与录用的群体盲目乐观，将成功全部归因于自己的努力。[19]

但笔者认为，将运气成分引入分配过程中是无效的，将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寄托于精英群体的自我认识是不切实际的，低收入群体遭受的歧视与非难也不会停止，精英们优越的天性使他们依旧自视甚高。换言之，“优绩主义陷阱”的问题可能因此而解决，但“其他主义陷阱”却又可能复活，使得问题难以得到真正的解决。对运气成分的引入是否会消弭个人的进步欲望与努力动力尚未可知，不愿相信精英话语的民粹主义者们又为什么愿意相信抽签是公平公正、不存在舞弊与黑幕行为？

第二，桑德尔指出，“优绩”不应仅以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而应通过某些根本性的价值加以衡量，但他疏于对“根本性价值”概念的明确。笔者认为，“优绩”更意味着一种值得鼓励的社会价值、着眼于共同体的社会参与。当我们在探讨“好的社会”时，依旧绕不开作为价值的“优绩”。

在美国，当具有“公共善”的社会公民们谈论起“值得尊敬的人”时，想到的应当是为了公民德性振臂高呼的底层人民、参与社区服务的义工、为了民权奔走于十字街头的社会团体，而未必是操纵股票的华尔街大鳄，抑或是口若悬河的政界精英。正因收入微薄或教育水平低下的人有资格参与国家政权的建设、可以就公共生活提出自己的见解，社会方能培育公民精神。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优绩”应当放在社会框架下加以理解，应当强调公民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参与、贡献与认同。正如桑德尔所言，“邻里间的共同体从小事做起，是一种德性教育；美国人民在触手可及的小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自治的艺术，没有市民社会或公民参与，那么我们就很难培养这些习惯和德性”。[20]

余论：美国的出路——超越新自由主义

作为一种怀有美好理想的政治分配哲学，优绩主义以其设想的高度机会平等、以个人能力为标准的分配模型，曾获得了精英与底层人民的共同认可，并成为了自由主义国家引以为傲的“公正”旗帜。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优绩主义愈发成为了富人统治（Plutocracy）的借口，更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21]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缺乏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底层民众成为了精英唾弃的对象，阶层间疏远导致的公民政治参与缺失摧毁了美国的公共精神，带来了美国政治的日益保守化，以及民粹主义对于公民政治的破坏性表达。[22]

对于以上种种，赛琳娜·托德（Selina Todd）依旧对此抱有希望：人们并不总需要努力工作以使其子女赢在起跑线上，那是可以改变的。[23]这种改变体现在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与超越，促进“对于优绩的多元理解，即将优绩视为社会集体的，而非纯粹的个人所得，以在财富、机会再生产方面创造平等与合作。”[24]

综上所述，优绩主义已经超越了“分配范式”，转而成为损害社会共同体，加剧社会分裂的罪魁祸首。在此背景下，公民精神、集体价值成为弥合社会分歧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平，应当在社会层面营造鼓励优绩的积极氛围，将优绩作为一种社会参与价值充分肯定。同时，削弱个人层面对“优绩主义”的过分关注，以实现社会共同体的最大善，赋予不同的工作同样的尊重，抑制精英阶层傲慢的情绪，保障低收入阶层正常参与公共事务，用共同体价值与公民精神走出民粹主义之殇。

编：蔡依航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精英的傲慢》，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2] Alan Fox, Class and Equality, Socialist Commentary, May 1956, pp. 13.

[3] 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8, p.106.

[4] Hannah Arendt, The Crisis in Education, Partisan Review Vol. 25, No. 4, 1958, pp. 176-177.

[5]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ublic Interest, Fall 1972, pp. 29–68.

[6]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载《学海》2020年第3期，第201-212页。

[7] Jennifer Medina, Katie Benner, Kate Taylor, Actress, Business Leaders and Other Wealthy Parents Charged in U.S. College Entry Frau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9.

[8] 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第77页。

[9] 作者援引学界研究“不同于20世纪，如今95%的众议员和100%的参议员具有大学文凭”等结果得出结论：缺乏大学文凭的群体难以从事议员、金融工作者等上层职业。参见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第103-111页。

[10] Toon Kuppens, Russell Spears, Antony Manstead, Bram Spruyt, Matthew East-erbrook, Educationism and the Ivory of Meritocracy: Negative Attitudes of Higher Educated People Towards the Less Educate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o.5, 2018, pp.429-447. 转引自迈克尔·桑德尔著：《精英的傲慢》，第101-102页。

[11] Raj Chetty, Mobility Report Cards: The Role of College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July 2017.

[12] 作者引用数据“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全美10%的最高收入家庭”证明低收入阶层难以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参见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第11、94页。

[13]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0页。

[14] 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第3页。其中，“独裁式政客”代指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15] 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第107页。

[16] 同上，第73页。

[17] 同上，第4页。

[18] 同上，第12页。

[19] 同上，第204-209页。

[20] 朱慧玲：《贤能、分配正义与公民共和主义——访迈克尔·桑德尔教授》，载《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第119-128页。

[21] Jo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Culture, Power and Myths of Mobility,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7, p.222.

[22] 赵可金、史艳：《极化还是保守化——冷战后美国政治保守化运动及其根源》，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第32-38页。

[23] Selina Todd, The Peopl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 Class, 1910–2010. London: John Murray, 2015, p.9-10.

[24] Jo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Culture, Power and Myths of Mobility, p.22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