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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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叶如静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本科生

近年来，美国高调推出“印太战略”，矛头指向中国。不少学者已经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对该战略进行分析，但较少结合政治文化研究。[1]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深深植根于其独有的政治文化土壤。基于此，本文将试图以政治文化的视角探究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政治文化因素，并对其发展作出一定的预测。

政治文化理论

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曾给出一个经典定义：政治文化包括“当时一个国家居民中普遍存在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2]。本文将沿用这一被学术界广为认可的定义，将美国的政治文化界定为其当下政治制度的心理维度，具体包括政治价值、意识形态等。

以政治文化视角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主要有两点价值：

其一，政治文化的差异是构成国家间矛盾和对立的重要原因。各国因文化的差异与碰撞，难免产生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又一次展现出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使此类冲突和摩擦显得尤为激烈。

其二，有别于政治、经济等分析维度，借助政治文化分析国际关系，有利于综合历史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以更全面的视角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一国的政治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化中保持“动态平衡”。而这种演进中的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出一国对自身和外界的观点和看法。以政治文化维度探析美国的“印太战略”能够加深对“印太战略”的理解。

不过，政治文化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非强制性的，决定了政治文化视角只能成为丰富对外政策研究的变量，而不能取代如政治、经济等分析变量。

当前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政治文化反映并反作用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美国人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宗教信仰的综合体现，是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3]就当前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天赋使命”的新教色彩，二是参与型政治文化，三是政治极化趋势。

第一，基督新教的“天赋使命”是美国国家的重要底色。新教的三种传统——孤立主义、普世主义、现实主义构成了当代美国的主要政治文化基调。“孤立主义”激发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倾向，引发了“美国例外论”。[4]“普世主义”促使美国走上全球扩张道路，并使扩张意识成为美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鲜明特征。“现实主义”引导美国形成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基调，其试图在世界追寻所谓的“正义”和“秩序”。

第二，参与性强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点。从“五月花公约”，到美国早期乡镇自治、独立战争以及此前“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体现出这一特点。[5]美国突出的参与性政治文化也可以从中美的对比中显示出来。英格尔哈特-韦泽尔（Inglehart-Welzel）《世界文化报告》通过一国传统与世俗价值观、生存与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比值对其政治参与度进行衡量，具体数值如下表所示。其中，表格中的数值越大，说明该国传统或生存价值观的影响力越大。传统与世俗价值观表明了该国公民对宗教的态度，传统价值观占上风则说明宗教影响更强；生存与自我表达价值观揭示了该国公民对于政治表达的需求度，自我表达价值观越强说明政治参与度越高。可以看出，相较于中国政治文化，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色彩较为浓厚，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

表1 英格尔哈特-韦泽尔（Inglehart-Welzel）世界文化报告，2020年[6]

来源：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最新访问日期：2023年2月23日。

第三，政治极化显著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新近变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矛盾、族裔冲突等众多问题不断加深，美国国内的政治共识不断消解，政治极化日益显著。[7]引发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停滞和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蛋糕“做大”的速度赶不上“切蛋糕”的需求，个人难以取得国家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短期内难以调和的矛盾，公众便更倾向于在“身份政治”的旗号下追求如性别、种族、宗教利益等个人利益。[8]公众的极端选择最终集中表现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激烈的“驴象之争”。两党互相掣肘，甚至引发恶性竞争，在美国政治系统的各方面都引发了难以忽视的负面冲击，具体表现为如“1·6国会暴乱”等冲突事件。

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政治文化影响

百年大变局下，东西方的权势转移带来了新矛盾，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经历了由“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者”和“激烈竞争者”的重大转变。[9]以“印太战略”为代表，美国提出并大力推行一系列维护自身霸权利益、应对中国崛起的对外政策措施。在政治文化的影响下，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突出争夺生存、财富、权利和威望等物质和非物质利益。来自政治文化的影响包括：

其一，政治文化的新教底色为“印太战略”提供了思想来源，影响其目标和内容。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基础。[10]无论是新教孤立主义、普世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其内涵都是试图用西方的文明建构世界秩序。纵观历史，美国向来注重以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且会根据具体条件灵活采用这三种类型的对外政策。

就矛头直指中国的“印太战略”而言，这一战略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失败后，采取的有针对性的“遏制战略”，其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意味非常浓厚。从本质上说，“印太战略”的重要目的是锁定中国发展的能力和极限，将其限制在无法挑战美国对世界主导地位的范围内，同时，恢复美国自身实力和影响力，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继续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力量站在“舞台中央”。

其二，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特点影响“印太战略”制定的机制。一国的政治制度受到该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对其内外政策的最终制定产生发挥制约作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使其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充满制衡和官僚政治斗争的过程，且由于党争和利益集团分歧的存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以“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例。尽管白宫声明表示“任何框架的谈判目标或结果都不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事实上，拜登政府尚未取得国会贸易促进授权（TPA），无权签署涉及关税减让等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11]鉴于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优先地位，未来政府与国会之间就IPEF的互相掣肘将会愈发严重，令“印太战略”经济板块的未来推行成为一大问题。[12]

其三，美国政治极化严重的倾向促使“印太战略”成为凝聚共识的工具。在中美实力对比缩小，美国国内治理因“产业空心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问题，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忧虑感上升的时刻，对华政策强硬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政治正确”，对华政策日益“工具化”。例如，对华发动贸易战、出台“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设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总统选举及中期选举中聚焦“中国”议题等做法，就毫不掩饰地显示出了这一意图，“印太战略”也是这一制华“组合拳”中的关键环节。

美国这一做法，一方面折射出其对地区大国战略竞争重视以及对中国“地缘战略对手”身份的定位[13]；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美国试图通过塑造所谓的“中国威胁”，凝聚国内民心以减轻社会分裂，“团结”国际盟友以修复世界领导力，从而转移国内国际矛盾、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其试图以“印太战略”等对华强硬政策，树立所谓的“共同敌人”以获取国内支持。

结论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方面，政治文化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是稳定和长期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跨时代的稳定性和跨越阶层的普遍性。不论是任何人还是任何政府，在行为中都会受到自己政治文化的影响，在行动上体现这种文化。美国政治文化发达，纵观历史，其政治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比较稳定，且将长期影响“印太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的非强制性决定了其不是影响“印太战略”制定的核心因素。如今全球政治的突出特点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回归，[14]因此，旧的范式解释美国对外政策的新趋势遇到难题的时候，政治文化分析便又引发人们的关注。在重视政治文化对美国“印太战略”带来显著影响的同时，也应结合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其进行综合分析。

编：蔡依航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知网为例，“印太战略 美国 政治文化”的检索结果占“印太战略”的1.05%；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以Proquest数据库为例，“(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OR America) AND (political culture)”的检索结果占“(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OR America)”的16.69%（检索日期为2023年2月24日）。

[2] [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张宏志,郑易平.析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文化基础[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

[4] 尽管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孤立主义走向衰退，但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遗留的“特朗普现象”的影响，此类声音又再一次响亮了起来。

[5] 牛霞飞,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

[6] 本文并不完全赞同该研究机构的观点和主张，在此处引用该数据仅作为比较中美文化差异的参考之用。

[7] 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J].美国研究,2017.

[8]王格非.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J].美国研究,2022.

[9] 范为. 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D].吉林大学,2020..

[10] 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1] 顾宝志,郑梦婷,李卓宇.“印太经济框架”对我国影响及应对建议[J].国际贸易,2022.

[12] 上海美国研究.美学者展望拜登“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与挑战[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93891, 2022–02–15/2023–02–24.

[13] Andrew Scobell. Constructing a U.S.-China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Beyond[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0,No.127,2021.

[14] 张宇燕.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博弈[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