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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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1篇文章，围绕唐世平教授2017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进行评述。本书获得了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最佳著作奖。

本文作者：

吴泽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世平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一书最初以英文完成并出版，曾获2015年“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引发重大反响，2017年翻译为中文。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曾对其做出点评，指出该书受美国学界关注的两大原因：一是本书获取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等丰富材料，选取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和拉美的典型历史案例来证明结论，符合美国学界推崇的实证主义精神；二是在其社会演化范式构造中，并不只是将“演化”作为隐喻使用，而是对演化的概念及“变异-选择-遗传”机制进行了严肃的学理分析，在学科交叉和理论创新方面有突出贡献。[1]

本着先叙后议的原则，本篇书评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首先，探讨唐世平教授对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的看法，以此引出本书主要的创新点“时间”维度和“演化”（Evolution）概念；其次，对比本书所提演化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进化论，探究社会演化范式如何借鉴并调整自然科学理论，进而服务于国际关系分析；之后，简述公元前8000年至1648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1648-1945年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1945年后地区和平制度化这三个历史性体系及其转变，归纳本书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最后，对本文做简要总结，探讨当今国际体系下社会演化范式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时间维度与“演化”概念

唐世平教授在本书开篇即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数次“大辩论”表明，大理论之间的根本分歧多来源于其不同的隐含假设而非逻辑推演。沃尔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主流是调整既有假设和增加新的分析变量两种路径，前者如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增加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性”假设，后者如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增加了对“国内政治”变量的关注、新自由制度主义增加了“国际制度”作为中介变量、建构主义引入“社会观念”等。[2]所有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均有“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理论趋向，假定了国际系统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转型，对其假设和推论未作出适用时间限制，这也是数次“大辩论”都迟迟得不到明确结果的重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唐世平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创新模式，探索了增加“维度”（dimension）的创新路径。唐世平教授指出，“时间”具有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从公元前8000年至今，国际系统自身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因此一个理论框架只适合解释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演化性的视角，对国际系统对变迁提供一个真正的内生性解释。

抱着此种理论追求，唐世平教授结合其扎实的生物学背景，以生物演化知识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演化范式。“演化”一词来源于英文“Evolution”，其日常译法为“进化”，在斯宾塞的影响下，大部分对“进化”的理解带有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固定方向性。唐世平教授认为，这种翻译和理解是不准确的，将其译为“演化”更为妥当，因为演化既无既定的方向，也不一定是进步的。在生物演化中，物种的改变是其自身的基因型突变和外在环境选择表现型的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核心是自然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在社会演化中，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同时推动着国际政治变迁，其核心是人工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

二、从生物进化到社会演化：“变异-选择-遗传”机制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模型或理论，将其分析对象转换为社会现象，并对原理论作出调整或修正。但唐世平教授并非只是将生物进化论作为一个“隐喻”[3]，也没有机械照搬达尔文和拉马克的学说，而是认真思考了人类社会中系统变迁和自然界生物进化的异同点，实现了理论在学科间的内生“演化”。

首先，社会演化范式不是将生物进化论照搬到人类社会，而是在演化过程中加入了人类社会系统中特有的观念力量。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也是生物演化的结果，这成为了生物进化论和社会演化范式的理论联结（linkage），为生物学理论过渡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性作出了解释。唐世平教授指出，在人类社会中，“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共同驱动着社会演化，导致社会演化现象要比生物演化复杂得多”。[4]观念力量附带的权力因素和规范性特征都是人类社会背景所赋予的，是对针对自然界构建的生物进化论所不具备和不能比拟的。

其次，社会演化范式并非只是借鉴了生物进化的“隐喻”，而是在因果机制方面实现了融合与创新。唐世平教授指出，社会演化范式的核心是人工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由于观念力量的加入，其每一个过程都与自然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有所不同。就“变异”过程而言，社会演化中，一个新观念的产生相当于生物进化中的基因突变，包括产生新想法、观点的杂糅和引进（或被动引进外来观念。观念的产生会受到预期和社会结构的约束和影响，因此其突变往往是非随机的、定向的，这是其与生物进化的一大区别。就“选择”过程而言，社会演化的选择压力源于物质环境和人类自身的观念。观念维度的人工选择是比自然选择更为强大的力量，其背后往往有社会权力的支撑。社会演化比自然选择更为复杂，它在基因、表现型、个体和群体四个层面展开，而且在个体和群体内部又有多个层次，高层次选择结果会自上而下地影响低层次的选择。对“遗传”过程来说，社会演化呈现出“双重遗传”的特征，物质维度的生物演化完全遵守了生物进化原则，而观念维度的演化则不同，通过不断的学习，作为表现型的制度可以传给下一代。

三、“演化”的实证：三个世界及其转换

唐世平教授在构建了社会演化范式后，将其应用到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体系的分析之中，将公元前8000年到1648年概括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1648-1945年概括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1945年后概括为和平制度化进一步发展的世界，三个世界的形成及其转型体现了社会演化范式的应用价值。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战争及其起源相关。唐世平教授认为，随着物质层面人口密度的增加和群体间缓冲地带的收缩，资源开始短缺，更为精良的武器和组织出现。此时出现定向或随机“变异”，即一个国家决定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系统内爆发了第一场战争，继而引发更多场战争。体系的“选择”是只有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在系统中生存下来。对于战争的真实或想象的恐惧感在国家间扩散，称为“横向遗传”；同时战争文化和记忆得以一代代保留和传播，称为“纵向遗传”。在经历了整个过程后，进攻性现实主义文化支配了整个系统。

“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将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通过时间自我转换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5]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机制是通过征服获得安全，那么当一些征服取得成功后，国家的数目将减少，而国家平均的规模和拥有资源的数量将扩大，导致国家的防御能力增强，从而使新的征服变得困难。同时，系统的选择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利、征服变得困难的观念的传播以及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作为三个辅助机制也推动了系统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和平确立后，国际系统会变得更加基于规则或制度，从而更广泛的和平的制度化才会出现。但制度的背后是权力，必然牵涉到利益冲突和斗争，因此一个和谐的制度化的“世界国家”或“世界社会”不会存在。

在方法层面，本书的写作有很强的实证主义精神，重视第一手证据，既注重通过历史资料分析某段时期内国际体系的整体特征，也收集了相当丰富的国际体系内封闭的子系统的考古证据，以印证理论推论。在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论述中，唐世平教授使用了遗骸类、武器和盔甲类、建筑类及图像和铭文类四类战争类证据来证明战争的爆发和扩展，并通过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埃及、古代中国、秘鲁东海岸、墨西哥瓦哈卡山谷和安纳托利亚六个封闭的子系统来考察战争的起源。在对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解释中，唐世平教授则选取了公元前1046年-公元1759年的古代中国和公元1450年-1995年的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这两个国际子系统来论证征服变得日益困难的观点。最后，在对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考察中，唐世平教授则选用了拉美、西欧和东南亚这三个一体化研究的经典案例。这种写作方式体现了考古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学科交融，在目前的社会科学著作中较为罕见，值得学习。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唐世平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是一本气势恢宏的理论创新型著作，一方面，它为大理论加上了时间延括值，从根源上挑战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辩论，对生物进化论的借鉴也使其具有足够的前沿性和交叉性；另一方面，它也在范式构建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观点，既体现出了理论素养，也反映了人文关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生物进化和社会演化都不存在真实的方向性，认为把生物或社会演化等同于趋向更高、更复杂的做法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因此线性的发展理论是应当被否定的。

面对当今复杂甚至略显混乱的国际体系局势，社会演化范式启示我们一是要关注到国际体系自身特征的变化，不能以老思维看待新问题；二是要正视体系变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荡和倒退，拒绝末世论和宿命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当前国家性质和国际体系似乎出现了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回溯。笔者认为，这恰恰证明了社会演化范式具有很强的预测性和创新空间。事实上，本书中提出的社会演化范式更接近于一种理论框架的搭建，为中层和微观理论的创新留下了充足空间，其理论的未来性也为分析当今的国际体系提供了合理性支撑，我们需要针对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进行补充性的理论思考及构建。

例如，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频繁“退群”和当下拜登政府意图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新型国际规范，对社会演化范式设想的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制度通过学习和记忆代代相传的“遗传”机制提出了挑战，我们需要对制度的退化和更新进行新的理论归纳；再如正在进行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大力援助乌克兰，并对俄罗斯进行了涵盖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全方位制裁，事实上提升了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削弱了俄罗斯的进攻能力，这提示我们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换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过程中系统选择的“征服逻辑”进行反思，意识到衡量一国进攻或防御能力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最后，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否应该将其作为系统演化中的一个突变的“基因”？如何构建以其为开端的演化机制？这些都是社会演化范式需要进一步深思和发展的问题。

编：王静姝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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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鸣译：《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封底。

[2]事实上，调整既有假设和增加新的分析变量两种方式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重要创新之中可能同时存在，只是某一种路径表现得更为显著。如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增加了“国际政治中冲突烈度降低”的假设，认为两极格局下小国可能选择追随某大国制衡另一个大国，但是也指出了国家何时选择制衡、何时采取追随行为取决于国家对威胁的感知，而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行为意图四个因素影响着国家对威胁大小的判断。这实际上也引入了“对威胁的感知”这一新的变量。

[3]借鉴自然科学“隐喻”的典型案例见：兰德尔·施韦勒著，高婉妮、邓好雨译：《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书中引入了热力学中的“熵”的概念来分析国际秩序。

[4] 唐世平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第31页。

[5] 同上，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