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丹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围绕俄乌冲突的“新一轮谈判”讨论之所以升温,并不意味着和平近在眼前,而是意味着冲突正在进入一种更典型的消耗型结构。战场难以迅速形成决定性胜负,外部援助的节奏与强度面临不确定性,欧洲安全与经济成本被长期锁定,当事方国内政治压力不断积累。在这种背景下,外界很容易把目光投向美国——援乌体系的枢纽,也是对俄制裁网络的关键节点,更是北约议程与欧洲安全承诺的主要背书者[1]。
但“美国能否促和”这个问题,往往被简化成道义表态或外交姿态的对比。更现实的问法应当是,美国是否有能力把冲突从战场拉回谈桌,并让某种停火安排具备可执行性与可持续性?如果把目标设定为“让谈判启动”或“促成阶段性停火”,美国确实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但如果目标是“促成和解”,即在领土、法理、安全秩序与制裁重构等核心议题上达成长期政治解决方案——美国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天花板”约束,甚至容易在国内政治与联盟分歧中被反噬。换句话说,美国更可能在“停火工程”上成为关键变量,却很难单独促成“和解工程”。
先把“促和”说清楚
讨论美国作用之前,需要把“促和”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促成接触,恢复或建立谈判渠道、确立议程、形成最低限度的对话机制。第二层是促成停火,推动临时停火、局部停火或接触线稳定化,并建立监督、核查与违约惩罚安排。第三层才是促成政治解决,处理领土归属与法理叙事、战后安全架构、制裁与经济关系、重建资金与责任追究等“硬议题”,并使协议能在双方国内政治中被接受、在国际制度上被嵌入[2]。
这三层目标的难度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跳跃式上升。谈判可以因为“需要一个出口”而启动;停火可以因为“成本太高”而达成;但政治和解往往意味着对核心利益与国家叙事作出长期调整,需要承担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历史经验反复表明:高烈度冲突更常见的路径是“先停火、后政治进程”,而不是“一次性大和解”。
因此,与其问美国能否“一锤定音”,不如用三个指标检验其影响力:协议是否可执行(有核查、有监督、有惩罚)、是否可持续(资金、军援、承诺能长期供给)、是否可正当(各方能对国内解释,叙事上说得通)。美国是否“关键”,主要体现在它能否把这三项指标拉到足够高的水平。
美国作为关键变量:筹码与约束
(一)美国的关键作用在于其“促谈工具箱”
美国之所以在俄乌谈判中难以被绕开,根本原因在于它掌握着塑造当事方成本收益计算的多类筹码,并能在联盟体系内把这些筹码“打包成方案”。
对乌克兰而言,美国的杠杆不只是“给或不给”,更在于“给什么、怎么给、给多久”。军事援助的结构决定了乌军是更偏重防空与防御,还是更具备远程打击与战场机动能力;情报支持与训练体系决定了战场效能与损耗曲线;财政与预算支持则决定了乌克兰能否维持战争社会的基本运行[3]。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安全保障叙事”上具有设计权。无论是双边安全安排、长期军援框架,还是多国担保的分层机制,美国的态度都直接影响乌方对停火后安全处境的判断[4]。
对俄罗斯而言,美国的杠杆集中在制裁与国际通道。制裁不仅是惩罚工具,也是谈判筹码:金融结算、航运保险、能源交易、技术与军民两用物项获取等领域的限制,构成了俄方长期成本的一部分[5]。同时,美国在外交接触与“战略稳定”对话上也具有一定议程影响力:是否恢复某些沟通渠道、是否提供有限激励,都会进入俄方对“谈与不谈”的计算。
对欧洲与北约而言,美国既是安全承诺的背书者,也是议程协调的枢纽。俄乌问题从来不是乌克兰单一议题,它与欧洲安全秩序、北约威慑信誉、军工产能与标准体系紧密相连[6]。美国若愿意推进某种谈判框架,其影响力往往体现在“把欧洲锁进同一套口径与成本分担机制”上,从而减少各国各说各话带来的信号噪音。
正因此,若谈判的目标是“启动对话”或“形成停火机制”,美国确实可能成为关键推动者:它既能向乌方提供停火后安全的某种“硬支撑”,也能向俄方提供可核查、分阶段的激励,还能在联盟内部推动形成相对一致的路线图。
然而,杠杆并不等于自由度。美国能推动车轮转动,却未必能决定车往哪条路开。
(二)美国的三重约束:国内政治、联盟分歧与战略全局
第一重约束来自美国国内政治。对乌援助与对俄强硬在美国政治中高度敏感。国会预算、选举周期、党派竞争与社会舆论会显著影响政策连续性。任何涉及制裁松动的安排,都可能被攻击为“对俄软弱”;任何被解读为“向乌施压妥协”的动作,也可能引发道义与信誉层面的反弹[7]。在这种结构下,美国即便愿意推动停火,也倾向于采取“低可见度、可否认”的方式;而一旦触及“和解”层面的核心交换(尤其是领土与安全架构),国内政治的否决权会迅速上升。
第二重约束来自联盟政治。欧洲国家对风险偏好与威胁感知并不一致。前线国家更强调威慑与不可让步,部分西欧国家则倾向止损与可控停火;欧盟在制裁、冻结资产使用与重建融资上存在高昂的内部协商成本[8] [9]。这意味着,美国即便在原则上支持某个谈判框架,也很难确保欧洲在激励与惩罚的细节上长期一致。而对俄激励如果缺乏欧盟配合,其可信度会下降;对乌承诺如果缺乏欧洲分担,其可持续性又会被质疑。
第三重约束来自美国的战略全局与资源分配。美国需要在欧洲与“印太”地区之间平衡力量投送、军工产能与财政资源。某些时候,“促和”可能被视为降低欧洲投入、腾挪战略资源的工具;但另一些时候,出于威慑信誉与联盟管理,美国又可能更倾向于维持高强度对抗以避免“妥协先例”。这类战略摇摆会削弱政策可预期性,而可预期性恰恰是谈判能否推进的关键。
三重约束汇聚成一个核心问题:美国能否提供可信承诺?谈判最稀缺的资源不是善意,而是可信度——承诺能否兑现、激励能否交付、违约能否惩罚。
谈判的决定因素:当事方底线与美国角色
(一)美国对俄乌和谈的影响力受限于双方的底线
即便美国拥有强杠杆,它也无法替当事方承担政治风险,更无法替双方决定核心利益交换的边界。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清“能停火、难和解”的结构性原因。
对乌克兰而言,谈判的核心并非“能不能谈”,而是“谈了之后是否更安全”。领土与主权是硬红线,但更深层的红线是停火后的生存安全。乌方必须避免停火变成对手重整军力的“喘息期”,最终把战争以更不利的方式重新带回来。因此,乌方在任何停火安排中都会高度重视——是否有可信的外部安全支持、是否能持续获得防空与关键武器体系、是否能维持足以威慑再侵略的军事能力[10]。相较之下,一些议题更可能成为阶段性“可交易项”,人道主义与战俘交换、粮食与能源通道、局部停火与核查机制,以及将最棘手的领土归属问题暂时“冻结”并延后处理等。正是这种“先易后难、先技术后政治”的路径才更接近现实。
对俄罗斯而言,能否接受协议同样取决于它如何定义“可交代的成果”。除战场得失外,俄方的核心利益关切有三类。其一是安全与缓冲叙事(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与安全安排如何被约束);其二是制裁与经济通道(能否获得明确、可兑现的松绑);其三是国际地位与谈判对象(是否回到与美欧谈判的某种框架之内)。同时,俄方接受停火的前提往往是相信继续作战不会获得更好结果,或认为停火能锁定某种既得优势[11]。在这一点上,美国可以影响成本收益,但很难“命令”俄方改变判断。
因此,所谓谈判窗口,往往出现在双方都认为“继续打的边际收益下降”,即攻防僵持、补给紧张、财政与人员消耗上升、外援不确定、国内政治压力上升的时候。美国能做的是通过援助节奏与制裁结构改变这种判断;但当判断尚未收敛时,再多的外交动作也可能沦为宣传战。
(二)美国扮演的三种角色
如果把美国可能扮演的角色做情景化梳理,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促谈推动者”。美国主动把对乌援助、对俄制裁与谈判路线绑定,提出明确路线图。以停火核查为条件推进阶段性安排,并在某些领域提供有限激励。其优势是能提高谈判启动概率,降低双方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代价是政治风险——美国会被指责“逼乌妥协”,同时国内对制裁松动的反对也会更强。
第二种是“幕后协调者”。美国让部分欧洲国家、土耳其或联合国机制站到前台,自己提供底层支撑,主要包括安全担保框架的设计、核查技术与情报能力、制裁承诺的关键背书等。其优势是政治成本相对可控,劣势是对议程与节奏的控制力更弱,窗口期可能被战场突发事件打断,谈判更容易陷入拖延。
第三种是“谈判掣肘者”。当美国优先目标转向威慑信誉或长期消耗对手,而不愿提供对俄激励。或当国内政治使任何妥协方案都不可说,谈判空间就会被锁死。这种情况下,谈判往往要等到更大危机或更明确的战场结果才可能重新启动。
三种角色中,前两种都可能让美国在“促成停火机制”上成为关键角色。但要从停火走向和解,决定性变量仍在于当事方对核心议题的可交换区间是否形成,而这恰恰是外部力量最难改变的部分。
停火的“工程学”与和解的“政治学”
(一)停火的工程学,如何搭建可执行的机制
要提高停火成功率,关键不在于把双方拉到桌边,而在于把协议变成可执行的“工程”。其中最硬核的两块是安全保障与制裁安排。
安全保障必须回答三个问题,谁担保、怎么担保、担保到什么程度。程度最弱的是政治声明,最强的则是类似集体防卫的安排,而强担保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对抗风险与政治成本。更可行的路径通常是“分层化、可交付”,以长期军援与制度化训练为底座,叠加防空反导与关键能力支持,再辅以多国参与的监督机制,并设置违约时的自动响应选项[12]。对乌而言,这降低了“停火后更不安全”的担忧;对俄而言,它又可能被视为威胁,从而抬高谈判门槛。安全保障的强弱,天然存在两难:太强刺激对手,太弱难以稳定停火。
制裁与经济安排则是另一组两难。制裁是压力工具,也是谈判筹码。但制裁松绑的可信度常常最低,因为它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与欧盟程序的双重不确定影响。若要让制裁成为可用筹码,唯一可行的方式是把松绑设计成“分阶段、可核查、可回弹”的方式,与具体可验证行为绑定(例如核查通道、重型武器部署限制、接触线机制执行等),并保留违约时的快速回弹条款。没有核查指标的松绑承诺是空头支票;没有回弹机制的松绑是一次性押注,政治上更难过关。
这两类机制设计的共同点是,它们可以提升停火的可执行性,但很难直接解决领土与法理叙事等“和解核心”。后者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政治进程与秩序重建,边界如何处理、难民与重建如何安排、责任追究与赦免如何平衡、欧洲安全架构如何调整。外部力量能提供框架,却难以提供当事方所需的国内合法性。
(二)审慎结论:美国或可促成“可持续停火”,但难单独促成“政治和解”
回到标题的问题,美国能否在新一轮俄乌谈判中发挥“促和”关键作用?答案取决于“促和”被定义到哪一层。
在促成对话、推动阶段性停火与设计核查—激励机制方面,美国确有不可替代的结构性能力。它既能影响乌方战场能力与安全预期,也能影响俄方的长期成本与激励结构,还能在联盟内部推动形成相对一致的路线图。只要美国愿意投入外交资源、协调盟友并提供一定程度的可信承诺,它在“停火工程”上成为关键推动者的可能性并不低。
但如果目标是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美国就很难单独做到。原因不在于美国缺少筹码,而在于和解需要当事方对领土、法理与安全秩序作出可被国内接受的交换,而这类交换的政治成本只能由俄乌自己承担;同时,美国国内政治与联盟分歧又削弱了其在制裁松绑与长期担保上的可预期性,使得“终局交易”更难成立。
更现实、也更可能被验证的路径是把目标从“立即和解”下调为“提高可持续停火概率”。先用可核查、可回弹的机制把战场降温,把人道与安全风险从失控边缘拉回可管理区间,再将最棘手的政治议题放入更长的进程中处理。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是关键的“制度设计者与资源提供者”,却不太可能成为“和解的决定者”。
总而言之,促和最终不是一句表态,而是一套机制,能被核查、违约有代价、承诺可兑现。美国若能使这三件事制度化,停火就更有可能实现;但要让和解发生,仍要等待俄乌都走到一个愿意用谈判收益替代战争收益的时刻。
编:吕紫烟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Karazanashvili Tamar, “Russia-Ukraine War: The U.S. Policy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Order,”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9, no. 1, 2020, pp.31-50.
[2] Lederach, J. P, Building Peace: Sustainable Reconcili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19.
[3] Jennifer Kavanagh: A decision framework for ukraine military aid, November 7, 2024,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priorities.org/briefs/a-decision-framework-for-ukraine-military-aid/.
[4]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Ukraine, March 12, 2025,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e.gov/bureau-of-political-military-affairs/releases/2025/01/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ukraine.
[5]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With Over 300 Sanctions, U.S. Targets Russia’s Circumvention and Evasion, May 19, 2023, Available at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494.
[6] Ian Bond, Luigi Scazzieri: the EU,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 a time of war, August 05,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22/eu-nato-and-european-security-time-war.
[7] Украинск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обогнуло земной шар: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запустили мирный процесс, December 29, 2025, Available at https://www.kommersant.ru/doc/8317815.
[8] European Commission: Sanctions adopted following Russia’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December 15, 2025, Available at https://finance.ec.europa.eu/eu-and-world/sanctions-restrictive-measures/sanctions-adopted-following-russias-military-aggression-against-ukraine_en.
[9] European Council: EU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questions and answers, December 18, 2025,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sanctions-against-russia-explained/.
[10]Anatol Lieven: Why a temporary ceasefire in Ukraine is pointless, April 09, 2025, Available at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ukraine-ceasefire-2671696219/.
[11]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рифинг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В.Захаровой, May 23, 2024, Available at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952458/?TSPD_101_R0=08765fb817ab2000b072e3a94212ba94481cb6ca45738ffc6361608a42ec89da14e93d8128cf728f0897750711143000678b3711532a3e89da04080b702e1a863ed9efe8c08573a255b46c5da0632d9a46547f75c3ea5df4b551dcfcc98e98eb.
[12]Jill Freeman: Security Guarantees, November 2003, Available at https://www.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security_guarante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