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在京举行“智者对话”讲座活动。活动期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美国银行讲席教授、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应邀与会发表了主旨演讲。西蒙教授分享了他对当前中美两国教育交流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刻观察与思考，并且回答了与会听众的提问。在中美人文交流仍然面临诸多困难的背景下，西蒙教授的发言引人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在征得西蒙教授的同意后，现将讲座主旨发言及问答的部分内容整理如下，与读者共享。
🎵 CISS智者对话音频与实录
背景和活动介绍
长期以来，教育、科技、学术合作等人文交流一直是连接中美两国社会的重要桥梁。然而近年来，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家安全关切上升的影响，这些交流渠道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近期，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为稳定双边关系、加强沟通对话创造了新的机遇。尽管竞争仍将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但双方也认识到保持沟通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
为探讨未来中美人文交流的发展前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邀请到中美科技创新与教育合作领域知名专家——丹尼斯·西蒙教授，做客“智者对话”。本次对话重点围绕中美教育合作的历史、现状、未来，高校在维系中美对话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在竞争时代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开场介绍
肖茜：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丹尼斯·西蒙教授，向我们分享当今中美两国教育交流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
几周前，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了峰会。尽管双方在诸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此次峰会为双边关系提出了重要的新方案，双方都同意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还商定将在政策协调、经济合作、公共卫生、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扩大交流。对许多观察者而言，这是峰会发出的最令人鼓舞的积极信号之一。
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数十年来，大学为思想交流、信任建立以及未来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并经受住了局势变化、公众舆论波动和战略关注的考验。然而，今天的环境与五年前已截然不同。战略竞争、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等议题日益突出，部分合作领域变得异常敏感。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有些领域是可控的，合作仍有可能。为此，我们提出了“红区、黄区和绿区”的分析框架，试图厘清中美未来在教育交流，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可能的合作范围。今天，我们非常幸运能请到西蒙教授来引导这场讨论。
二、西蒙教授主旨发言
西蒙：
感谢肖茜，也感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的邀请。
正如大家所知，此前美国总统访华的一周非常引人关注。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结束后，美方发布了一份关于成果的新闻稿，中方也单独发布了成果信息，但没有发布联合公报，也没有关于签署任何协议的记录。大约三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访，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据称签署了四十多项不同协议。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互称对方为“老朋友”，并表示两国关系“没有上限”。短短两三天之内，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焦点似乎发生了转移，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
我今天将重点谈论教育问题，因为正如肖茜所指出的，这是双边关系中的基础性要素之一。在最初的三十多年里，即使双方存在分歧，教育交流和科技合作基本仍在继续。但过去六七年间，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涉及教育和科技的关系遇到了巨大障碍。
我先简要概述一下当前现状。目前中美双方仍保持着相当大规模的相互接触，但如今这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安全问题的制约。一切都是通过安全关系的视角来看待的，而且并未有关于教育交流或科技交流的重大新举措。大家可能还记得，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会面时，曾启动“五年五万”的交流倡议，并设立了青年使者项目（YES）。这次会晤前有人期待会宣布 “YES Plus”项目，但最终并未宣布，这令人遗憾。
数据显示，前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从2019年37.2万人的峰值，下降至目前的约24.8万人。而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同样如此，2010年至2011年间，约有1万至1.5万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如今仅有约2000人或更少。两国留学生比例的差距依然巨大，并且前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已急剧下降，这可能在未来引发非常严重的问题。
另外，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等一些州已明确告知其州立大学系统，应当减少与中国的联系，包括减少招收中国学生、减少研究合作等。而且这不会仅限于上述几个州，预计还会有其他州效仿。
对美中教育关系最大的批评声来自美国国会中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频繁谈论高风险研究合作、外国对美国校园的影响力，以及要求对中国学生和学者进行更多审查。
与此同时，当美国朝封闭的方向发展时，中国正在继续扩大其高等教育体系。今天在座的各位能够进入清华大学，你们处于中国最好大学的顶端。但不止于此，在整个教育系统内，中国还在不断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加强师资力量，改善了课程体系，特别是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更加注重跨学科的培训。如果中国和美国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STEM领域脱钩，会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任何人都不利。
谈论教育问题时，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父母的角色。美国父母虽然也关心孩子的学习，但中国父母参与得更为积极，更多地介入学生关于专业选择的决策。如今，受美国校园安全事件、种族矛盾、签证审查趋严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家庭对赴美留学持谨慎态度。他们因此更建议子女选择昆山杜克大学或上海纽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去年，昆山杜克大学收到了超过1.2万份申请来竞争550个入学名额。而当我担任常务副校长招收第一届学生时，计划招生200人，收到约400份申请。从400到1.2万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父母希望孩子接受美式教育，但不想让他们去美国。
此外，即便是中国顶尖高校的STEM领域，教师和专家也不再主动劝说最优秀的学生出国攻读硕博学位，而是建议他们留在国内，因为中国大学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目前中国约有11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其中4所涉及美国院校，包括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以及天津茱莉亚学院等。美国并非唯一合作方，但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近年来一些联合培养项目已经关闭，如密歇根大学、佐治亚大学、匹兹堡大学在华的项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也关停了。在压力下，不仅学生人数在减少，院校间的合作建制也在萎缩。
美国曾经是一个留学蓬勃发展的国家，国际学生数量一度超过120万人，占美国大学学生总数约6%。这120万学生代表了美国一项非常庞大的出口产业——教育出口。去年的教育出口收入超过500亿美元，而中国留学生去年为美国贡献了约145亿美元。中国学生不仅缴纳学费，还租房、购买食物，甚至买车买房，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消费者。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支持了美国大约14.3万个工作岗位，并带动了大学城和住房市场等生态系统的繁荣。
此外，许多中国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成为美国长期经济和科研力量的战略组成部分。例如，在硅谷，许多高科技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出生于中国大陆。如果问当今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才是谁，许多也是出生于中国的华裔，他们可能在清华读了本科，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成为教授，并为美国缴纳了大量税收。
中国留学生的地理分布颇具特点。主要去向是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作为美国的新硅谷，吸引了大量华人。中西部地区（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大型州立系统），由于教育质量高且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也吸引了大量中国学生。此外，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等也是新兴增长市场。
过去中美间有许多“3+2”等联合学位项目，学生能获得中美双学位并有机会留在美国工作，比如进入亚马逊、谷歌工作，但现在很多这类项目已经消失。美国国会甚至曾施压杜克大学要求关闭昆山杜克大学，理由是他们荒谬地认为该校在华的合作伙伴武汉大学会将技术泄露给中国军方。虽然杜克大学顶住了压力，但这反映了美国负面的政治氛围。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高等教育正在蓬勃发展，每年有超过5000万本科生在读，上千万毕业生，其中近35%是STEM领域人才。中国政府不仅加大国内高校投资，还在大力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实际上，仅有约5%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95%的学生留在国内攻读学位。
随着过去两年中美局势变得愈发严峻。国家安全问题开始成为主要障碍，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两国不仅难以在AI领域合作，甚至影响了航空航天等其他领域的合作预期。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甚至将中国的一些大学列入其中。例如四川大学曾因购买科研显微镜被误认为与军方有关联，被列入清单，该校耗费数百万美元聘请律师游说才得以移除。加上针对中共党员身份的签证限制，如第10043号公告限制特定国防高校学生赴美，以及在边境和海关对华裔乃至美国公民家属的严苛审查盘问，这种类似于恐吓战术的做法大大挫伤了留学积极性。美国国内很多人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推动中美的脱钩。
另一方面，美国学生赴华的意愿也降到了冰点。此前美国国务院将赴华旅行警告提升为三级（高风险），导致美国父母强烈反对子女前往中国内地。同时，由于许多美国跨国公司缩小了在华规模并实行本土化招聘，美国学生发现学习中文已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获得去英特尔或IBM等公司工作的机会。这可能导致美方在未来严重缺乏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人才。如果没有下一代像我这样的人来了解中国、提供建议，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是极度不利的。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培养的博士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可能不是传统的军事冲突，而是一场“争夺最优秀人才的战争”。随着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双方都在强调自主培养。例如近期取得成功的DeepSeek，其团队强调研发人员全都是中国本土培养的，没有海外留学背景。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拟出台新规，计划将限制中美航天合作的《沃尔夫条款》扩大适用到所有美国政府机构，这遭到了美国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因为美国的创新系统正是依赖国际开放才得以繁荣的。作为应对，中国势必会进一步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并大力吸引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
过去几年，我积极参与了中美高等教育对话。这是二轨开展的交流，旨在避开政治干扰，探讨如何改善关系。我提出了一种叫做“智能开放”的策略，以反对当前美国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政策。
我们需要采用“红黄绿”三区分法：明显涉及军事安全机密的区域亮红灯，可以互不合作；而像环境科学、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医疗健康等对全世界有利的领域亮绿灯，我们则需要大力合作；处在中间的军民两用技术则设为黄区，根据两国关系好坏动态调整。这种方案我已经在华盛顿推荐给了国会议员，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这也能让中美在科技上形成优势互补——美国在基础前沿科学有优势，而中国在规模、大平台、大数据集和快速落地方面有优势。
我认为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面临几种可能：
第一，选择性脱钩，即在STEM等特定领域设置严格护栏，减少合作。这实际上是我们当前的现状。
第二，全面分化，即世界形成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两套不同标准和协议的科技体系，这对全球科学将是灾难。
第三，在战略稳定的新形势下的竞争加剧。
遗憾的是，教育交流现在已被卷入了技术竞争的漩涡中。美国国家科学院去年的报告曾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高端人才的重要来源，但该报告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美国必须把派遣更多学生去中国当作战略重点来抓——不论将中国视为朋友还是竞争对手，都需要深入了解中国。
正如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曾指出的那样，即使政府层面有冲突，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也应该坚持下去。俗话说，乌云背后总有银边，特朗普代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有时候他在某些方面也展现出一种现实的克制。正如此前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他们热情的握手，而非仅仅冷冰冰的互动。所以我对未来的教育交流联系保持谨慎乐观，因为两国的供需依然存在，我们只需坚持，不要让这种合作的机会溜走。
三、问答环节
肖茜：
感谢西蒙教授。此前中美峰会就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刚从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回来，令人颇感意外与欣慰的是，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在发言中多次提及这一双边关系的新定位。可以说，当前两国关系确实呈现出一种求稳的态势。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在清华大学聆听西蒙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深刻见解。坦率地说，我曾参与过诸多中美教育对话，而您主持的那场无疑是我经历过最好的一次。与会者们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共同探讨并致力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政策制定者日常关注的焦点，更是像我这样在清华大学从事国际交流的一线从业人员亟需面对的课题。
我们一直在努力思考如何吸引更多美国青年来华交流。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几年受宏观环境的波及，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本不该有的摩擦与防备，导致我们部分原本计划赴美深造的学生不得不改变留学目的地。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高校依然是清华学生最青睐的深造目的地之一，我们真诚地希望未来能继续保持并推进与美国高校的实质性合作。
再次感谢西蒙教授。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我知道在座的许多听众对今天的话题充满兴趣，并已准备好了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向西蒙教授提问，请举手示意。
提问一：
我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回国后我发现许多中美学生希望能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我想了解在AI发展和美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是否有建立“中美关系3.0”之类的新机遇和新趋势？
西蒙：
过去几个月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有两所美国高校告诉我，他们已经恢复了四年前停滞的对华联合学位项目，并得到了中美双方的批准，将于明年启动。私立大学在推动合作时相对更独立，比如哈佛和MIT的交流项目仍在继续。但是，如果前述那项新的全面限制政府资助机构对华合作的立法提案通过，所有接受联邦资金的大学都将面临合作困难。所以，虽然民间交流在恢复动能，但政府层面的政策风险依然很大。
提问二：
您刚才提到俄亥俄、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等州在推动限制中美交流，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促进地方层面的接触？
西蒙：
简而言之，有种族主义的因素。这主要是由这些州的州长和州立法机构推动的。他们认为中国学生挤占了本地名额，还声称中国人在佛罗里达买地推高了地方物价。他们已经把这些政治口号变成了立法要求，迫使大学减少招收中国学生。
提问三：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从发展和合作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都很期待像中美这样的国家能做出贡献。您认为应如何优化各国间的教育合作并实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西蒙：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不仅限于基础设施，而是越来越多地涵盖教育和科技合作。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学生来华学习提供了很多支持，这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拓展新市场。反观美国，它退出了许多国际组织和援助项目，因此很难指望当前的美国能带来什么切实利益。
在AI时代，全球的工作方式都将被重塑，不论在哪个国家，传统教育模式都需要改变为跨学科培养。中国在短短40年里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今天的科技水平，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学习样本。
提问四：
许多中国学生缺乏足够的教育资源，无法进入顶尖名校，而我希望能帮助这些年轻人获得更好的教育体验，您对此有什么具体建议？
西蒙：
在线教育是疫情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引入AI工具，在线教育不仅是简单的远程授课，还可以极大地模拟海外真实的学习体验，让无法出国的学生受益。此外，美国有非常多元的民族社区，即使不能出国，把学生带入这些高度还原的国际化社区也能提供极好的跨文化体验。最后，国内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提供的暑期项目也是很好的资源。
提问五：
如果将中美目前的技术关系与以往美国和其他国家（如印度、伊朗，或者冷战时的苏联）的关系进行比较，有什么不同之处？
西蒙：
冷战期间美苏的冲突主要是军事的，而今天中美的紧张局势主要是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因此很难直接比较。印度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并且有大量印度人留在美国，在科技领域工作，美国和印度在教育关系上是比较紧密的。关于伊朗，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有大量伊朗学生在美留学，但今天，如果伊朗学生想赴美学习STEM特别是核技术，美国是绝不会接收的。
当今是一个新时代，我们面临气候变化、技术治理等全球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只有全球人才流动和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提问六：
在各国针对AI等关键领域的规则制定日益严苛的背景下，未来各国应该如何设计人文交流项目，以平衡政策的限制？
西蒙：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对话。由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我非常坚信二轨对话的价值。奥巴马时期我们开展的中美创新对话中就设立了“专家组对话”，因为没有政治的干预束缚，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我们需要更多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并引入各类基金会提供支持。像之前宣布的“五年五万倡议”，美方政府拒绝指定对接机构导致推进困难，这就需要美国的民间组织或非政府机构（NGO）主动站出来承担这一对接职能，这样沟通机制才能真正运转起来。
四、主持人结语
肖茜：
非常感谢西蒙教授。清华大学一直致力于吸引各国的优秀青年人来学校学习，但在当前环境下在美国寻找合作伙伴确实十分困难。不过两国元首的持续沟通依然让我们对未来教育领域的交流抱有希望。
西蒙教授今天的讲座不仅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视角，还对当前的人文交往困境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给出了切实的建议。中美关系的发展极其依赖两国专家的交流，希望西蒙教授以及更多美国学者以后能常来清华探讨交流。再次感谢大家！
文字整理：贾先璇、毛楚天
校对：王洁
终审：肖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