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5日开幕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前总统特朗普正式成为该党2024年大选候选人，角逐美国第47任总统大位。由于特朗普基本盘稳固，政策主张具有高度煽动性和蛊惑性，其重新入主白宫的可能性不低，国际上的各种力量早已开始预做准备。
本期“封面话题”，由本刊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合作，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向读者呈现对特朗普一旦重新上台，美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些看法。策划这一话题，并非笃定特朗普必会当选，而是透过这种可能性，管窥美国内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不断深化的变局。这背后的逻辑在于，比预测谁输谁赢更重要的，是关注美国大选反映的政策问题。以下是第二部分：
——编者手记
嘉 宾：
达 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肖 茜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董 汀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宋 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石 岩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安 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美国全球治理责任的全面退缩
石岩：特朗普对全球治理和多边机制持怀疑、抵触甚至破坏态度，不会改弦更张将美国已不富余的资源投向全球治理，不排除再次“退群废约”，以“及时止损”，例如重估美国参与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机构的意义，探索以强化双边关系、小多边合作的方式对冲现有多边机制，减少美国在多边制度中的参与甚至威胁退出或直接退出。
特朗普对气候变化议程持怀疑和否定态度，首任期间美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清洁能源计划，以及推广化石燃料产业发展等，其重大政策转变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全球治理层面和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领导力。拜登上台后立即收回特朗普的相关成命，重启应对气变议程和向新能源倾斜的能源政策，计划根据《巴黎协定》所要求的自主贡献承诺，在2030年将美国碳排放总量减少到比2005年低50%至52%的水平，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2022年拜登政府促成《通胀削减法案》，提出一揽子国内气候政策，涵盖了从低碳制造业到清洁能源、电动汽车、“气候智能”农业和低碳氢等广泛领域。
特朗普若当选，其气变政策仍将植根于保守主义思维，基于国家经济和主权利益优先、能源独立、质疑气变科学共识、维护美国重化工业竞争力等信念。特朗普已扬言上任第一天就废除“扭曲且疯狂的拜登电动汽车授权”，批准被拜登暂停的新天然气出口码头项目，还斥责《通胀削减法案》是“史上最大规模增税”，将全力争取废除。
特朗普首任期间在白宫工作过、支持特朗普竞选的迈克尔·麦肯纳说，特朗普二任将迫使环保署取消对汽车、卡车和发电厂的污染规定，把《巴黎协定》作为条约提交参议院审批，因为知道它必然得不到通过。国际气变学术媒体“碳简报”（Carbon Brief）分析，如特朗普再次当选并推翻拜登的气候政策，到2030年美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05年仅下降28%，与拜登政府承诺的下降约43%的目标相差甚远，也即，美国的排放量到2030年将多出40亿吨。
2024年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发表演讲。这是拜登宣布退选并表示全力支持提名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她举办的首场竞选活动。
“特朗普冲击波”，中国或首当其冲
达巍：2024年美国大选的国际背景，是美国挑起的大国战略博弈更趋激烈，地缘政治冲突达到二战后最严峻程度，国际格局再度出现阵营对立的危险，世界经济整体疲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和裂解态势显现。无论特朗普和即将正式接棒拜登参选的哈里斯谁当选，其结果都将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对立、全球控制力走弱之势的加剧，与世界动荡分化趋势相交织、相汇合，产生更大“化学反应”，对中国构成新的复杂严峻挑战。特朗普若再度当选，将把美国内的民粹化、保守化浪潮和世界上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政策推向新的极致，给国际社会的稳定性、确定性、合作性造成破坏。中国作为美国当前最重要的战略对手，很可能不得不直接承受“特朗普冲击波”的首轮压力。
经过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的持续动员和操作，美国为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而把国家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进程已经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已经成为两党绝对共识，嵌入美国安全战略核心部。可以推定，无论2024年大选结果如何，美国都会坚持推进以战略竞争甚至是对抗为基调的对华战略部署，推动或者导致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脱钩断链，削弱中国发展势能，追求“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目标，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和西方价值主导力。当然，不同的政府，在操作上有不同特点和侧重：民主党政府将展现高度的政策连贯性，以所谓“有护栏”“去风险”为掩护，以科技封锁、军事制衡、盟伴调动为重点，诱导中国在其设定的战略竞争轨道里越陷越深；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新势力则会重新祭出关税战这个“先导性武器”，以更加凌厉、迅猛、单边的攻势推进对华极端竞争，甚至不惜制造激烈冲突，以迫使中方接招。
在特朗普团队和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是21世纪美国安全和增长面临的“最大威胁”。他们声称，是中国而非美国主动发起在安全、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冷战”；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问题不是方向，而是具体政策过于软弱，即仍试图保留对华接触，竞争的一面讲得太多、做得太少。他们坚信，不能错误地将管控对华战略竞争作为目标，而应更大胆、更有力度地追逐赢得战略竞争的“终局”。
特朗普一旦重新当选，由于共和党极可能同时拥有白宫、国会两院（即便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之一阻击成功，也将是微弱多数，制衡力羸弱）、最高法院和多数地方州领导权，特朗普本人也不再有连任压力，将有更大空间和势能，充分利用“全政府”方式，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调动联邦各机构，推进对抗性的反华遏华政策和措施。
特朗普竞选搭档万斯相信，美国遇到的一系列内部问题，包括产业空心化、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衰落等，背后的根本性外部原因是中国竞争力的崛起。万斯一再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坚定支持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要求欧洲担起援乌责任，以利于美国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中美贸易战可能重新降临
安刚：如果特朗普真的开启第二任期，判断中美关系在其重返白宫初期可能遭受的冲击，需优先关注经贸领域的动向，准备好迎接又一场“疾风骤雨”。
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挑起的对华关税战，分五阶段针对总额37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从10%至25%不等。2019年底，因新冠疫情暴发、美国内形势变化以及《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中方暂缓对美部分商品额外加税，美方第六阶段对总额1560亿美元贸易加征15%关税的计划不了了之。中方采取了五轮反制措施，针对总额1560亿美元的美国输华商品加征5%至25%不等的关税。拜登政府上台后，出于国内政治和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考虑，没有采取措施撤销对华强加关税的政策，但也与中方相向而行，对一些商品实施了豁免。国内有学术研究表明，几年下来，美国对华整体关税水平从2018年的3%上升到目前的19%，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则只增加了2%至3%；中国对美整体关税水平从8%上升到21%，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则从8%降到6.5%。贸易战导致两国贸易发生结构性变化，“脱钩”加剧，相互依赖减弱，也带动全球供应链重组加快进行。中国从美国的最大进口国和贸易伙伴降为第三大进口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美对外贸易额占比则从2017年的21%、2018年的15.6%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13%、2023年的11.6%。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排序也从2017年的美国、欧盟、东盟，变为2022年和2023年的东盟、欧盟、美国。
特朗普若重新上台，其重启贸易战的一种可能选择是，先对所有经济体进口商品的关税普遍调升10%，进而以大幅提高关税为要挟，找重点贸易伙伴谈判，要求对方减少贸易顺差。另一种可能是先拿中国“开刀”，完成2019年底未及实施的第六阶段加征计划，然后对中国商品平均关税水平分阶段加至35%～50%或60%，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加征更高关税。这将给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需结合两国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新特点进行专业推演。不难预测，在美国对其他国家关税水平没有明显调升的情况下，对华关税加到60%时，两国将难以进行正常贸易；如加到100%，中美经贸关系会陷入混乱，两国市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重新适应，此期间“脱钩”可能提速，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
特朗普科技政策秉持“自强”与“弱华”双重逻辑
董汀：特朗普政府首任的科技政策最少受到诟病，其治下的美国强调重视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数字经济、互联网联通性、生物医药创新、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振兴核能、太阳系探索等领域，现在看来抓住了“风口”，对世界科创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切，是以大国战略博弈为底层逻辑、中国为主要竞争对象的，而禁止政府采购中国敏感产品、全球狙击华为5G并断供芯片、逼TikTok出售美国业务、实施“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阻碍中美技术人员流动等措施，也正是在特朗普首任期间相继出台的。拜登政府修正特朗普时期的部分做法，加强了联邦政府在半导体、绿色经济等关键产业中的角色。特朗普、拜登政府均视中国为美全球科技领导地位的主要威胁，依据“自强”与“弱华”双重逻辑推进对华科技竞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5G技术穷追猛打，拜登政府则推进“小院高墙”，抓住芯片、光刻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对中国实施精准封堵，并以共同价值观为抓手，拼凑全球供应链联盟。
本次大选期间，特朗普尚未详细谈及科技政策，其竞选团队在施政议程中提到，“未来每个制造工厂、每个数据中心、每个半导体设施和装配线都应建在美国”。特朗普若重新入主白宫，其科技政策将重点鼓励投资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并在下一代网络、生成式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等领域争夺全球技术高地和标准制定的主导权。对华，可能利用过去两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市场激励机制和美国版“举国体制”之综合能力，重启“中国行动计划”，全面强化科技竞争，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和在全球范围内对前沿技术的垄断、对关键矿物的争夺将更为广泛、极端、尖锐，对自己“科技安全”的绝对追求也将步步升级。这有可能刺激全球科技生态发生更多改变，甚至催生“两个体系”。
肖茜：未来两到五年，恰是以人工智能为主赛道的新技术革命全面爆发关键阶段，通用大模型呈现呼之欲出之势，中美聚焦算法、算力的领先地位，在创新和应用平台上的竞争更加激烈。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阐述的执政纲领看，特朗普团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研发，特别强调其军事应用。大国科技竞争的本质是对未来的竞争，谁更能通过激发科技创新缔造更繁荣的未来，谁将获得更大的优势。同时，人工智能的不可控性和可能给人类带来风险的不确定性也为全球治理提出紧迫要求，美方在围堵中国和与中国合作管控高科技风险上面临两难选择。
罗伯特·莱特希泽（左）与罗伯特·奥布莱恩，曾分别是特朗普首任期间的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现均在特朗普竞选团队中发挥重要的决策参谋和政策规划作用。
军事安全方面的对华压力不会减弱
孙成昊：美国官方使用“印太”概念始于特朗普任内，他2017年访问亚洲期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称将关注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包括太平洋岛屿的各个角落。五角大楼同年推出“印太战略框架”，提出加强与地区盟伴国家关系，提高美国军事能力和存在，核心目标是制衡中国在地区拓展影响力。拜登政府2022年2月推出《美国印太战略》文件，设立军事安全、经济、基础设施、共同价值观等支柱，使之成为一项综合性区域战略，后又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AUKUS），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QUAD），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且明确“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目标。现在AUKUS、QUAD等小型盟伴圈呈扩大之势，日本、韩国、菲律宾、新西兰已经或正在加入或参与某些功能性合作。
美国的防务政策有着跨政府任期的连贯属性，“印太战略”亦是如此，其部署以干预台湾问题、西太海上问题为抓手，剑指中国，试图对冲、破坏我国经略多年建立起来的有利地区环境。但特朗普深知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和援助投放能力捉襟见肘，有可能让“印太战略”实施的重点仍回归军事安全层面，要求战略和军事部门就强化“第二岛链”提出更具体方案，以期集中有限资源实施离岸制衡、成本强加，实现遏华效果的最大化。
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曾公然接听蔡英文祝贺电话，随后连续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对美产品课以重税”“在南海建巨型军事设施”，显示出打“台湾牌”的意图。经我方坚决斗争有所收敛，并内部承认低估了中方反应。特朗普首任还坚持对台军售，2020年签署了深化“美台”关系、助台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台湾保证法”，美行政当局突破“一中”政策界限，派内阁级官员卫生部长访台。
本次大选期间，特朗普及其幕僚对台湾问题的表态相对谨慎，回避就中美在台海可能的冲突直接表态，但要台湾交“保护费”的思维相当清晰。在2023年9月17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中，当他被主持人问到“如果中国大陆入侵台湾，是否会向台湾派出军队”时说，“我不会那么说，因为一旦表态，我就泄露了底牌——只有愚蠢的人才会那么做。”主持人追问，“你会将武力护台的选项从桌面上拿开吗？”特朗普说，“我不会放弃任何事，不会。”《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如果他赢》披露，特朗普在接受该刊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了，而我总是拒绝回答，因为不想把我的底牌透露给记者。中国很清楚我的答案。他们必须明白，那样的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发生。我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尽管我想这样做，但是我不想向任何记者提供这样的信息，以免失去我的谈判能力。”在福克斯新闻2024年1月28日的早间节目中，特朗普表达了类似立场后，话锋一转说，“台湾确实夺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我们过去所有的芯片都是自己造的，现在90%的芯片都在台湾造……记住这点，台湾很聪明、很巧妙地夺走了我们的生意。”
特朗普首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今年5月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美国应向台湾释放更清晰信号，既加大军事支持，包括邀请台湾加入“环太平洋”军演，也要让台湾自身增加军费开支。
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无论是特朗普重新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都未必希望主动制造战端，但美国对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战略清晰”，将台湾问题“工具化”的方向不会改变，即便未来特朗普本人不这样做，其团队成员和国会也会这样做，力图将台湾问题更深内嵌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布局当中，利用炒作或者挑动台湾问题增强牵制中国的效果。在台湾当局方面，未来赖清德为赢得连任采取一些“明独”动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给两岸和中美关系制造大麻烦。
特朗普首任对南海问题并不关心，也不很了解，放任美国军方和国务院自行处理。美这一时期在南海政策上，放弃了对领土海洋争议持中立立场的原则，转向为菲律宾等声索国站台，同时自己直接跳上前台，以南海地区为离岸、近岸平衡实践场，加大“航行自由行动”和抵近侦察力度，推动南海军事化。特朗普若重新上台，其南海政策不会从美国的现有立场上后退，将从总体对华战略目标出发，继续赋予军方和国务院更多处理南海问题的自由裁量权。加之菲在仁爱礁、黄岩岛与我方激烈对峙已同其国内政治斗争深度纠缠在一起，有可能长期化。如对华强硬派执掌五角大楼，美方更可能加强南海问题的遏华工具属性，从而使中美发生重大意外冲突的风险始终处于高位。
2024年7月1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特朗普竞选集会枪击事件发生后，执法人员封闭现场进行调查。
备足“政策工具箱”
达巍：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有较大概率重临的“特朗普冲击波”很可能是下阶段中国不得不经受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备足应对各种风险和变化的“政策工具箱”。
过去数年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底层行为逻辑是，围绕不同问题针对中国和中国周边挑动是非，用设置议题和制造话术的方式给中国扣帽子，之后利用动员起来的舆论气氛出台政策、法规打压中国，试图把中国一步步挤入被动承受竞争、主动自我封闭的狭窄空间，增加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拓展影响力的成本。未来，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和中美战略博弈的升级，我方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自己的优先议程，坚定追寻通过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避免陷入恶性零和竞争和新冷战对抗轨道。
肖茜：须看到，在维护两国关系稳定性和合作面以及制约、挫败美方胡作非为方面，我们有较大的主动作为和正向操作空间。比如，特朗普若再次上任，其与国内建制派、自由派的矛盾必然激化，国内纷争会制约其施政能力。比如，特朗普反经济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将严重破坏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和世贸组织原则，我方反制关税战和发起多边诉讼并不孤单。再比如，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执政理念是反全球主义，重单边、轻多边，重化石能源、轻清洁能源，反对气变全球议程。我国应当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世界上发挥更大格局塑造力、议程引导力和规则影响力。
无论美国政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保持中美人文交流都是必要的。我们应当着眼美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继续推进人文交流，减少战略和政治分歧对民间交往的冲击，培育超越价值分歧的知相识、民相亲土壤。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与拜登会晤时发出了“五年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邀请，这对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推进落实。
孙成昊：美国试图将亚太地区的优先议程从经济发展扭转为军事安全，并将优势资源向此集中。周边和亚太是中国对外战略立足之地，也是中国全球影响力增长的主要辐射带。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与我方在聚焦经济建设、推进全面合作上有着共同的需要和利益，拒绝选边站队。我国应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框架建设，依托“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下更大力气做好合作共赢的“加法”，继续按照自己的重点和节奏深耕周边、经略亚太，构建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地区秩序。
在台湾问题上，我方大政方针是既定的，面对特朗普可能上台带来的不确定性，应继续以坚定不移的政策宣示和配套政治、军事行动予以应对。随着台海局势逐渐进入高强度战略博弈阶段，中美、海峡两岸在这一阶段的博弈结果，对未来中美及两岸关系的“终局”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南海问题是美国渲染地区矛盾、导演局部冲突的抓手之一。我方应对有关挑战需着眼于守护和平、发展、合作的周边环境，兼顾主权安全与睦邻关系大局的平衡，管控好与邻国的矛盾分歧，避免升级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对抗或冲突，不给美国在我国周边打入楔子、制造动荡与分化的机会。
安刚：无论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我们的对美政策目标都是既定的。诚如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与拜登会晤时所指出，“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同时，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希望两国做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无论美方谁在台上、政策如何调整，中美之间在战略和事务层面的对话沟通都应尽量保持，特朗普也不是不可塑，事实上其首任在一些问题上还是表现出“政策灵活性”的。
大规模、高烈度的贸易战很难产生赢家。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首次公开表示，他提前宣布将大幅加征关税，也是为了吸引对手过来同他接触谈判。特朗普还首次表态欢迎中国车企在美国投资设厂造车，“用美国的工人”。今年3月前往海湖庄园率先同特朗普会面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回国后接受记者专访时也透露，特朗普是希望同中方达成贸易协议的。我们要重视这些信号，稳妥谋策，同时，高扬自由贸易旗帜，在国际上积极行动，在国内坚持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在国际上争取最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与支持。对中企而言，提升自身抗风险力的关键在于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是个巨大环流，中国有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全产业链优势，有业已铺展开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美方想把中国排除出去就能排除出去的，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无视中国巨大和高效的制造业能力和广阔的市场潜力，我们的制胜法宝是供应链韧性。
董汀：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是维护我国科技发展的正常环境和步伐。美国与中国争夺科技领先位置的方式不是公平竞争，而是打压和排斥对手的霸权和霸道。我们需要尽最大努力，在增强短板的同时，坚持护住长板，保持与全球科技平台的融合，防止科技世界的分裂，唯此方可顶住美方打压，实现科技强国战略。中国拥有全工业体系和充足的基础研究动力，只要坚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抓住一切机会拓展和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坚决依托开放性的全球科技合作平台，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科技跃升的潜力不可能被封堵住。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和数字治理，以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争取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宋博：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不以任何一方意志为转移。特朗普若重新上台后可能对调解乌问题转持积极态度，也将为我方加强劝和促谈工作提供契机。俄罗斯是我国重要的邻国和战略协作伙伴，是富有战略纵深和善于应变的大国，无论美国内和欧安局势如何变化，我方从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增强对美博弈地位、扩大国际格局塑造力的需要出发，都应坚持深化中俄战略关系的大方向。
欧洲是世界多极格局构建中的重要一方，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之一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中欧在多极化、全球治理、文明多样性等方面具有较大共识与合作空间。欧方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机会，无意也做不到彻底脱钩。我方有必要在总体战略布局中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原则，维护和推动中欧关系总体稳定发展。
无论谁出任下届美国总统，美国与以色列及海湾国家的关系大概率会有所加强或改善。我方重在稳住2023年以来推动中东地区和平和解进程的外交成果，维护中国超越不同教派和阵营开展工作的有利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抓住各方在中东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影响力空间。
石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必须“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面对可能到来的疾风骤雨，我们宜超越双边关系，着眼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全球影响力的增长，把来自美方的阻力和压力转化为我们自身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广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更好建设“一带一路”、更主动推进经济全球化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引领作用的动力和助力。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应对气变的领导型国家。面对美国政策方向可能发生的变化，应坚持“3060”目标不动摇，稳步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的高质量协同发展；不断为全球气变议程注入“中国方案”“中国标准”“中国话语”，进一步站上国际舆论和道德的高地，提升全球治理引领力；与美方的专业和工作层乃至相关州保持对话合作，继续调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积极性，为适时恢复气候合作保留渠道。
本文刊载于《世界知识》2024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