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表示，当年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美国采取一系列“负责任的”军控与核威慑措施的“第一步”，此后各国将战略稳定问题与其他议题分割处理，在限制核风险方面开展合作，各国领导人还选择以更大核透明度缓解紧张局势，这些日积月累的举措构成当今世界核稳定、核安全的基石，然而这一基石正在被侵蚀。

沙利文说，国际社会正处于核稳定、核安全的“拐点”——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占领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暂停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并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同时研发新的核能力。沙利文指责中国“扩展核力量规模”，“拒绝核透明”，“不愿讨论战略稳定”。他还说，现存核扩散挑战不但近期无解，而且可能进一步升温，特别是“朝鲜加快核武器和导弹能力发展”，伊朗“加速进行铀浓缩”，都意味着全球核稳定、核安全基石出现“裂缝”。

沙利文声称，面对错综复杂的核形势，美国计划采取“更好”而不是“更多”的办法，包括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增强核工业基础韧性，加强高超声速导弹、网络和外空等非核能力建设，以提高威慑能力。美国还将在核问题上进一步强化与同盟的政策协调合作。为了扭转核形势“拐点”，沙利文提出双边和多边方案，包括美国希望与俄罗斯、中国开展“不附加条件的军控磋商”，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开展多边军控磋商，由美国主导制订新核时代规范，等等。

拜登政府的核政策已经明晰。尽管拜登曾被“宜居世界委员会”赞美为“终生的核军控旗手”，并在竞选期间就军控问题发表过豪言壮语，但美国政府在2022年底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清晰展现了美国在军控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的特点。大国关系、国际核安全形势以及地区防扩散问题的急剧变化迫使拜登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继续表态，沙利文此番演讲至少传递了三重关键信息。

第一，重申延伸威慑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大国关系的急剧变化势必牵动各国核政策，而大国核政策的调整又将冲击美国盟国对延伸威慑有效性和可信性的信心。无论是东北亚地区防扩散形势的升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僵局，还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亚大陆涉核事态的快速变化，美国在欧洲、亚太的盟国新增了诸多焦虑、躁动乃至拥核冲动。沙利文演讲的首要任务是安抚盟国：美国目前既没必要、也无打算扩展核武库规模，比任何国家都更担忧激进调整掀起大国核军备竞赛。因此，沙利文宣称美国要推进“三位一体”核力量、指挥控制系统、核工业基础的现代化，强调美国需要加强非核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为缓解盟国的焦虑，美国重申将就核问题同它们加强对话磋商。总之，美国既要稳定大国核关系，又要照顾盟国关切，试图实现多种动态的战略平衡。

第二，指责中俄挑战核秩序。沙利文将核稳定、核安全面临“拐点”的原因归咎于“俄罗斯、中国的政策行为”，再次展现出美国擅长批评他国却不愿进行自我反省的顽疾。国际核形势的急剧变化是客观事实，但造成变化的原因远非沙利文的话术这般简单。冷战结束以来，导弹防御问题一直是深深嵌入美俄核关系的“倒刺”，持续困扰两国核裁军进程。多年来，美国认定处于颓势的俄罗斯难作实质性反应，无视俄方关切，持续加强反导能力研发部署。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美国又动员欧洲各国一道对俄采取严厉制裁措施，试图彻底孤立俄，这进一步催化了双方相互敌意，俄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决定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显然是应对美欧压力之举。

沙利文对中国核政策的指手画脚更毫无道理。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美国在中国核力量规划问题上“猜盲盒”多年，几无准确的时候，现在又将对中国发展核力量的某些推测当成既成事实，基于某种假设指责中国，却从不反省自己。长期以来，美国不仅维持超大规模核力量，而且持续发展反导能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态更加暴露无遗。

第三，自塑“负责任大国”形象。沙利文在演讲中为化解核挑战提出的种种政策构想，在其自己看来已是最大限度的退让和克制，甚至是最“负责任的”举措了。美国还声称要引领多边领域的规则、规范制订，为新域新质的能力发展建立符合美国偏好的“护栏”。美国自塑和自命的“负责任”形象恐怕得不到多少人认可。在长期关注核问题及美国核政策的专家学者看来，美国的这些动议既没有多少新意，也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