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关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讨论越来越多：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核心理念是什么？会否一直支持特朗普？前不久，特朗普及其团队推出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好像在提醒世人别忘了他们所信奉的另一重要原则“美国优先”。

伴随着特朗普的崛起，“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被人们熟知和混用。当佐治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被逐出特朗普核心圈后坚称自己是“美国优先”派而非“让美国再次伟大”派，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两者大不相同。

简单地从词汇意涵分辨，“优先”更像是在同一个时空下对不同事务的取舍，其核心是，什么才最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再次伟大”则是在跨时空维度上将某一曾经的历史状态设定为需要重现的目标，其核心是，哪段历史才够格被当作必须复兴的目标。可以说，“优先”纠正现实，意在塑造选择；“再次伟大”否认现实，旨在回到过去。要知道，任何时候都有“优先”，而不积累一些历史经验又谈何“再次伟大”。

回看历史，“美国优先”表达出的是美国在成长过程中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烦恼。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一无所知”运动中形成的本土美国党将“美国优先”列为重要政见。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以“美国优先”来阐释国家所要坚持的“中立”。20世纪20年代，在“三K”党徒或推动限制东南欧移民立法的政客眼中，“美国优先”变成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最佳掩饰物。二战期间，美国国内曾短暂出现过一个充斥着本土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的组织“美国优先委员会”，它明确反对参战，甚至给人以反犹亲纳粹的印象。

相对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更像是历经世间沧桑后对于旧时光的某种执念。1980年里根代表共和党竞逐白宫，为凸显自己重振美国经济的能力，喊出“让我们来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共和党人已在非常娴熟地操作“狗哨政治”，他们不方便言说的极端主张都在“再次伟大”旗号下被包装成对过往的深挚怀念。讽刺的是，来自南方州的民主党人克林顿虽曾批评“再次伟大”即“狗哨政治”，但在准备1992年大选时也通过高呼“让美国在经济、教育以及社会意义上再次伟大”进行政治试水。从里根到克林顿，足以说明“再次伟大”叙事并非共和党人的专利，它可以是一党对另一党执政成效的彻底否定，也可以是对过去本党在某个执政期内所取得的业绩的追捧，目的都是刺激选民转身拥抱自己。

2015年6月16日，特朗普在正式宣布参选总统的公开演讲中，通篇渲染“让美国再次伟大”，却只字不提“美国优先”。直到当年11月10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宣泄“美国是世界经济受害者”的情绪时，才首次重申了“美国优先”：“美国人民需要一个能够告诉他们真相的政府和一个确保‘美国优先’的总统”。在随后开启的第一任期当中，特朗普经常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强调“美国优先”。为了平息国内建制派的批评，当时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官员还曾联名在自由派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辩称“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

由此可见，当特朗普反复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他想表达的只是对现状的不满，致力于实现的只是对民怨情绪的驾驭，而这些情绪中只有一部分属于“美国优先”。特朗普可以把自己做的所有事都说成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民众的怨气与失智给予他足够的操作空间。特朗普当然也希望把自己做的所有事都说成是为了确保“美国优先”，但什么才是真正“优先”的事却显然并非他自己就可以决定，特朗普受特殊利益集团驱使而推行的某些内外政策未必是“美国优先”执念的坚守者们可以接受的。

“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并不一定是绝对正相关的关系，但特朗普把两者放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张力。进入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明确了麦金利时代的美国才是“再次伟大”的目标，却让“美国优先”陷入难以界定的模糊状态。到底哪个美国才应当“优先”？是围在特朗普身边的科技新贵的美国？还是宗教色彩浓厚的中产白人的美国？抑或是蓝领中下层群体的美国？当“美国优先”在内政而非外交意义上被更多检验时，其中的分歧为“让美国再次伟大”所无法弥合。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美国优先”派崛起，很可能意味着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会加速裂解。毕竟，不同利益群体都希望自己所属的那个“美国优先”“再次伟大”起来。

本文刊登于《世界知识》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