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在中国学者、政策分析人士和媒体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总体而言，报告更像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全球战略优先级变化与对自由主义秩序深层不满交织的综合反映，而非一份能够单方面决定美国未来对外政策走向的行动蓝图。

特朗普政府2025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并非对既有政策的技术性修订，而是被认为体现出一种更加注重国内事务、更加以经济考量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取向。该战略反映出美国对联盟的态度趋于谨慎，在对外政策中弱化价值观考量，并在处理全球事务时更加强调交易性和结果导向。与拜登政府202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相比，新版战略体现出美国从自由国际主义向某种形式的保守民族主义的明显转向。这一变化构成了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一次重要调整，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外竞争本身。相反，这一战略更多体现为在国内与财政约束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美国对竞争的理解方式、优先排序和组织形式正在被重构。

在解读新版战略时，首先应注意到的是其政策正当性来源的变化。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联盟作为核心支点，强调民主国家应协调应对系统性竞争，并将维护国际秩序视为美国领导力的重要体现。相较之下，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更明确地将美国对外政策重心聚焦于更狭义的国家利益，并批评以往政策目标过于宏大、缺乏清晰的战略重点。在新版报告框架下，美对外政策被重新界定为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安全与产业韧性的工具，而非承担持续性全球秩序维护责任。美国外交决策正在转向一种以主权优先、成本效益与结果导向的模式。相应地，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也不再主要诉诸价值叙事，而更多建立在其回应国内选民期待与应对经济压力的能力之上。

第二个变化是美国对欧洲盟友的重新评估。在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始终被视为美国最不可或缺的联盟网络。然而，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在评估欧洲时采用了更为直接甚至尖锐的表述，尤其针对欧洲移民与人口结构变化问题。新版报告认为，欧洲不仅面临经济层面的挑战，还存在“文明被抹除”的风险，强调移民政策正在“重塑欧洲大陆”，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持续削弱。在此背景下，报告对欧洲国家能否继续作为可靠的军事和经济盟友提出了质疑。这反映出，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其对欧洲承诺的成本与收益，并体现出向某种“部分脱离联盟”的联盟中心化思维转变的趋势。这种转变可能在中长期内削弱跨大西洋政策协调的稳定性，导致此结果的核心原因并非对外竞争意图的减弱，而是美国选择优先考虑美国国家利益。

在对华与对俄表述上，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同样体现出明显的重心调整。与拜登政府以威胁为中心的表述不同，新版报告弱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加突出技术与经济领域的竞争，并避免将中国描绘为“生存性挑战者”。文件强调发展中美互利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并将经济领域界定为竞争的主要场域，重点关注贸易、供应链以及关键资源获取问题。关于俄罗斯，该文件没有将莫斯科列为威胁，而是强调华盛顿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恢复“战略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并未明确使用“战略竞争者”来指代中国。这更多体现为话语层面的调整，而非实质性政策转向，其目的在于重新校准竞争表述方式，转向更加交易性、以经济为导向的竞争框架。但对华竞争仍然是新版战略的核心内容，尤其体现在技术、贸易与供应链等领域，只是相关表述相对更为克制。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印度的定位同样出现转向，并与其对华、对俄政策的重新界定形成呼应。尽管印度在关税、市场准入等议题上始终对美国保持强硬立场，且在近期贸易谈判中并未作出实质性让步，报告仍明显弱化了特朗普政府此前对印度的批评语调，转而强调与印度开展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并重新提及拜登政府时期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种对印表述的回暖并不意味着美印关系正走向深化，而更多体现为一种高度工具性的战略考量。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特朗普政府将印度视为在中美竞争及地区安全议题中具备潜在杠杆作用的重要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访印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也进一步印证了印度在大国博弈中维持多向结盟、分散风险的长期取向。

此外，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全球治理议题的讨论明显降温。拜登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较为突出气候变化、全球卫生、供应链韧性以及多边合作等问题。相比之下，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不应受到国际机构的过度约束，也不应承担超出其核心国家利益范围的治理责任，例如在海外推动民主改革等。

与拜登政府以印太地区为战略核心、并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最重要的长期竞争对手不同，特朗普政府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将西半球重新界定为美国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区域。文件提出，应将更多外交、军事和政策资源投入美洲方向，以应对移民、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以及其所称的外部势力介入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门罗主义”的再阐释。美国“将阻止非西半球竞争者在本半球部署部队或其他具有威胁性的能力，或拥有、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资产”，并将这种做法描述为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力量与优先事项恢复。这反映出美国对战略资源受限状况的明确认识，并显示出其战略关注正在从单一区域重点，转向更具联动性的多区域竞争格局。

不应将美国对西半球的战略侧重简单解读为中国战略环境的整体缓和。一方面，美国并未从印太地区抽身，而是改变了其介入方式。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继续强调“第一岛链”的地缘政治意义，并突出台湾在其中的战略位置。同时，要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显著提高防务支出，强化自身军事能力，通过责任分担与成本转移实现以较低成本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美国并不寻求在西半球与中国展开正面博弈，而更可能通过加强监管审查、规则制定和叙事塑造，提高中国参与地区事务的政治成本。这种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可能压缩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空间，使其在对外合作中面临更为复杂的选择。同时，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将域外行为体影响力上升视为战略风险，指出“非西半球竞争者已在该地区取得显著进展”，并警告此类介入可能在经济上损害美国长期战略地位。在这一安全叙事框架下，中国在西半球的经贸合作、发展融资和多边参与，更容易被战略性解读为竞争行为。

美国战略重心回摆西半球并不会减轻中国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而是以更分散的方式重塑中美战略互动的空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正在从潜在的合作区域，转变为大国力量互动与制度影响力竞争的重要场域。对中国而言，该地区的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但其政策环境将更加复杂。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战略重心向西半球的调整，也与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系统性政策布局相交织。2025年12月10日，中国发布了第三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提出在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和开放包容基础上推进长期合作，并强调全球南方合作与共同发展。这一政策框架并非对美方战略调整的被动回应，而是中国在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背景下，围绕自身全球角色所进行的长期政策规划。尽管中方关注美国强化安全与执法措施可能对地区参与带来的影响，但相关挑战主要集中在投资审查、基础设施项目和监管环境等层面，仍然是可控、非对抗性的。

总体而言，美国战略重心向西半球回摆并非减轻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而是重塑了竞争展开的方式和空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正逐渐从以往并非中美战略竞争中心的地区，转变为大国力量互动和制度影响力日益突出的重要场域。对中国而言，在该地区开展务实合作的空间仍然存在，但政策环境将更加复杂，也日益受到竞争性叙事和监管审查的影响。这一变化意味着，中美博弈正在从以印太为中心的区域性互动，逐步扩展为更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与规则塑造竞争。

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不应被视为左右中美关系走向的决定性文件。它并不构成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也不足以触发中国对美政策作出根本性调整。尽管该文件在表述层面反映出美国战略重点的再排序，但其实际影响仍需结合美国国内政治、政策执行以及领导人决策方式加以审视。

该战略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国内多股政策力量在资源约束与政治现实下的妥协，而非一条稳定、可长期执行的对华路线。其中，至少可以识别出三种不同取向的政策力量。一是强调军事优势与威慑能力的安全鹰派，主张通过强化军事部署、联盟动员和威慑叙事，防止美国在关键地区丧失主导地位。二是以经济竞争和产业安全为核心关切的经济派，更关注关税、供应链、技术优势与市场规则，试图通过重塑经济关系维持美国竞争力。三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叙事的政治力量，强调成本控制、责任转移和交易导向，对长期国际承诺持高度怀疑态度。这种折中在文件中体现在同时回应美国国内不同力量各自最关心的问题，使得国家安全战略在实践层面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此外，应高度重视特朗普个人决策风格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执政方式偏离制度化、程序化的政策制定路径，更倾向于临时应变和交易式操作。单纯依据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推断未来对华政策走向，既可能高估其约束力，也容易忽视政策执行中的波动性。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反映的战略调整对中国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经济与技术领域的竞争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台海方向的误判风险以及危机管控机制弱化的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美国在资源受限条件下，逐步淡化对维持全球霸权的明确承诺，转而强调更具选择性的区域优先顺序，这一调整可能重塑全球竞争的整体格局。美国对全球事务参与方式的变化，可能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阐述自身发展道路与治理理念提供更大的外交与话语空间。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变化或将提升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政策叙事的接受度，但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或影响力的简单转移。

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并非中美关系的拐点性文件，而更像是美国战略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其既反映出中美之间竞争压力的持续存在，也暴露出美国对自身全球角色定位的内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