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万黛：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导语：9月3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万黛在Fact Hunter网站发表英文文章Does the “Apple Supply Chain” Still Need China in 2025?（2025年，“果链”还需要中国吗？），现将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近期，苹果公司加速将供应链向印度、越南等地转移，并响应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有观点声称“印度将替代中国，成为苹果全球供应链新的核心”。在地缘政治摩擦与市场格局变化的背景下，相关讨论往往夹杂情绪化解读。本文基于客观事实与产业分析，梳理苹果供应链调整的真实路径与底层逻辑，指出所谓“外迁”更多是一种风险管控的增量举措，而非对中国制造体系的替代，旨在澄清误解、还原“果链”与中国深度共生的现实关系。

社媒热议：印度将成为新“核心”？

2025年5月27日，名为“China Observer”的账号在YouTube平台上发布视频称，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苹果全球供应链的新核心。该账号拥有超过76万粉丝，该视频累计观看量超过13万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社交平台X上约有15至20篇帖子认为印度将在苹果供应链中取代中国，重点聚焦美国市场转移以及印度产能份额上升。这些帖子共获得数百万次观看及上万次转发，引起广泛讨论。讨论高峰出现在美国关税政策发布和出口数据公布等关键事件时，尤其是强调苹果供应链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帖子，更引发线上对这一议题的关注。

事实核查：“果链”仍离不开中国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苹果供应链”中的角色

评估中国未来角色，首先必须理解过去二十年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中国对于苹果而言，从来不是简单的离岸外包基地，而是一个通过数十年时间共同构建的、深度“共建共生”的制造生态系统。苹果不仅接入了中国的制造体系，更深度参与了这一系统的升级与塑造。苹果投入巨大资源，在华培训工人、引入先进工艺、搭建现代化产线，并与比亚迪、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科技等中国本土龙头企业形成高度紧密、反应极快的合作网络。这个被称为“中国果链”的体系，是一个集零部件供应、精密制造、质量控制和高效物流于一体的高度整合体。根据苹果发布的2023财年供应商名单，位于中国大陆的供应商数量占比高于美国和日本；187家主要供应商中，多达157家在中国大陆设有生产设施。这个被称为“中国果链”的体系，是一个在规模、效率、灵活性和整合度上都堪称极致的生态系统，是苹果产品得以实现快速创新和全球交付的基石。

第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库克曾表示：“我们早就意识到，将所有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的风险太大，因此我们逐步开辟新的供应来源。”中国政策的变化、劳动成本的上涨以及国际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促使苹果必须推动供应链多元化。

第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高额关税是苹果调整战略的重要推动因素。虽然消费电子产品暂时豁免于这些关税，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为减轻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损失，苹果决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印度等国家，从而减少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

第三，苹果还面临来自中国市场份额下降的压力。根据市场数据，2024年苹果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7%，其市场份额降至15%，远远落后于华为和Vivo等国产品牌。

尽管当前存在分散化趋势，但多重证据表明，中国在“果链”中的核心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无法被替代。

一方面，中国拥有印度等国目前无法企及的成熟产业生态和深度整合的供应链。印度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仍不成熟，目前主要扮演“终端组装者”角色，尚未触及价值链核心环节。其生产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企业规模偏小、缺乏资本支撑、基础设施存在差距、产业配套生态不成熟，且劳动法限制了生产效率。最关键的是，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如芯片、传感器、显示屏）。如果中国发生供给波动，印度当前不具备相应的产能、规模与速度来应对。作为行业竞争对手的三星和摩托罗拉，在印度扩张速度和规模也远不及苹果，表明在印度建立成熟供应链存在系统性行业挑战。印度的制造能力在深度和广度上均与中国存在代际差距，需要长时间耕耘才可能初步成型。

另一方面，对苹果而言，在印度和越南的布局更多是一种风险分散的“补充策略”，而非“替代方案”。苹果的印度战略代表着复杂的风险管理，而不是放弃中国。规模差异极具说服力：根据Tech Wire Asia的数据，即使到2025年底，印度可能达到苹果手机总产量的15%-20%，而中国仍将占据大部分。据The Times of India报道称，行业分析师预计到2027年印度承担约26%-30%的产量，但因为印度人均收入较低，其国内市场潜力远远不及中国。苹果的最终目标更可能是形成“中国一半，印度一半”的共存格局，以实现供应链韧性。

库克作为精明的商业领袖，其策略是在地缘政治压力下寻求平衡，而非彻底转向。为保持对特朗普政府友好的一面，库克进行大量游说和投资承诺，成功为苹果争取了关税豁免。例如，库克2019年成功为苹果争取到Mac Pro部分组件的关税豁免，尽管特朗普曾在推特上要求苹果将生产迁回美国。库克通过强调高关税将使三星等竞争对手受益，最终为苹果争取到了豁免。2025年，特朗普政府计划对半导体产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库克通过展示苹果在美国的投资承诺，成功为苹果争取到这部分关税豁免。这表明，苹果的供应链决策深受政治环境影响，但最终落脚点仍是商业可行性和全球战略的平衡。

苹果是一家追求极致效率、质量和利润的公司，其决策基于冷静的商业计算。苹果对印度的投资是谨慎且渐进的，反映了实际限制和战略思维。苹果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构建的、具有巨大效率和规模优势的制造体系，除非其他地方能提供综合性价比更高的解决方案，而这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未来前景：“中国+”的共存时代

未来前景将是持续共存，而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印度不会取代中国，而是作为其“补充”，为苹果提供谈判筹码、后备产能，并向市场发出“供应链多元化”的信号。苹果的投资轨迹也支持这一点：它在美国、越南、印度同时投资，这是一种多枢纽战略，而非简单的从中国到印度的迁移。即使组装地点发生变化，苹果手机背后数百个组件的底层供应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与中国制造商深度整合。

苹果的制造业转移叙事需要被重新定义：这并非一场与中国“脱钩”的竞赛，而是一场在深度依赖基础上构建韧性的战略调整。其多元化战略的成功，不应以印度能否完全取代中国来衡量，而应看其是否增强整体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中国与苹果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深度共生关系，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和结构性依赖。因此，“果链”不仅还需要中国，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依然需要以中国这个成熟、高效、创新的制造生态系统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