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以下简称“白宫国安会”）是美国最重要的联邦安全与外交政策协调机构。自1947年设立以来，白宫国安会历经多次调整，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三级决策架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届白宫国安会的运作都深受机制自身演进、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共同影响。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正式决策的功能遭削弱，幕僚更多承担事务性工作，而非聚焦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逐步沦为“办事机构”。

2025年3月11日，美国、乌克兰高级别代表团在沙特吉达举行会谈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左）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兹共同会见记者。两个月后，沃尔兹被解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由鲁比奥兼任。

自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总统幕僚班底，逐渐在总统权力和制度化建设之间找到平衡，成为白宫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白宫国安会完成初步探索，实现制度化转型，艾森豪威尔推动其设立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并正式确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使之形成较为规范的决策与执行流程。

在从肯尼迪到里根执政的20余年时间里，白宫国安会的职能历经反复调整。肯尼迪削弱白宫国安会的机构化安排，强调灵活性和紧急、临时决策功能，导致其协调力不足。尼克松时期，白宫国安会在基辛格带领下超越国务院成为外交战略中枢，但其运作高度依赖总统本人。里根时期的白宫国安会则因决策体系改革和总统助理频繁更迭以及总统本人疏于问津而陷入混乱，在“伊朗门事件”中只跟在国务院、中情局身后发挥辅助作用，既无法进行长期战略规划，也未能有效协调各方利益。

冷战后期，老布什和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推动建立由部长级、常务副部长级和政策协调委员会组成的三级架构，重建白宫国安会的制度化和层级化运作。这种模式强调集体协调与流程化管理，既避免过于总统个人化导致的弊端，也增强政策制定的系统性。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则分别根据自己执政期间的国际形势与美国国情特点，调整白宫国安会所设部门及其涵盖区域方向。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白宫国安会虽延续三级委员会架构，但受核心幕僚频繁变更和总统决策方式影响而遭边缘化，甚至一度陷入“瘫痪”。拜登时期，白宫国安会在沙利文的领导下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扮演对外决策协调的枢纽角色。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对内阁和幕僚强调“忠诚优先”，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的同时掌控更为其提供了较大政治行动空间。因此，特朗普的个人执政风格愈发鲜明，不仅对长期战略规划不感兴趣，还偏好依赖直觉和“小圈子”做决策，不愿依靠白宫国安会等协调机制。由于总统是左右白宫国安会兴衰的最直接因素，白宫国安会的职能在特朗普2.0任期开启后不久即开始萎缩。布热津斯基曾在1987年撰文感叹白宫国安会面临“中年危机”，现在其可能正在迎来“老年危机”。

不同于传统建制派总统，特朗普厌恶庞杂的官僚体系，认为白宫国安会过于臃肿，严重制约决策效率，将其工作人员从约350人裁减至150人，还裁撤了若干下设委员会，并要求部分借调人员返回原工作部门，通过“瘦身”减少决策层级、简化中间环节。这种“极简主义”使得白宫国安会逐渐丧失战略协调和政策统筹的核心地位，转变为执行总统既有想法的办事部门。

今年5月，特朗普把沃尔兹作为五角大楼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群聊泄密事件的替罪羊抛出，解除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务，改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同时由国务卿鲁比奥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鲁比奥由此成为基辛格之后第二位同时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理和国务卿两要职的官员），还让副总统万斯的国家安全顾问贝克和总统的长期政策助理加布里埃尔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意味着白宫国安会结束“自下而上”的传统运作模式，其提出的政策建议无需再经过多层筛选与审议才提交至部长级官员，而是只需“从上到下”推动落实总统决定即可。

至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决策体系中的实际运作与正式程序更加背离。尽管白宫国安会仍保留部长级委员会、常务副部长级委员会和政策协调委员会三级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特朗普更多依赖鲁比奥、财长贝森特以及中东特使维特科夫等“小圈子”核心人物，不愿听取来自正式机制的建议，白宫国安会决策的流程也就沦为制度“门面”，真正的决策往往通过临时性和非正式路径产生，比如，在乌克兰与中东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绕过白宫国安会直接启用私人特使处理相关事务。

70余年的历史表明，唯有在总统重视且主要幕僚能恰当履职的情况下，白宫国安会才能真正发挥统筹协调国家安全战略的功能，特朗普对其进行的边缘化改革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偏好，而是与美国右翼长期以来对官僚体系膨胀、财政负担过重的不满高度契合。虽然特朗普被美国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痛批缺乏“大战略”，但其将白宫国安会“去功能化”作法的负面效应尚未完全显现，而美国在关税博弈、施压盟友等方面凭借“交易思维”和“强硬手段”已取得的“早期收获”却赫然摆上桌面，这将进一步强化特朗普坚持个性化决策风格的动力，并进一步削弱白宫国安会的活力和作用。

白宫国安会等正式机制被持续削弱，可能使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更依赖少数高官的主观判断，增加战略误判风险。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折射出美国对外决策中的理性基础正不断萎缩，情绪化与个人化色彩持续增强。未来无论谁出任总统，美国都将面临更复杂的国内政治僵局和更严峻的外部安全挑战，在效率优先的压力下，总统更难心平气和地等待耗时费力的正式决策流程，将更加倾向于“私人订制”和“快刀斩乱麻”的决策模式，制度性风险势必随之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