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4年大选是美国政坛在新冠疫情之后的首次全面重大洗牌，其结果将影响未来二至四年美国的重大内外议程。过去一年多来，2024年大选从拜登与特朗普两个老人之间“二次对决”的确定性开启，经历了众多不确定性，最终演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新老对决”，凸显了特殊性。无论谁最终当选，美国政治都将迎来新的观察起点。
2024年10月11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举行竞选集会。图为集会现场特朗普支持者手上的纪念戒指
关键州与少数族裔此次大选的关键摇摆州集中在三个地区：美国中西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如此的“三足鼎立”格局大约始于2016年大选，在2020年大选民主党同时拿下佐治亚和亚利桑那这两个分别在所属地区选举人团数最大的州之后更为突出。在本次选举中，佐、亚两州也是哈里斯相对于拜登显示出自身竞选潜在优势之所在。
按照2020年全美人口普查结果，中西部人口相对下降，南方特别是“增长南方”各州人口激增，因此未来中西部各州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将会持续缩小，美国完全有可能重回政治学家V·O·基笔下的“南方政治”时刻。
如果说各州人口规模的变动决定着美国国内政治力量流动的总体方向，那么人口自身构成的变化也就决定着各州在获得更多政治力量后的可能倾向。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与四年前相比，在美国选民总体增长3%的情况下，拉美裔、非洲裔、亚裔分别实现了12%、7%、15%的更高增长率，人口占比分别达到了14.7%、14%、6.1%的空前规模。人口或选民结构的多族裔变化也直接强化了南方各州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说与“南方政治”的回归同频共振。
那么，族裔多元化驱动下的“南方政治”是否必然对强调身份政治的民主党人有利？还是会因为经济利益和宗教价值观等原因而转向共和党？近年来，少数族裔特别是男性少数族裔呈现出更多转向共和党的态势，又该如何理解？会否形成深刻改变两党政治族裔构成的趋势？这些问题可能会在2024年大选中得到回答。换言之，民主、共和两党在今天如何动员南方关键州，最终又在南方关键州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将成为判断它们未来如何应对新的政治版图的风向标。
初选制与政党衰败今年7月，走完了全部50个州和多个属地的初选程序、在挑战者的陪跑下赢得了本党初选的拜登，无法抵挡住本党政治精英的恐慌，最终不得不宣布退选。在本党无人愿意担下重任的情况下，副总统哈里斯自然而然地披挂上阵，接替拜登迎战特朗普。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两党共同接受以初选方式来确定本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哈里斯成为首位没有参加初选就获得提名的大党总统候选人。这显然发出了初选制度失灵的信号。再进一步讲，如果哈里斯当选，初选制度将被宣布彻底失败。
无论2024年大选结果如何，两党在2028年时极有可能会针对总统候选人乃至其他重要职位候选人的初选提名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在2024年败选的一方，更有动力彻底改造初选制度。而在2016年大选后，民主党曾回应人们的诟病，对“超级代表”制度加以限制，今年又调整了各州初选投票顺序，下一次改革将更可能涉及核心规则并触及政党生态——当然，难度也会更大。
必须看到，这一次并非民主党头一回绕开初选制度。在2020年大选初选期间，拜登先是在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内华达三州皆输，后在南卡胜出，旋即成为民主党精英的中意人选。随后多位民主党参选人退出初选转而支持拜登，凸显了民主党政党机器在幕后的整合协调。发生这样的情况完全是因为民主党对特朗普极度恐惧，不得不绕开民意，选择一个当时在他们眼里能够战胜特朗普的人。四年后，秉持同样逻辑的民主党精英否定了已走完初选程序的拜登转而选择哈里斯。这种从选民投票返回精英主导的制度退化，所展现的是优绩主义的应有标准彻底让位于赢得选举的迫切需求。换言之，当一个政党面对选举时所考虑的唯一目标就是胜选，而不怎么考虑应如何执政时，政党政治本身的衰败就变得无所顾忌、难以挽回。
2024年9月24日，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进行全国大选提前投票。
司法政治化与总统制自2023年初开始，宣布再次参选的前总统特朗普相继迎来了四桩刑事起诉，一度给外界造成美国司法分支将直接插手总统选举、甚至阻击特朗普竞选的印象。随之，司法政治化也成为热议话题。
从后续发展态势看，司法政治化的现实显而易见。试想，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败选后就偃旗息鼓、卸甲归田，那么针对他的刑事起诉再多估计也不会走向判决。这些看似捍卫所谓正义与公正的司法调查和起诉，明显是缘起于也服务于政治攻防战的。与此同时，被卷入或被要求发挥作用的司法分支还是最终选择了避开锋芒，不去承担绕开选举环节来做出政治决定的重大历史责任，而将所有判决或量刑不约而同地推迟到选举投票日之后。
不过，选前没有影响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件就将一笔勾销，悬念仍在。试想，如果特朗普当选，11月26日这位当选总统又将面对“封口费”案怎样的量刑？一旦出现被要求限制人身自由的刑责，对一位可在任期内被暂时豁免服刑但又无法赦免自身刑责的总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未来四年会发生众多前所未有的历史场面？
1974年福特从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尼克松手中接过总统权杖后快速赦免了自己的前任，旋即被批搞“肮脏交易”，但随着时间沉淀，福特此举在今天却又被历史学家评价为“挽救了总统制”。而今，以司法手段来阻击特朗普的做法，无疑于是用更极端的手段回应极端，以可能给美国政治框架带来更大破坏的方式来回应破坏。或者说，当民主党人不断咒骂特朗普的“极端”与“激进”时，他们自己也在同步极端、激进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美国两党政治是互塑、互构的，任何一方都是对方的镜像，没有谁是真正的无辜者。
代际更新与政治周期两党在2024年大选中的争夺也明显关乎代际更新。7月15日，特朗普宣布选择“80后”万斯作为竞选搭档，当时拜登还在坚持要继续选下去。特朗普的这一选择，或许喻示着他要推动共和党在政治精英代际上实现相对于民主党的“弯道超车”。7月21日拜登宣布退选，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将火炬传递给新世代”。60岁的哈里斯接替82岁的拜登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民主党的选情，但无论相对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自身而言，她带来的代际更新都非常有限。
特朗普对万斯的选择的确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批评，但却也在悄然刷新历史纪录：特朗普比万斯年长38岁，年龄差大于1856年布坎南总统与时年36岁的“美国史上最年轻副总统”布雷肯里奇之间的30岁。这就意味着，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2028年时1984年出生的万斯都有较大概率成为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竞争者，从而使共和党的总统政治在代际上从“40后”跨越到“80后”。相比之下，哈里斯只是在16年之后重复了奥巴马的“60后传奇”，其带来的代际更新效果总体上仍慢于共和党。
关于两党代际错位的现状，或许可以解释为：2008年“60后”奥巴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当选总统，打乱了原本“40后”竞争和“50后”上位的态势，直接导致民主党在奥巴马即将卸任的2016年，不得不再次推出“40后”总统候选人，直到“40后”拜登让位给“60后”哈里斯。相比之下，“40后”特朗普在2016年的崛起及其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改造，反而为“70后”“80后”进入共和党政治轨道并借助“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力量快速跻身要职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推进了共和党的代际更新。不过，如果共和党的总统政治在代际意义上快速跳跃到“80后”，又会不会重演类似奥巴马那种提速后再倒车的情况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视角。
观察者们期待，2024年大选能给判断2016年以来的美国政治周期走向提供一个关键支点——2020年大选因疫情原因未能形成这样的效果。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2016年以来的美国政治将进入一个“温和保守派周期”，共和党可能长期主导华盛顿政治；如果哈里斯当选，恐怕仍难以判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周期，或者至少到2028年前不会有一个明确政治倾向的次周期出现，也就难以对未来走势做出有效判定。
纵观美国政治，可以说没有奥巴马，就不会有特朗普。这十几年的变化也是两党互塑的过程——奥巴马时代推动了身份政治和进步主义议程，特朗普时代也就“横空出世”并以其代表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保守倾向加以回应。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共和党可能完成“特朗普化”，民主党相应更紧密地拥抱“身份政治”，两党分别更加极端化，但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如果哈里斯当选，会不会在共和党内引出一个更极端的特朗普？若真是这样，美国政治将持续激烈动荡下去，两党将进一步同步不同频地走向激进和极端。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又将意味着什么？整个世界都密切关注着。
本文2024年11月2日首发于“世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