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共和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民主党维持国会参议院多数、两党在州长层次更加平衡的结果落幕。本次选举仅实现了部分符合历史经验的有限的民意回摆，经济通胀议题对民主党的负面影响被堕胎权争议部分稀释，而前总统特朗普的高调介入也缓解了拜登政府执政不佳对民主党选情的拖累。本次中期选举之后形成的“分立政府”将推动国会众议院两党领导层的变动，反映出两党政治在区域主义意义上的发展趋势，并为2024年大选周期拉开帷幕。本次中期选举将对拜登政府内外政策形成较大影响。在国内政策议程被阻碍或修正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可能更加急于寻求在对外事务上展现领导力。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党主导的白宫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的共同参与极可能导致当前分歧的复杂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关键词
美国政治 选举 2022年中期选举 拜登 特朗普 分立政府
2022年11月8日，美国举行了新一轮中期选举，全部435位国会众议员及6位无投票权代表中的5位、35位国会参议员、36个州的州长以及其他州与地方层次的选任职位进行了改选。本次选举是2020年大选以来美国政治的首次全国性洗牌，其过程与结果对预判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政治走向、预估拜登政府未来两年内政外交议程都具有指标意义。就过程而言，经济与通胀压力、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争议性判决乃至特朗普的背书及其深陷的各项调查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交互发酵。就结果而言，本次中期选举总体上出现了极为有限的民意回摆。在国会层面上，共和党时隔四年重返国会众议院多数，但其赢得席位规模未达预期；民主党以51席比49席保持了国会参议院多数。在州长层面上，民主党略显优势，共和党选前占优局面有所弱化。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场两党相对势均力敌、各有斩获的中期选举？到底哪些因素是影响本次选举走向与结果的主要因素？此次选举预示着民主、共和两党乃至美国政治的哪些方向？选举产生的“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又将给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议程带来何种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做出一些初步回答。
一、2022年中期选举选情
从静态的选举周期结构看，2022年中期选举在不同层面上对两党各有利弊。在国会众议院层面，民主党在选前以220席比212席占据多数，全部改选意味着两党的开放竞争，民主党作为守方有更大压力。在国会参议院层面，2022年改选的是“第三组”(Class 3)的34位参议员以及因在任者提前退休而补选的俄克拉何马州的另一个席位，共计35席。其中21席为共和党人，民主党只占14席，这也决定了共和党的更大不确定性。在州长层面，36个换届的职位中，共和党20个、民主党16个，共和党也面对更多挑战。
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的国会众议院选区重划也为本次选举带来了新变化。按照新数据，得克萨斯州增加了两个国会众议院席位，科罗拉多、佛罗里达、蒙大拿、北卡罗来纳以及俄勒冈等五州各增一席，而加州、伊利诺伊、密歇根、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以及西弗吉尼亚等七州各减少了一席。增加席位州中倾向于共和党者较多，而减少席位州多为民主党州。换言之，至少就短期效应而言，新选区划分对共和党略显得利。甚至有观点直接预判，共和党可从新选区划分中新增最多8席，足以夺回国会众议院多数。由于总统大选时各州选举人团票数是该州国会参众两院议席数量的总和，得克萨斯、蒙大拿等共和党倾向州也增加了选举人团票，同样对共和党的总统竞选利好。
面对各有利弊的选举周期结构，两党政治人物也做出了不同选择。在国会众议院层面，民主、共和两党各有29人和17人不再连任，其中直接退休而非竞选其他公职者分别为21人和12人。直接退休的民主党人包括了预算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以及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House Transportation & Infrastructure Committee)的三位现任主席以及民主党党团指导委员会的一位联席主席，这也部分反映了民主党对选情预期不高。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2018年中期选举中时任共和党籍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的自动退休，现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仍坚持参选，旨在尽力提振选情、放手一搏。在国会参议院层面，7位不连任者中只有一位民主党人。佛蒙特州民主党人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亚拉巴马州共和党人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以及俄克拉何马州共和党人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分别在任48年、36年及28年，年届82岁、88岁及87岁而选择退休。密苏里州罗伊·布伦特(Roy Blunt)、北卡罗来纳州理查德·伯尔(Richard Burr)、俄亥俄州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帕特·图米(Pat Toomey)等四位共和党人因不同理由而放弃连任，增加了共和党保住关键席位的难度。在州长层面，20个改选的共和党州长中4人因任期限制而无连任、1人退休；16个改选的民主党州长只有3人因任期限制而不连任，无人退休。总体而言，两党政治人物在选举周期约束下的选择并未明显强化民主党的劣势，反而为共和党的翻盘增加了难度。
就选举结果而言，共和党虽然在国会众议院翻转为多数，但总体上并未实现重大胜利。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以222席比213席超过民主党占据多数。相比于第117届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仅净增9席，同时也实现了9席的多数优势。如此增幅不但远远不及2010年共和党夺回国会众议院时的斩获(64席)，而且也远低于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重返国会众议院多数时所增加的41席，甚至是第63届国会(1913 ~ 1915年)众议院确定435位议员规模以来通过中期选举中转为多数党所获得的最小规模的席位增幅。这就意味着，共和党在本次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虽然获得多数，但却丝毫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所谓“浪潮感”。具体而言，共和党有限斩获席位的各州分布呈现出一定集中趋势，即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分别贡献了最多的4席和3席。纽约州4个席位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驱动因素被认为包括新选区划分压缩民主党优势、民主党内部建制派与激进派分歧加剧、选民对治安问题关切上升以及相当比重的正统派犹太裔(Orthodox Jewish)选民在对以色列政策以及宗教教育等方面对民主党政策不满等。而佛罗里达州则是继续强化了近年来共和党持续得势、民主党涣散内斗的态势，不但表现为现任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的高票(59.4%)连任，而且还呈现了美国内战以来佛州州层次官员再无民主党的压倒性局面，预示着佛州在两党政治版图中可能的定位转变。反观民主党，新增的6个席位所在选区多包含城市及城郊，且3个位于中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对温和派选民以及在中西部重建优势的趋势。此外，民主党人玛丽·佩尔托拉(Mary Peltola)继8月补选胜出后又以更高得票成功连任阿拉斯加州唯一的国会众议员，成为该州将近50年来首位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于这一突破除阿拉斯加州首次使用“排序选择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方式、共和党内部分裂等原因外，是否预示着该州在两党政治维度上的微妙变化，值得关注。
在国会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达到了51席，即摆脱了因可打破僵局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为民主党人而可继续维持的国会参议院“最微弱多数”。其中，民主党赢得了原本共和党占据的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席位,但由于在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在任者票数领先但未过半则需要在2022年12月6日进行第二轮投票。并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了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的席位。
值得注意的是，继续维持了佐治亚州一席，民主党将会在新一届国会参议院中以51席比49席维持并强化多数地位。这是1913年国会参议员直接选举以来总统所在党在中期选举中所掌控国会参议院席位的第7次增长，也是继2018年中期选举后又一次出现某一党在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时却在国会参议院维持并增长多数规模的值得玩味的“矛盾”状态。
在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不但赢得了原本就属于自由派势力范围的马里兰和马萨诸塞两州的州长选举，而且还夺回了具有指标意义的亚利桑那州州长职位；共和党在内华达州战胜了民主党在任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在任州长在密歇根、威斯康星、堪萨斯以及缅因州顺利连任成功。前两州重申了民主党在中西部的重建优势，而后两州特别是堪萨斯州的胜利则说明了民主党温和派因势利导、采取中间路线的成功。
二 、影响中期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
通常而言，中期选举是在任总统的“期中检测”，2022年中期选举则被认为是针对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人执政业绩的一次民意测试或“公投”。就国会等选举结果而言，本次选举实现了部分符合历史规模的优先民意回摆。通胀议题对民主党选情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堕胎权争议稀释，而特朗普的高调参与与跃跃欲试也部分弱化了拜登执政不佳对民主党的拖累，这些因素都明显约束了民意“钟摆”的幅度与节奏。
(一)民意的有限回摆
从历史经验看，中期选举往往对总统所在党不利，即总统所在党往往会在国会一院乃至两院减少席位甚至失去多数地位。其原因在于，在两年前大选中投票支持总统及其所在党的选民往往更易表现出其对总统及其所在党执政的不满，从而在中期选举中出现更多回摆到支持另外一党的所谓“钟摆效应”。基于已知的历史数据计算，1934年到2018年的22次中期选举当中，总统所在党平均在国会众议院失去27.5个席位、在国会参议院失去3.59个席位。其中，总统所在党只有三次在国会众议院增加了席位，即“大萧条”与“新政”背景下的1934年、共和党强推弹劾党争引发选民不满的1998年以及“9·11”事件背景下的2002年。换言之，除非中期选举期间发生了严峻危机、经济利好或对手政党重大政治失败等情况，总统所在党往往会表现不佳。
从这些经验出发，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重返多数，应该符合了民意回摆的总体方向，但其优势较小即幅度极为有限，应该说与本次选举中的某些特殊情况有关。显而易见，关于堕胎权的争议性判决以及特朗普的高调参与与跃跃欲试都在本次选举中对民主党选民甚至中间选民构成了具有足够影响的“局部危机”。虽然不足以达到帮助总统所在党维持更多席位甚至维持多数地位的量级，但这种“局部危机”却足以阻碍或约束民意钟摆的幅度，压制共和党的周期性优势。从出口民调看，与2018年中期选举相比，更多共和党支持者表达了对共和党的支持(从75%到87%)，但民主党支持者同样增加了对民主党的支持(从79%到90%)。同时，持有温和立场的中间选民中有56%支持了民主党，共和党为41%。这也能说明，民主党选民仍然在本次选举中被有效动员，且中间选民也并未倒向总统所在党的另一面。
(二)通胀压力与堕胎权争议
通常而言，中期选举往往以美国国内经济、就业、民生等为关键议题。就本次中期选举而言，2022年美国所经历的1981年以来最严峻的经济通胀及其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显然成为关键关切。但必须承认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针对“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案做出的直接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即全美范围内堕胎合法化的判决也引发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堕胎权争议随即上升为本次选举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按照出口民调显示，31%的投票选民认为通胀最为重要，而认为堕胎权是其做出选择最关键因素的也有27%，两者基本并驾齐驱。
对经济与通胀的关切和担忧，总体上对拜登及其民主党不利，共和党也操作所谓“拜登通胀”等表述，企图将更多选民的不满转换为对民主党的“惩罚”。从出口民调看，在将通胀作为最重要的议题者中有71%支持了共和党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与通胀持强烈积极态度者与强烈消极态度者分别倒向民主共和两党的同时，认为“经济不是太好”以及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没什么变化”的群体中分别有62%和73%支持了民主党人。由此可见，通胀议题在选举中只促使了受影响最为严重者导向了共和党，略有不满者并未因不满而拒绝投票支持民主党人。换言之，通胀议题决定了民主党选情落后、最终在国会众议院失去多数的总体方向，但并未能导致民主党陷入惨败。
究其原因，共和党并未提出有效解决的切实方案而难以成功吸引选民，选前美国通胀缓和从而缓解民主党压力，应该说都具有一定影响。但更为关键的应该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多布斯”案的裁决再次引发了堕胎权问题这一具有“内战”级别的巨大争议。该争议刺激了民主党参与、有效平衡了选民因通胀对民主党的不满。
一方面，堕胎权争议刺激了民主党选民的参与。事实上，民主党人在堕胎权议题上表现出相对于共和党更为关注的倾向。同时，女性和少数族裔等更具民主党倾向的选民也明显更为关注该议题。在整个第117届国会期间进行的14场国会众议院补选中，民主党在“多布斯”案判决前的9场补选实际得票比预期得票平均少2%，而判决后的5场中民主党实际表现超出预期11%，甚至还出现了在原预期共和党维持的纽约州第18选区和阿拉斯加州全州选区的补选中民主党反转胜出的意外之喜。显然，堕胎权争议对民主党选民的吸引，有助于平衡原本因为拜登政府执政乏善可陈而无法提振的投票动力。
另一方面，堕胎权争议扩大了民主党的得票数量。出口民调数据显示，在27%的认为堕胎权最为关键的选民中有76%支持了民主党。同样，在总体上只有33%选民声称自己为民主党的情况下，60%支持堕胎权合法化、61%对“多布斯”案的判决失望或愤怒，这两个群体中73%和71%投票给了民主党。甚至，在宾州等一些关键州或选区，选民对堕胎权的关注率(36%)直接超过了通胀(29%)，进而也就在关键选举中扩大了民主党的选票，部分稀释或抑制了通胀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加州、密歇根、佛蒙特、蒙大拿及肯塔基等5州在选举日也同步举行了关于堕胎权合法化与否的公民投票，其结果是5州全部反对否定堕胎合法化。其中蒙、肯两个共和党全面主导州也分别以52.6%比47.4%和52.3%比47.7%的初步结果否定了限制堕胎权立法。这也足见堕胎权争议正在超越共和党议程，成为动员民主党、中间派甚至共和党温和派的重大争议议题。
(三)拜登的执政表现与特朗普的高调介入
作为“期中检测”，中期选举的结果自然要与拜登政府的执政表现密切相关。事实上，按照历史经验，总统在中期选举年的满意度如果在50%以下，其所在党将在国会众议院平均失去37个席位。特朗普执政期间，在其民意满意度长期低于50%的情况下，共和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失去了41个国会众议院席位。相比而言，作为民意评价最为极端的总统，拜登的支持度自2021年8月中旬即阿富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以来始终低于50%，且不满意度始终高于满意度，其中极值出现在2022年7月21日，即满意度(36.8%)与不满意度(57.5%)相差20.7%。在8月中上旬民主党推动完成所谓《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削减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等立法之后，拜登政府满意度升至42%，但不满意度仍保持在50%以上。按照历史经验而言，拜登如此的执政表现应该会拖累民主党选情。事实上，面对拜登的拖累，9月中旬的民调显示仅有35%的民主党人希望拜登谋求在2024年连任，民主党精英层内部已开始讨论下一次总统大选中的替代人选。根据出口民调数据，拜登的拖累角色并不明显。对拜登极为满意(18%)和比较满意(26%)的选民投票给民主党的比例分别为96%和91%。但对拜登比较不满意(10%)的选民中也有49%支持民主党，高于支持共和党的45%，只有对拜登极为不满意者(45%)中才有95%倒向了共和党。同时，认为拜登政府政策对国家有利者(33%)的选民中有95%支持了民主党，而认为其政策没有什么作用者(18%)中却也有71%选择了民主党。换言之，除了对拜登执政极其反对的共和党群体之外，民主党、中间派甚至是对拜登执政有一定不满的选民群体在本次选举中还是保持了对民主党的支持倾向。究其原因，除了通胀议题与堕胎权争议议题的牵动之外前总统特朗普的高调介入与跃跃欲试事实上也分散了本次中期选举的焦点。有数据显示，将拜登作为投票影响因素的选民为53%，将特朗普视为影响因素者为46%。这就意味着，特朗普虽然没有彻底取代拜登在本次选举中的地位，但本次选举显然不仅仅是关于拜登的，也是关于特朗普的。换言之，一次对拜登政府执政业绩的“公投”转变为一次在执政不佳的民主党和言行极端的特朗普之间的“选择”。这种颇有“大选化”的罕见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两党核心选民的投票行为，降低了中间选民因对拜登政府不满而转投共和党的可能性，削弱了拜登执政不佳对民主党的拖累，反而放大了特朗普对共和党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特朗普要将共和党的胜利塑造为其领导的胜利。在本次选举中，特朗普更需要共和党，而共和党却未必需要特朗普。虽然大量背书共和党人选、渲染所谓“再次伟大候选人”(MAGA candidate)。大有“点石成金”之意，但特朗普背书人选中存在大量在任者。按照选前数据，特朗普在国会参众两院及州长层次上分别背书了26位、172位及24位，其中在任者分别为12位(46.2%)、125位(72.7%)及8位(33.3%)。若考虑到前述三个层次各有16位、195位以及15位共和党人谋求连任，特朗普分别背书了其中的75%、64.1%及53.3%。基于在任者优势，特朗普选择在任共和党人无疑是为增加“胜算”、更易“收割”共和党的胜利。同时，特朗普的背书效果也具有区域差异，特别是在传统共和党盘踞的南方各州，特朗普更倾向于背书当地共和党支持的人选。比如，在亚拉巴马州国会参议员共和党提名中，特朗普就放弃最初人选、转而背书了即将退休的谢尔比钦点的继任者。甚至，为了既保持影响力又避免失败，特朗普还曾在同一场选举中同时联络并许诺相互竞争的多个共和党参选人。此外，选举结果显示，特朗普背书的非在任者候选人表现并不理想。在国会参众两院及州长层次上受到特朗普背书的在任者分别有12位(100%)、122位(97.6%)及8位(100%)实现了连任，而其背书的挑战者和开放选举竞争者的获胜率分别为0%、45.5%及10%和62.5%、72%及16.7%。甚至，特朗普的背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关键席位的失败，比如失去宾州国会参议员这一关键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梅赫梅特·奥兹(Mehmet Oz)就是得到特朗普背书才获得提名的。
另一方面，特朗普深陷的相关调查对共和党选情形成一定的负面效应。与2022年中期选举同步，关于特朗普的多项调查也被快速推进。国会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导的“国会山骚乱事件”调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进行的相关滥权调查、纽约州检察官主导的关于特朗普个人及其家族长期“商业欺诈”的调查以及佐治亚州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检察官推动的特朗普干预2020年大选计票调查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推进，国会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已向特朗普发出了传票，而纽约州检察官也对特朗普发起了起诉，这些都将对特朗普的政治前景带来较大影响。同时，共和党的1位国会参议员候选人、7位国会众议员候选人及1位州长候选人的选情也因曾参与“国会山骚乱事件”受到了相关调查的严重拖累。
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任何一次中期选举都会形成新的府会关系，不但为美国政治走向设定新的基调，而且也为美国联邦层面的内外政策议程提供全新的决策平台。相比以往中期选举而言，2022年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
(一)国会政治的变化
在共和党重掌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维持国会参议院多数的情况下，未来的第118届国会将与拜登政府形成所谓“弱分立”的“分立政府”状态，拜登也将在未来两年进入“跛脚”(lame duck)状态。
在府会“弱分立”的情况下，国会与白宫虽然存在分歧、展开党争，但由于民主党仍维持国会参议院多数，不符合其理念的立法议程难以被放行通过，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压力相对略小。一方面，共和党人将利用国会众议院多数地位挑战、阻碍乃至否定拜登政府及民主党的内外议程。具体而言，共和党人将围绕拜登政府边境管控、防控疫情、阿富汗撤军、乌克兰危机等重大议题、拜登家庭成员某些行为乃至所谓“2020年大选舞弊”等展开调查，并发起针对拜登、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等内阁高官开启所谓弹劾程序。甚至，2022年11月17日，国会众议院监察与改革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Reform)共和党人就迫不及待地抛出题为《妥协总统:拜登家庭调查》(A President Compromised: The Biden Family Investigation)的调查报告，直指总统家庭成员的商业行为。当然，由于共和党无法在国会参议院获得足够定罪的2/3支持，所谓弹劾程序只是“弹而不劾”，目的是弱化拜登等人在2024年大选中的声誉与动员能力。此外，共和党人不但会叫停目前民主党国会众议院“国会山骚乱事件”调查，还将以收紧或终止拨款等方式威胁联邦调查局停止针对特朗普的调查。另一方面，民主党仍可在国会参议院中阻击共和党的立法议程，阻碍共和党从国会众议院发起的调查、弹劾等政治攻击，为拜登及其民主党阵营的反击提供一定抓手。同时，民主党也可利用参议院多数提出一些立法议程，与共和党勾兑并最终推动，或将无法通过的责任推脱给共和党，还可能继续开启针对“国会山骚乱事件”等相关调查、阻碍共和党人拨款威胁等，从而形成一定党争攻势。此外，民主党的国会参议院多数还将有助于拜登继续提名自由派法官，以加速改造至少是修正美国司法体系的保守化态势。
与府会关系变化联动，新国会两院两党领导层也将在不同程度上面对调整。与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及其领导层总体稳定、调整有限相比，国会众议院两院领导层特别是民主党领导层或将迎来“大换血”。在共和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的情况下，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将有望出任新一任议长，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极可能接任多数党领袖，负责竞选布局的全美共和党国会委员会(National 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主席汤姆·埃默(Tom Emmer)或将接任多数党党鞭。同时，由于共和党所占据多数席位规模相对有限，具有极端保守倾向且已超过40位议员规模的“自由连线”(House Freedom Caucus)甚至是某些新当选的“再次伟大候选人”都可能掌握更大话语权，进而被吸纳进入领导层或获得塑造本党内外政策议程的充分空间。相比而言，民主党领导层的变动或将更为剧烈。在失去多数席位的情况下，82岁的佩洛西和83岁的现任民主党领袖斯滕尼·霍耶(Steny Hoyer)宣布将不在新一届国会谋求党团领导层职位；82岁的党鞭吉姆·克莱伯恩(Jim Clyburn)则希望以某种形式(如出任领袖助理)来协助新一代领导层。这就意味着，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将迎来2003年佩洛西出任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以来最为彻底的组织更新，当然佩洛西等人由于仍并未离开国会而仍可扮演关键的幕后角色。在这种情况下，52岁的现任民主党党团主席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将接任佩洛西出任民主党领袖，进而成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首位非洲裔少数党领袖。于2012年首次从纽约州当选的杰弗里斯在党团内部以及领导层中已具有较强影响力，而且得到了佩洛西认可以及国会众议院“非洲裔连线”支持。此外，与杰弗里斯互动密切的59岁的凯瑟琳·克拉克(Katherine Clark)和43岁的皮特·阿奎勒(Pete Aguilar)将分别出任民主党党鞭以及党团主席。与此同时，转入少数地位的民主党领导层如何继续平衡民主党内部激进自由派势力，仍值得关注。事实上，所谓“正义民主党”(Justice Democrats)、“劳工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等不同派别并不认同杰弗里斯及其政见，甚至此前“正义民主党”代表人物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还曾明示要招募人选在初选中挑战杰弗里斯。同时，这些激进派内部也有声音表示他们清楚难以改变总体趋势、转而希望通过竞争等方式对领导层构成一定压力而促使其接受某些激进派的政策立场、甚至接纳某些激进派代表进入领导层。事实上，国会众议院“进步主义连线”(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现任主席帕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曾一度表示有意参选党鞭，虽随后放弃，但仍强调了将最大限度地推动受各方欢迎的政策议程。面对转为少数党并发生20年以来最大规模领导层更新，如何维持党团控制、平衡内部力量且有效应对共和党，无疑将成为杰弗里斯等人领导的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的重大考验。
此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民主党在国会参议院的最终席位数也将影响其党内政治议程。由于民主党多数席位增至51席，在第117届国会参议院立法中掌握超额话语权的西弗吉尼亚州温和保守派民主党人乔·曼钦(Joe Manchin)和亚利桑那州的独立人士柯尔丝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的作用将有所下降。只有曼、西两人不同时一致反对某项议程，民主党就可确保该议程的通过。
(二)政党政治的趋势
与以往选举相比，本次中期选举在区域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趋势具有更强的指标意义。2020年大选中，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分别时隔30年和26年再次赢得了佐治亚和亚利桑那两州的选举人团票，随后民主党又赢得了亚利桑那州的国会参议员席位以及佐治亚州全部两个国会参议员席位。这对民主党人而言是在区域实力对比意义上的重大突破，可能预示美国东南部和西南部某些人口、经济以及产业结构增长或变动较快的州即所谓“增长南方”逐渐转向民主党，从而打破民权运动以来共和党在南方相对稳固的优势地位的可能趋势。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以及同为西南部的内华达州都进行了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及州长等职位的改选，其结果可以进一步测试民主党上述在区域主义上的可能性。从选后初步结果看，在佐治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和共和党在任州长分别连任成功；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在连任国会参议员的同时夺回了州长职位；在内华达州，民主党连任国会参议员，但民主党在任州长却以小幅劣势被共和党击败。如此相对平衡、各有进退的局面虽然不足以说明民主党在美国东南部和西南部进一步延续并强化了2020年大选中所展现出的优势，但也无法否定民主党在这两个区域持续抬头、保持较强竞争力的发展态势。这种政党政治在区域主义意义上的新态势的延续，也为未来两党政党重组与周期变化继续保留了空间。
在区域主义延续的同时，如前文所述，堕胎权争议在本次中期选举中已开始产生重大政治影响。近年来，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改造联邦最高法院等司法体系、导致其保守化的情况下，共和党或保守派正在借助司法权不断“蚕食”20世纪民权运动的相关遗产。目前已被“攻破”的是堕胎权，未来极可能的目标即“肯定性行动”下少数族裔的社会平权。从堕胎权争议在本次选举中的动员效果看，民权相关议题对民主党选民乃至中间选民的动员极为明显。就如同民权运动让民主党赢得少数族裔却失去南方各州，共和党或保守派的这种“蚕食”也极可能会令其失去某些关键选民、甚至失去某些被认为相对固定但与70年前完全不同的南方州，特别是刺激“增长南方”各州的变化。而共和党可能因此而在选举政治意义上付出的重大代价，或将推进更大规模、效果更具长期性的政党重组。
(三) 新的大选周期
虽然中期选举一般未必对随后两年的大选结果具有必然的参考意义，但中期选举的结束往往意味着大选周期的逐渐开启。比如，2020年大选周期被认为是从2018年12月31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宣布成立旨在参选的试探委员会时就徐徐拉开了帷幕。事实上，在中期选举期间，前总统特朗普阵营就曾传出其可能在选前宣布参选，引发了共和党阵营关于中期选举失焦的担忧。11月15日晚，即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周，特朗普正式宣布第三度参与总统大选。以首个主流参选人宣布为起点，可以说2024年大选周期的“隐形初选”已比往届更早地正式开启。
就民主党而言，如前文提及的，至少从选举结果看，拜登执政并未彻底拖累民主党选情，但从出口民调看只有30%的选民愿意看到拜登谋求连任。事实上，2022年7月的民调就显示，75%的民主党人更希望看到拜登之外的人选角逐下次大选，而10月底的民调继续显示，只有33%的选民将支持拜登连任选举。这种不满状态或将进一步加剧原本就存在对拜登届时82岁高龄能否有效履职的忧虑与质疑。按照一般经验，作为在任总统，拜登应在中期选举年后一年即2023年的4月到6月份之间正式宣布明确意向，即便推迟也应在2024年初选之前最终确定并宣布。如果拜登宣布谋求连任，作为在任总统，通常情况下不会遭遇严峻挑战，进而民主党总统人选相对确定，竞选主线也相对明确，副总统人选因竞选或政治考量而改变的可能性仍存但有限。当然，目前也无法彻底排除类似于林登·约翰逊在1968年的决定即拜登最终宣布放弃连任的可能。如果此类情况发生，拜登在任期最后两年将可最大化地超越选举周期、府会关系以及选民压力的限制与塑造，全力为铸就历史遗产而推进内外议程，这将是一种完全不受一般历史经验局限的罕见状态。在此状态之下，为了确保继续维持政治与政策主导权不受选举分散，拜登或将公开支持延续其内外议程的新人选，而该人选很可能是副总统哈里斯或交通部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等目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以确保政策议程与选举议程的同步性。
就共和党而言，如前文所示，特朗普在本次中期选举中的作用并不积极，但他仍然会将共和党的微弱胜利描述为其个人的胜利，从而企图继续掌握共和党的控制权，代表共和党出战2024年大选。截至选前，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民调中，特朗普仍以超过50%的支持度位列第一，大幅领先于得到30%左右支持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虽然选后德桑蒂斯一度出现反超的态势，但特朗普仍具有极强影响力。如果这一趋势未来得以延续，2024年大选的确有可能再次重现1892年现总统与前总统之间的“重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调数字是在共和党内部还未开始正式初选竞争、更多选民只熟悉前总统特朗普的情况下进行的，仍可能有变数。事实上，自2021年共和党人格伦·杨金(Glenn Youngkin)在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获胜以来，一种与特朗普个人保持距离、但接受特朗普理念或“特朗普化”的新路线得到了共和党内部的广泛关注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未来，随着共和党“隐形初选”的展开，如果共和党新世代政治人物更多参与初选，届时加之关于特朗普的相关调查持续发酵、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特朗普仍存在无法获得提名的概率。
在提名特朗普或新人选这两种情况下，曾经从“特朗普现象”中获益而执政的共和党事实上将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面对所谓“特朗普问题”。在“重赛”情况下，围绕特朗普的各种调查最终给其定罪的负面前景或将弥补拜登执政乏善可陈、老态龙钟的不足，最终结果未必如共和党所愿。此外，共和党内部会否因提名特朗普而分裂并涌现出不足以当选但足够分散共和党选票的独立人士或第三党参选，也将是不确定因素。在提名新人选的情况下，特朗普最终无法被有效安抚、仍执意以独立人士或第三党参选的可能性也不可小觑。如何避免重蹈1912年老罗斯福断送共和党选情的覆辙，应该说是共和党极为棘手的挑战。
综上而言，进入新的大选周期之后，民主党所要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并困扰的代际更新问题，而共和党将要处理的则是在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与其个人之间做出彻底取舍的路线问题。
四、对拜登政府政策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在“分立政府”的状态下，总统所支持的立法得以通过的比例只能维持在40%，明显低于所谓“一致政府”下的水平(约75%)。这就意味着，未来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必然在财政、立法、人事、调查等各维度上对拜登政府的政策议程推进全面制约，体现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同时，民主党也将尽可能利用国会参议院多数地位做出一定的被动反击。
(一)国内政策
通常而言，美国国会在国内政策上能够对总统构成的影响乃至限制更为显著。就财政权而言，国会共和党人将与拜登政府展开激烈较量，完全有可能再次出现部分“政府关门”等危机。一方面，虽然2023财年拨款立法也未在中期选举前完成，但由于民主党仍可在第117届国会最后两个月的“跛脚会期”(lame duck session)主导议程，所以可以避免再现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长达35天、跨越两届国会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闹剧。但随后关于2024和2025两个财年的预算决议案、授权及拨款法案等的推进都将引发府会之间、两党之间的正面对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美国联邦债务(2022年10月已达31.1万亿美元)即将临近31.4万亿美元的上限，尽快提高债务上限成为白宫对国会提出的迫切要求，但共和党必然将以此为由来强制削减拜登政府的内外支出。当然，这种围绕债务上限展开的博弈也完全可能引发“政府关门”或评级下降等危机。
就立法权而言，共和党不但将竭力阻碍拜登政府未来要推进的新政策议程，而且将尝试推翻或修正拜登政府前两年设法通过的某些立法(特别是涉及每财年拨款审批的内容)从而削弱其政策成果，比如叫停移民改革、枪支管控、清洁能源等民主党倾向的政策议程、压缩《芯片与科学法》《削减通胀法》所涉及的支出或调整《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中的相关项目以确保本选区获益等。当然，共和党也将提出并尝试推动自身倾向的某些政策。2022年9月22日，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就效仿先例，对外公布了一份题为《向美国承诺》(Commitment to America)的竞选纲领，宣称将在重掌国会后一一落实。该纲领分为提振经济、国家安全、自由前景以及负责任政府四大部分，涉及政策如：减少联邦支出、控制物价、以减税和去监管刺激经济、削减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人员规模、最大化增产并使用美国自产传统能源、维持边境安全、打击非法移民、增加警力打击犯罪、提高军费、改革教育政策、更为透明且低廉的医疗服务、平衡大科技企业、保护民众在保守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如推动联邦层次否定堕胎权的立法)、提高华盛顿政治“透明度”以及强化对选举事务的管理等内容。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上述共和党的政策议程必然会在国会参议院遭遇民主党的阻碍，需要妥协才有可能推进。
就人事审批权而言，民主党虽然在国会参议院占据多数，但由于优势仍微弱，特别是在某些委员会层次的人事审批过程中仍可能被本党温和保守派、独立人士以及共和党人把持或拖延，从而扰乱白宫议程。一般而言，白宫以及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会在中期选举之后选择离开政府，其中一些官员的补位人选需要国会参议院批准。目前看，现任财政部长詹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虽曾否认、但仍被猜测将提前离任，而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也已确定将在2023年离开白宫、重返大学教职。未来拜登在这些与财经政策相关的关键职位上的新人选都必须经过国会参议院相关委员会以及全会的确认，届时共和党将会抓住机会，借此介入、影响至少是公开抨击拜登政府的相关政策。
就调查权而言，如前文所述，共和党将驱动国会众议院展开针对拜登政府某些决策的调查，进而可能会对拜登或者其他政府高官开启弹劾程序。这个调查过程所可能涉及的边境管控、移民、防疫、经济刺激计划等相关政策将会面对极大的政治与舆论压力，进而引发调整可能。
面对可能出现的如此剑拔弩张的局面，拜登要么选择利用本党在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地位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寻找更多协调乃至妥协的共识领域，以此来尝试推进某些政策；要么就要如奥巴马或特朗普当年那样使用总统行政令等单边行动来落实政策。然而，单边行动所推动的政策往往难以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且更易引发远超政策效果的争议。
(二)对外政策
在中期选举后国内议程明显受阻、国内党争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出于对未来选举布局或塑造政治遗产等的考量，总统通常会将对外事务作为突破口。对拜登而言,面对“分立政府”的压力，特别是在考虑到其高龄现状以及超越选举周期、专注遗产的可能性，其时不我待地快速转向对外事务的可能性必然更高。同时，民主党掌握多数的国会参议院在对外事务上更具影响，这也会促进拜登转向对外事务的选择。
从历史经验看，转向国际舞台、尽力展现总统领导力的做法已成为惯例。2010年民主党失去国会众议院后，奥巴马在2011年做出了一系列对外动作：3月19日组织北约发起打击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5月2日击毙本·拉登、11月12日到13日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转向亚太”、12月18日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等。这些对外动作从民调上看应该说缓解了奥巴马当年4月到8月期间因债务上限危机而遭遇民意下滑的窘境，为其竞选连任创造了更大机会。类似在国际舞台上的极其活跃也发生在2018年共和党失去国会众议院之后的特朗普政府。在选后，特朗普旋即就边境墙问题与民主党展开恶斗，不惜以2018年12月22日到2019年1月25日长达35天部分“政府关门”为政治要挟。随后，2018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开始从叙利亚撤军、2019年1月23日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为“临时总统”、2月27日到28日在越南河内参加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6月1日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6月20日空袭伊朗、6月30日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参加美朝领导人第三次会晤、9月26日在纽约举行“印太四国”首次外长会晤、10月26日击毙巴格达迪，2020年1月3日刺杀苏莱曼尼、1月15日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1月28日与以色列宣布解决巴以问题“新方案”、2月29日与阿富汗塔利班签订协议。这些对外行动帮助特朗普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所谓“电话门”调查及弹劾程序的情况下反而强化了民意支持，其满意度从2019年1月份的37%上升到2020年1月份的46%。两位前总统的做法共享着一些功利性或工具性的基本逻辑，这可能也是拜登在未来两年要遵循的。一是，推动在国内具有共识、彰显捍卫美国长期国家利益战略方向的议题；二是，推动直接回馈本党关键选民在利益或价值观意义上重大关切的议题；三是，推动具有仪式感、历史刷新感且足以吸引舆论眼球的议题；四是，一定避免卷入新的争议或泥潭。
依此逻辑，拜登政府必然进一步推进“大国竞争”与“印太战略”。在亚太方向，拜登政府将努力借助202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召开的机会，尽全力推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落地实施，进一步强化“四国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在欧洲方向，拜登政府将进一步强化对俄施压、推动北约东扩，强化与欧洲在安全、经贸与科技等领域的机制化合作，提高“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的关键协调作用。在中东方向，拜登政府可能继续推动与伊朗签订新协议，强化盟友关系，以期稳定油价，并通过构建并扩展“美印以阿四国机制”(I2 - U2)等机制联动“印太”与中东。在全球范围内，拜登政府必然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维度上的竞争，推进“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并将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构建新的主导框架。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期选举的结果总体上还是会加剧传统盟友对美国国家与政策前景的不安心理。过去两年中，传统盟友始终担心拜登所谓的“美国回来了”只是“暂时停留”，始终忧虑2024年大选后可能上台的共和党人将再次颠覆性调整对外政策。民主党虽然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并未彻底惨败，但共和党毕竟已重返国会众议院多数，这将加剧盟友的紧张并牵动他们的对美态度。为了稳定盟友关系，拜登政府将极有可能通过继续不断制造或尽可能延长某些地缘危机与“威胁”来巩固自身议程。总体而言，拜登政府或将从重塑美国领导地位、回应美国国内利益、提振美国自身经济与竞争力为目的，以加速编织构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小圈子”为手段，全力推进具有一定两党共识的“大国竞争”。
当然，国会在对外事务上也并非全无作用，甚至近年来国会的作用正处于上升趋势。国会共和党人在未来两年仍将尽可能塑造乃至限制拜登政府的某些重大对外政策。在乌克兰危机上，共和党内部一致对于拜登政府的对乌援助存在不同程度的质疑。共和党传统建制派在军工利益与传统能源利益的驱动下当然会继续支持对乌军事援助，但也强调军援不应沦为“空头支票”，要增加更多监管，以确保其战略效果。共和党内部极端派或与特朗普理念更相近的反建制派则倾向于反对对乌援助，对经济援助持高度怀疑，强调要将更多资源投入美国自身。在这种复杂且自相矛盾的立场下，共和党人更倾向于第117届国会“跛脚会期”批准进一步更大规模地对乌援助，进而避免由新国会讨论并引发自身内部分歧。但如果未来需要由共和党主导国会来参与对乌援助决策的话，共和党极可能会做出继续支持军援，但增加监管协调机制、减少经援的政策调整。此外，国会共和党人针对拜登次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调查也可能涉及乌克兰事务，这也会对拜登政府对乌政策造成一定牵绊。在中东事务上，国会共和党人将阻碍拜登政府推动与伊朗签订新协议的努力。同时，由于2022年11月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极可能重新执政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与共和党互动密切，未来拜登政府也更难与以色列强化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事务上，国会共和党人将展开针对拜登政府2021年8月前的阿富汗撤军决策的调查，其过程也有可能促使白宫在阿富汗事务上做出某些调整。
(三)对华政策
必须看到，在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将中国定位为“唯一一个同时具备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以及实现该意图所需的持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及科技力量的竞争者”的大背景下，中期选举因素不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战略方向，反而会强化拜登政府加速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迫切性，并导致某些政策议程或政治氛围的复杂化乃至恶化。换言之，中期选举后美国对华战略将更加确定，而对华政策将更加突出不确定。
首先，国会共和党人将鼓吹其自身的负面对华政策议程。在选前，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团就提出了多项涉华政策议程，特别强调将推动在供应链方面完全与中国“脱钩”、消除对华所谓“依赖”，并将在新一届国会中设置一个专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该委员会可被视为2020年5月7日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建立的“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的升级版。当时的“中国工作组”聚焦于意识形态竞争、供应链、国家安全、科技、经济与能源、竞争力乃至所谓“新冠肺炎病毒溯源”等议题，充斥着对中国的歪曲与敌意。可以预见，该特设委员会必然成为共和党人乃至某些民主党人在国会中继续推动相关负面涉华议题乃至涉华法案的枢纽机构。同时，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在2022年8月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前后，极可能在新一届国会众议院接任议长的麦卡锡曾公开表示愿意以议长身份率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麦卡锡等人就位后若进行类似挑衅举动，必将极大恶化两岸局势、损害中美关系。面对共和党人单方面发起的具有浓厚党争色彩的这些对华挑衅，白宫反而有可能更有动力通过管控危机的方式来展现自身不同的影响力，这一可能性值得密切关注。
其次，共和党在对华议程上有可能塑造白宫议程。在未来两年的“分立政府”状态下，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人如果要推动一些国内议程，可能需要在某些少有的共识领域达成某些妥协。特别是在“弱分立”情况下分属两党的国会两院更易在立法过程中寻找更多能够实现妥协的共同关切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华示强、推进战略竞争极可能成为府会、两院或两党妥协与勾兑的工具性议题，进而为共和党塑造白宫对华政策提供了可能空间。近年来，共和党在对华立场上表现出更加突出的意识形态偏见、“冷战思维”及保护主义倾向，其政策影响可能表现为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炒作抹黑中国、操作台湾问题、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推动军事部署与威慑、贸易制裁与贸易保护、“科技脱钩”与投资审查以及阻碍社会与人文交流等倾向。其中，台湾问题或继续突出上升，特别是对台军售、“美台军事合作”及美在台相关区域军事活动等或将更为嚣张。与此同时，由于强烈支持传统能源、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国会共和党人也可能成为中美努力保持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严重障碍。换言之，在国会共和党对白宫的塑造下，中美之间现有的分歧与矛盾可能被进一步激化，而合作点则要面对被明显弱化的风险。
再次，中期选举导致了多位涉华议员的变动，为新一届国会涉华行为带来了新的观察点。在选举之前，国会两院多位反华议员选择退休或不再谋求连任，其中包括现任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成员及国会参议院“台湾连线”联席主席之一、长期支持对台军售并反对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共和党人英霍夫宣布退休；现任国会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及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曾前后8次“窜访”台湾的民主党人埃迪·伯尼斯·约翰逊(Eddie Bernice Johnson)，现任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联席主席之一的民主党人阿尔比奥·赛雷斯(Albio Sires)以及长期恶意炒作南海事务的越南裔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史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都宣布不再谋求连任。从选举结果看，长期负面操作涉华议题的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中亚及不扩散事务分委员会(House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the Pacific, Central Asia and Nonproliferation)首席成员及“台湾连线”创始联席主席之一的共和党人史蒂夫·夏伯特(Steve Chabot)连任失败；而现任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及国会参议院“台湾连线”之一、长期对华持有价值观偏见并在选前提出所谓“台湾政策法”的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之子罗伯·梅嫩德斯( Rob Menendez)顺利当选新泽西州第8选区国会众议员。此外，身为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的俄克拉何马州共和党人马克韦恩·马林(Markwayne Mullin)顺利当选国会参议员。这些变化将导致国会两院内部“台湾连线”的组织重构以及负面涉华力量的更新。
除了议员去留变动之外，国会两院党团或相关委员会领导层的调整在对华政策意义上也值得关注。一方面。离开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的佩洛西在对华事务上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她将与白宫保持一致来应对共和党借助对华政策而展开的党争攻击，是与共和党人展开对华示强竞赛，还是促成在负面涉华议题上妥协来推动其他政策议程，都很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同为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迈克尔·麦克考尔(Michael McCaul)和亚拉巴马州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将分别从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首席成员转任委员会主席。这些负面涉华力量在关键权力职位的上升势必会刺激新一届国会的消极涉华行为。
结语
“我想，昨天对民主而言是个好日子。我也认为，昨天对美国而言也是个好日子”，2022年11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记者会上流露出对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的欣喜。当然，拜登口中的“约翰·肯尼迪以来民主党的最佳表现”显然并不符合事实，而且这种生硬地将自己与肯尼迪联系起来的口吻也颇有几分盲目乐观。
必须看到，民主党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并未遭遇民意的大幅度回摆，完全不能被解释为美国选民对拜登及其政府、对民主党人在任何意义上的正面支持与信任，更不意味着美式民主的所谓“好日子”。反而，这样一种“温吞”的选举结果所反映出的是美国选民在危机迫近之际的不安、忧虑、彷徨与无奈。一位将美国内外秩序破坏殆尽的前总统高调回归、极端如故，加剧了大多数选民对国家走向的深度焦虑。作为这位前总统执政的遗产之一，保守派思潮及其驱动下的司法体系正在一步步瓦解五六十年前早已被多数美国人熟悉的公共社会共识，而这种瓦解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都是颠覆性的。换言之，此次中期选举中的某些因素让美国选民越来越真切地看到了一个更加无法接受的未来。为了避免那种未来，他们宁愿接受至少不否认令人不满的现实。
在族裔结构巨变、身份认同裂解的今天，面对着“美国是谁的美国”这一重大问题，两党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民主党要构建“所有人的美国”，而这却是一个所有人都未曾见过的“明日认同”，共和党则要回归“白人的美国”，回到一个“昔日认同”。两个答案，展现出两种不同的认同，指向着截然不同的国家前景。而今，两个答案之间的对抗，正在以极大撕裂这个国家的方式展开。界定美国的“主人”，就要先界定谁有权利成为美国人、而美国人又能享有怎样的权利。于是，两党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通过回答“谁是美国人”来从根本上化解“美国是谁的美国”。两党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如是，如今保守派将矛头直指生命权、直指族裔平权更如是。
悲哀的是，美国选民只能在本次中期选举中表达出对那样一种未来的反感，但却也仅此而已。前总统还是会宣布回归，而保守派还是会与被其刺激起来的自由派携手踩在民权运动的遗产上展开新的厮杀。从某种意义上讲，2022年中期选举是美国政治的一个节点：在这之前是间歇性的平静、安分甚至无聊，在这之后则将以极快速度重新堕入更深的杂乱、聒噪乃至癫狂之中。
本文首发于《美国研究》2022年第6期
